国军少将被俘，1960年获特赦，二十年后中央批准：享副部级待遇

1949年12月9日凌晨，昆明雾重如纱，西南联大旧址的钟声还在空中回荡，沈醉被带进陆军模范监狱。就在几个小时前，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昔日的军统少将一夜之间失去一切权柄，只剩一身囚衣与满腹惶惑。

沈醉的名字，在军统内部算得上响亮。1932年他走进复兴社，仗着聪明与手段，先后转到戴笠创立的军统特务处。年纪不大，却手握生杀大权，特务头子们也得叫他一声“小沈处座”。他在上海当过侦缉队“扛把子”，结交过数不尽的地痞与小偷。那次唐纵的钱包失而复得，就是靠沈醉“摆平”了盗贼，可见其腕力与路数。

抗战胜利后，他跟着郑介民搅动风浪。运棺材走私烟土的荒唐事就发生在那时。棺木里满是鸦片，若非亲眼所见，谁能想象这位“抗战英雄”竟把民族苦难换算成白花花的银子？沈醉终究没有揭发上司，他自己亦自嘲：“人在大染缸，总要染上几分颜色。”

然而戴笠坠机后，毛人凤对老部下逐渐起了疑心，沈醉被派往云南。1949年夏秋之交，蒋介石指令杀掉反对派人士，沈醉收到密码电时，心里已然翻江倒海。他看出卢汉暗通中共，也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拖字诀、打太极，一直没动手。毛人凤愤怒南飞，沈醉举杯相陪，酒意上涌之际，曾暗握手枪，最后还是收了回去——这一犹豫，决定了他此后几十年的命运。

昆明起义后，沈醉的处境颇为微妙：通电上有他的名字，身份却仍被列为“俘虏”。有人说卢汉想把他送给人民解放军，以冲抵擅自放走张群的“过失”。不论缘由如何，沈醉被押往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从此开始了十年的改造生涯。

最初的沈醉抵触极深。他见识过军统内部酷刑，心中对“审讯”二字有本能的惊惧。第一次见到杜聿明躺在石膏支具里，他低声嘀咕：“这是新把戏？”杜聿明摇头苦笑：“兄弟，他们是在救我。”细问下才知管理所为治疗他的脊椎结核，不惜从香港购药，每日牛奶供应。那一刻，沈醉感到陌生：昔日军统自诩“天罗地网”，可从未见过对手的宽厚。

慢慢地，他与康泽、黄维等人一起上政治课、读新报纸，还被带去重庆、南京实地参观。老重庆的破败码头与新工厂的轰鸣同框，让这位前特务生出疑惑：难道自己以前真的走歪了路？“得攒点真本事，不然出去也白活。”他对隔壁号的庞镜塘自嘲道。庞镜塘叹了口气，“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

1959年暮冬，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沈醉榜上无名。有人拍桌子叫屈，他却低头琢磨自身短板：文化水平虽不低，但表现不过硬。之后他加倍钻研马列理论，也自愿扫院子、养花木。辅导员夸他：“沈处座变勤快了。”沈醉苦笑，“我早就不是处座了。”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令生效，沈醉顺利出狱。出门那天，北风劲吹，他抬头望监狱高墙，心里反而安稳。几位曾被军统折磨的民主人士主动来见，他忐忑迎上，没想到对方只谈国事不提旧账。“过去翻篇了，你也别再背包袱。”一句宽慰，把沈醉说得热泪直流。

1961年至1979年，沈醉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任务是整理旧档、口述史料。他熟记军统秘密，批注条分缕析，为研究部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时候，他会忽然停笔：“这一页得涂黑，牵涉无辜。”工作人员劝他如实记录，历史自有公断。双方拉锯几回，最终保留原文。不得不说，这份交锋，也是思想继续改造的过程。

到了1980年，中央对西南起义细节再次梳理。档案显示：沈醉当年不仅签字，还在昆明缴械环节里做了具体组织工作，且护送特务档案完好移交。鉴于此功，战犯身份被取消，批准享受副部级医药与交通待遇。文件送到他手上，他只怔怔看了一分钟，然后把纸放进抽屉，合上锁，谁都没提。

晚年的沈醉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常聚，地点多在北京西郊一处小院。茶过三巡，众人谈台湾局势，亦谈昔日沙场。有人打趣：“沈文史，你那一抽屉旧账够写十本书。”他挥手，“写出来反倒没意思，留给后人慢慢考。”席间静默半响，杜聿明轻叹：“活过来就不易，咱们各自保重。”

1996年10月27日，沈醉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对许多人而言，他的名字曾代表血腥与阴影；对另一些人而言，他又是战后和解的象征。一个军统少将，从牢门走到政协文史，再到副部级待遇，这条曲折的道路，也折射出国家对待旧敌人的复杂态度：既有原则，也留余地；既清算旧账，也重视转变。

故事到此，中间没有传奇色彩的飞天遁地，只有人心的犹疑、时代的巨轮。沈醉的际遇告诉世人：在历史的天平上，立场可以被重新选择，行为可以被重新衡量，唯一不可忽视的是那分量不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