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下乡的第二年，大队长悄悄对我说：我把女儿许给你

七八年的夏天，毒得像后娘的巴掌。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把最后一点云彩都烤化了。

地里的泥块烫得能烙饼，我一锄头下去，溅起的土星子落在胳膊上，就是一个红点。

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我眯着眼，看着前面一望无际的玉米地，绿油油的，像一片要把人吞噬的海洋。

这是我下乡的第二年。

第一年的那点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豪情壮志，早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刨土里，磨得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

我叫沈辉，从上海来的。

在上海，我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

在这里，我能闭着眼睛，光靠闻味儿，就知道哪块地的粪施得足。

“沈知青，歇会儿，喝口水。”

是老支书的声音。

我直起腰，后腰像断了一样，咔吧一声。

老支书递过来一个豁了口的粗瓷大碗，里面的水浑浊不堪，飘着几根草屑。

我接过来，也顾不上干不干净，“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下去。

水顺着喉咙眼一直凉到胃里，总算把心口那股火燎燎的感觉压下去一点。

“谢了，支书。”我把碗还给他。

老支书没接，自己从腰里摸出个军用水壶，拧开喝了一口，咂咂嘴。

“你们这些城里娃，就是金贵。”他看着我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身上的的确良衬衫，摇了摇头。

那衬衫是我从上海带来的，最后一件还算体面的衣服。

现在，它也被这黄土地染成了看不出本来面目的颜色。

我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这种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是啊，金贵。

金贵到晚上睡在跳蚤窝里，第二天浑身红包，痒得想把皮都抓下来。

金贵到顿顿吃高粱面窝窝头，剌得嗓子眼生疼，拉出来的屎都带着血丝。

老支书把水壶挂回腰上，浑浊的眼睛在我身上打了个转。

“小沈，你来咱红旗大队，也快两年了吧？”

“一年零八个月。”我记得清清楚楚。

每一天，都是用手指头在土坯墙上划拉下来的。

“嗯。”他点点头，像是自言自语，“是个好后生，有文化，手脚也勤快。”

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陪着笑。

在这儿，大队干部就是天。一句话，就能决定你今天能拿几个工分，能不能分到一点儿肥肉。

他突然压低了声音，朝我凑了过来，一股旱烟和汗水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

“小沈啊，叔跟你说个事儿。”

我心里一咯噔。

“叔看你这孩子，人不错。就是一个人在这儿，没个着落，苦。”

他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寻思着……我把我家翠莲，许给你，怎么样？”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谁抡了一锤子。

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我呆呆地看着他。

老支书，周全胜，红旗大队的大队长。

他说，要把他女儿许给我？

他女儿，周翠莲。

我见过。

或者说，整个红旗大队的知青，没一个没在背后议论过她。

她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村姑。

她壮实，健康，皮肤是常年日晒雨淋后的小麦色。两条辫子又粗又长，干活的时候就盘在头顶上。

她干活是一把好手，抡起锄头来，比队里一些半大小子还有劲。

她不爱说话，总是抿着嘴，一双眼睛黑亮黑亮的，像两颗浸在水里的黑豆。

大队长看我没反应，以为我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我把翠莲许给你。你成了我周家的女婿，以后就不是外人了。工分给你记满，重活累活也轮不着你。过两年，我再想办法给你在村里小学弄个民办教师当当。你看，中不中？”

我的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

不，是揣了头要撞破胸口的牛。

这是个巨大的诱惑。

一个能把我从这无边无际的苦海里捞出来的救生圈。

当大队长的女婿，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再也不用天不亮就起床，去挣那几个可怜的工分。

意味着我能吃上白面馒头，逢年过节桌上能有正经的肉菜。

意味着我在这红旗大队，就扎下了根，有了靠山。

可……

我的根，在上海啊。

我的家，在那个有抽水马桶和煤气灶的弄堂里。

我的父母，还在等着我回去。

我来这里，是为了“改造”，不是为了“扎根”一辈子。

娶了翠莲，就等于我这辈子，都得交代在这黄土高坡上了。

我沈辉，一个高中毕业生，一个曾经梦想考大学、当工程师的城市青年，就要变成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不。

我绝不甘心。

“叔……”我艰难地开口，嗓子干得像被砂纸磨过，“这事儿……太突然了。我……”

大队长摆了摆手，打断了我。

“不突然。我瞅你很久了。”

他那双浑浊但精明的眼睛，像鹰一样盯着我。

“你们这批知青里，就你，看着最顺眼。不油腔滑调，干活也实在。不像那个小王，一天到晚就知道耍嘴皮子，看见活儿就往后躲。”

他口中的小王，是跟我一起来的另一个上海知青，王建国。

“叔知道你们城里娃心高，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城。”

他一句话，就戳破了我心里最隐秘的念想。

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

“可你想想，回城？多难啊。招工的名额，几年才有一个？还轮得到你？病退？你身子骨这么壮，谁给你开证明？”

他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刀一刀割着我的希望。

是啊。

回城。

这两个字，就像挂在天边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

我们这群知青，晚上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唯一的话题就是回城。

可谁都知道，那只是个梦。

“小沈，叔是过来人，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人啊，得活在当下。”

“你娶了翠莲，就是我们红旗大队的人。我周全胜，亏待不了你。”

他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力道，像是某种承诺，又像是某种不容置疑的命令。

“你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就来找我。”

说完，他背着手，迈着四方步，朝村里走去。

只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灼热的阳光下，像个傻子一样。

脚下的泥土是滚烫的，可我的心，却一点点沉了下去，凉得像井里的水。

那天下午的活儿，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干完的。

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

大队长的话，一遍遍地在耳边回响。

“把翠莲许给你。”

“以后就不是外人了。”

“回城？多难啊。”

回到知青点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那是一个废弃的旧祠堂，四面漏风。我们七八个男知青就挤在东西两间偏房里。

王建国正翘着二郎腿，躺在炕上哼着《红灯记》。

看见我进来，他斜了我一眼。

“哟，我们的劳动模范回来了？今天又多挣了几个工分啊？”

他话里带刺，我懒得理他。

我扔下锄头，拿起水瓢，在院子里的水缸里舀了一瓢水，从头顶浇了下去。

冰冷的水让我打了个激灵，混乱的脑子似乎清醒了一点点。

晚饭是玉米糊糊，配着一碟黑乎乎的咸菜。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王建国一边喝糊糊，一边还在那儿说风凉话。

“哎，我说沈辉，你瞅你那苦大仇深的样子，给谁看呢？不就是多干了点活儿吗？至于吗？”

“你懂个屁。”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嘿！我怎么不懂了？”王建国把碗一放，“我告诉你，在这儿，傻干活是没用的。得会来事儿！你得跟大队长、跟支书搞好关系！你以为我天天往大队长家跑是干嘛去了？联络感情！”

我心里冷笑。

联络感情？

你那点心思，谁看不出来？

不就是看着大队长家顿顿有白面吃，想去蹭一顿吗？

不就是看着翠莲是队里的一枝花，想去献殷勤吗？

可笑的是，你这点小九九，大队长早就看穿了。

他今天还拿你当反面教材呢。

想到这里，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优越感。

你看，王建国，你费尽心机想巴结的人，现在主动要把女儿嫁给我。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怎么会这么想？

难道我内心深处，已经开始动摇了？

我烦躁地扒拉了两口糊糊，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

“我吃饱了。”

我走出祠堂，漫无目的地在村里的小路上走着。

月亮升起来了，银盘似的，把整个村庄都照得亮堂堂的。

土坯墙，茅草屋，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这里的一切，都和我记忆里的上海，格格不入。

我走到村头的小河边。

河水在月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

我看见河边有个人影。

走近了才发现，是翠莲。

她正在洗衣服，身边放着一个大木盆。

月光洒在她身上，给她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镀上了一层银边。

她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

四目相对。

我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是她先开了口，声音很低，但很清脆。

“沈知青。”

“……嗯。”我应了一声，“还没睡啊。”

这简直是句废话。

她没理会我的废话，只是低头继续搓着手里的衣服。

那是一件男人的褂子，很大，像是……大队长的。

她搓得很用力，手背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这就是大队长要许给我的女人。

如果我点了头，她就是我的妻子。

我们会生活在一起，在这片黄土地上。

她会为我生孩子，为我洗衣做饭。

我们的孩子，会像她一样，说一口本地的方言，从小就在泥地里打滚。

而我，会慢慢忘掉上海，忘掉梧桐树和外滩的钟声。

我会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满口“俺、俺们的”，关心今年的收成，关心猪圈里的猪又长了几斤。

一想到这个画面，我就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恐惧。

“你……你爹……跟你说了？”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问完我就后悔了。

我怎么能跟一个姑娘家，问这种问题？

翠莲搓衣服的动作停了下来。

她没有回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她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声音，轻得像蚊子叫，要不是夜里安静，我根本听不见。

我的心，又往下沉了沉。

她知道了。

那她……是什么想法？

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还是说，在这种地方，她的想法，根本就不重要？

父母之命，媒DOUBT之言。她爹让她嫁给谁，她就得嫁给谁。

“沈知青。”她突然又开口了。

“啊？”

“我娘说，城里人都看不起我们乡下人。”

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

我心里一紧。

“没有，不是……”我急着想辩解，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难道我不是吗？

我嘴上不说，可我心里，难道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吗？

我觉得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无所遁形。

“我活儿干得好。”她继续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年能挣三百多个工分。我还会纳鞋底，会纺线，会养猪。我……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我能想象到，她说出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不像是表白。

这像是在……推销自己。

把自己当成一件商品，一件可以换来安稳生活的货物，摆在我的面前，任我挑选。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疼。

我看着她单薄的、在月光下显得有些倔强的背影，突然说不出任何拒绝的话。

从那天起，一切都变得微妙起来。

大队长没有再催我，但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

那是一种看“自己人”的眼神。

队里给我派的活儿，也悄悄地变了。

从最累的刨地，变成了去场院里晒谷子，或者去村口记工分。

都是些轻省活儿。

王建国看得眼红，背地里没少说酸话。

“哼，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肯定是给大队长送礼了。上海来的，就是有门路。”

我听了，只是笑笑。

我送的“礼”，你王建国送不起。

知青点的伙食，也似乎好了那么一点。

隔三差五的，食堂大师傅会偷偷塞给我一个白面馒头，或者一碗没有掺水的玉米粥。

他塞给我的时候，总会神秘兮兮地眨眨眼：“大队长关照的。”

我拿着那个还带着热气的白面馒头，心里沉甸甸的。

我知道，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吃的每一口，都是在透支我的未来。

我和翠莲的接触，也多了起来。

有时候是在场院，她来交公粮，我负责记账。

她把装满粮食的麻袋从独轮车上卸下来，那麻袋比她整个人都大。

我看着她被压得弯下去的腰，想上去搭把手，又觉得别扭。

她把麻袋放在秤上，报上名字。

“周翠莲。”

我低着头，在账本上写下她的名字，还有粮食的斤两。

我的手心，微微出汗。

有时候，是晚上。

我从知青点出来散步，总能“偶遇”她。

她或者是在河边洗衣服，或者是在自家门口纳鞋底。

我们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尴尬。

会说上几句话。

“今天活儿累不？”

“还行。”

“你……吃饭了吗？”

“吃了。”

都是些没营养的废话。

但我们都心照不DOUBT。

这是一种仪式。

一种在村民们眼皮子底下，进行的、被默许的“相亲”。

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也充满了暧昧的笑意。

“哎，小沈，跟翠莲好上了？”

“啥时候喝喜酒啊？”

我只能红着脸，含糊地应付过去。

我发现，我开始不那么排斥翠莲了。

我开始注意到她的好。

她很爱干净。虽然穿的都是打补丁的衣服，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

她手很巧。她纳的鞋底，针脚又密又匀，像机器做出来的一样。她还给我送过一双，说是……顺手多做的。

我穿着那双鞋，不大不小，正合脚。鞋底厚实，踩在硌脚的石子路上，舒服极了。

她很善良。

有一次，队里分救济粮，一个叫二婶的孤寡老人，因为腿脚不便，没领到。

我看见翠莲把自己分到的半袋子玉米面，悄悄地给二婶送了过去。

那天晚上，我又在河边碰见了她。

我问她：“你把粮食给了二婶，你家够吃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

“我爹不知道。”

“那你……”

“我少吃点就行了。”她说得轻描淡写。

那一刻，我看着她，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触动了。

我觉得，她就像这片贫瘠的土地。

看着粗糙，甚至有些荒凉。

但只要你用心去看，就会发现，她有她自己的生机和温情。

我开始做梦。

梦里，我不再是那个在玉米地里挥汗如雨的知青沈辉。

我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给一群孩子上课。

翠莲在下课的时候，会给我送来热腾腾的饭菜。

我们有了一个自己的小院子，院子里种着向日葵。

我们的孩子，在院子里追逐打闹。

梦醒了。

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闻着空气中汗水和霉菌混合的味道，听着身边王建国震天的呼噜声。

心里一片茫然。

那个梦，那么真实，那么温暖。

我发现，我竟然有点……向往。

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坏了。

沈辉，你疯了吗？

你忘了你的父母，忘了你的家了吗？

你忘了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吗？

我像个精神分裂的病人，白天，享受着大队长和翠莲带给我的种种便利和温情，心里有一丝丝的甜。

晚上，我又被无边无际的悔恨和恐惧包围，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

这种矛盾和煎熬，快要把我逼疯了。

我需要一个答案。

或者说，我需要一个让我下定决心的理由。

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开。

秋天的时候，大队长家的猪圈要翻新。

他把我叫了过去。

“小沈，你是有文化的人，帮叔画个图纸，算算要用多少砖，多少泥。”

这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数学和物理成绩一直是最好的。

我拿着尺子和笔，在他家院子里量来量去，很快就画出了一张像模像样的草图，连用料都算得清清楚楚。

大队长拿着那张图，翻来覆去地看，嘴都合不拢。

“哎呀，到底是文化人！比那些老泥瓦匠算得都准！”

他看我的眼神，越发满意了。

“来来来，进屋喝口水。”

他把我让进堂屋。

翠莲她娘，一个看着有些精明厉害的女人，给我端来一碗糖水。

碗里，还卧着一个白生生的煮鸡蛋。

在七八年，一个煮鸡蛋，这可是招待最尊贵的客人的礼遇。

“婶儿，这……使不得。”我连忙推辞。

“吃！有啥使不得的！”翠莲她娘把碗硬塞到我手里，“你帮了我们家大忙，一个鸡蛋算啥。”

她的态度，比以前热情了一百倍。

我端着那碗糖水，感觉像端着一块烙铁。

我喝了这碗糖水，吃了这个鸡蛋，就等于……默认了。

我正在犹豫，翠莲从里屋走了出来。

她换了一件新做的红格子上衣，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

脸上，似乎还擦了点雪花膏，香香的。

她看了我一眼，脸“刷”地一下就红了，一直红到耳根。

她走到她娘身边，小声说：“娘，你别为难沈知青了。”

翠莲她娘瞪了她一眼：“你这傻丫头，懂什么！”

然后又转过头，满脸堆笑地对我说：“小沈啊，别听她的。快吃，吃了身子骨壮。”

我看着翠dull莲，她也正偷偷地看我。

那眼神里，有羞涩，有期盼，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求。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我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糖水，喝了下去。

真甜。

甜得发腻。

然后，我一小口一小口地，把那个鸡蛋吃了。

吃完，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也跟着被注定了。

大队长和他老婆对视了一眼，都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

“小沈啊，”大队长清了清嗓子，“既然这样，我看，就挑个好日子，把你和翠莲的事儿，办了吧？”

来了。

终于来了。

我捏着手里的空碗，指节都发白了。

我该怎么回答？

答应？

还是……

就在我张口结舌，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院子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

是邮递员的声音，他一边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一边扯着嗓子喊。

“中央下文件了！要恢复高考了！”

“恢复高考了！”

这六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头顶炸响。

我整个人都懵了。

手里的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高考。

恢复高考了。

这两个字，我已经多久没听到了？

自从我下乡后，我就以为，这辈子都跟这两个字无缘了。

我以为，我的知识，我的梦想，我的未来，全都要烂在这片黄土地里了。

可现在……

希望，就像一道光，毫无征兆地，刺破了黑暗，照进了我那间快要发霉的心房。

我可以回城了！

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地回城了！

我不用再靠娶谁，巴结谁，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一股巨大的狂喜，瞬间淹没了我。

我甚至都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忘了面前还坐着大队长一家。

我只知道，我得救了。

我猛地站起来，转身就要往外跑。

我要去知青点，我要告诉所有的伙伴这个好消息！

我要拿出我那些藏在箱子底下的数理化课本，我要开始复习！

“沈辉！”

大队长一声怒喝，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才看到他们一家三口，脸色都变了。

大untie长的脸，黑得像锅底。

翠莲她娘，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变得尖酸刻薄。

而翠莲，她的脸，一片煞白，没有一丝血色。

她看着我，那双黑亮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失望，和一种我读不懂的悲伤。

我这才意识到，我刚才的反应，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另一条路。

一条没有她的路。

“你……”大队长指着我，手指头都在发抖，“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能有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爹！”翠莲突然喊了一声，她站到我面前，把我挡在身后。

“这不关沈知青的事。他……他本来就是城里人，他想考大学，想回家，没错。”

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的表情。

但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你给我起开！”大队长吼道，“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周全胜！”翠莲她娘也尖叫起来，“你看看你找的什么好女婿！我们家鸡蛋白喂了！我们家糖水白给他喝了！一听到能回城，尾巴翘得比天都高！他心里，压根就没我们翠莲！”

“他就是个白眼狼！陈世美！”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插在我的心上。

我无力反驳。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在那个巨大的诱惑面前，我确实……把他们，把翠莲，都抛在了脑后。

“够了！”

翠莲猛地回过头，冲着她娘喊了一声。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发这么大的火。

她的眼圈红了，眼泪在里面打转，但她倔强地，不让它掉下来。

她死死地盯着我。

“沈知青，”她一字一顿地说，“你想考大学，就去考吧。”

“你走吧。”

“我们乡下人，配不上你。”

说完，她转身跑进了里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听到了她压抑不住的哭声。

那哭声，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在我的心上。

我站在那里，手脚冰凉。

大队长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鄙夷。

他挥了挥手，像是驱赶一只苍蝇。

“滚。”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大队长家的。

我只记得，外面的阳光，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

邮递员还在村里奔走相告，整个红旗大队都沸腾了。

知青们冲出屋子，互相拥抱，又哭又笑。

“能回去了！我们能回去了！”

“我要考清华！我要考北大！”

王建国也冲了出来，他抓住我的胳膊，拼命地摇晃。

“沈辉！你听到了吗！恢复高考了！天大的好消息啊！”

我看着他狂喜的脸，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我的心里，像是被堵了一块大石头，又闷又疼。

我挣脱他的手，默默地走回知青点。

我打开我那个破旧的木箱子。

箱子底，平平整整地放着几本已经泛黄的数理化课本。

这是我的命根子。

在最绝望的时候，我都没舍得把它们当柴火烧了。

我拿出课本，手指抚摸着上面熟悉的公式和定理。

我的未来，我的希望，全在这里面。

可是，我的脑海里，却挥之不去翠莲那张煞白的脸，和她强忍着泪水的眼睛。

还有她最后说的那句话。

“我们乡下人，配不上你。”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

从那天起，我成了红旗大队的“陈世美”。

村民们看我的眼神，不再是暧昧和善意，而是鄙夷和疏远。

没人再叫我“小沈”，他们叫我“那个上海知青”。

我走在路上，背后总能听到指指点点的议论声。

“就是他，差点当了大队长的女婿。”

“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忘恩负义。”

“还是我们翠莲有骨气，没看上他！”

大队长家的门，我再也没去过。

队里派给我的活儿，又变回了最苦最累的那些。

食堂的白面馒头，自然也没了我的份。

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甚至，比原点更糟。

我成了孤家寡人。

知青们都忙着复习，没人有空理会我的这点破事。

王建国倒是幸灾乐祸。

“我说什么来着？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还是得靠自己！”

他说着，扬了扬手里的政治复习题。

我没理他。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复习中。

白天，我在地里干活，脑子里背着英语单词。

晚上，知青点的煤油灯下，我趴在小桌子上，一遍遍地演算着数学题。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拼了命地往上爬。

我告诉自己，我没有错。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我想回城，我想上大学，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天经地义。

我和翠莲，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长痛不如短痛。

可是，道理我都懂。

心，却还是会疼。

我再也没有在河边“偶遇”过翠莲。

她好像在刻意躲着我。

有几次，我在地里干活，远远地看见她。

她还是穿着那身蓝布褂子，还是那么拼命地干活。

只是，她的背影，看起来比以前更单薄，更孤单。

有一次，我们离得很近。

我能看到她鬓角的汗水，和她抿得紧紧的嘴唇。

我们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了一瞬。

她立刻就移开了，好像我是什么脏东西。

我的心，又被刺了一下。

冬天来了。

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

地都冻住了，农活也少了。

知青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复习。

我的复习进度很快。

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知识，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里。

我甚至有信心，只要我能参加考试，我一定能考上。

考试的日子，定在了十二月。

离考试还有半个月的时候，我病倒了。

高烧不退。

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浑身滚烫，骨头缝里都像是钻着风。

我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不停地喊着胡话。

一会儿喊“妈”，一会儿又喊着上海弄堂的名字。

知青点的同伴们，轮流照顾我。

给我喂水，用冷毛巾给我敷额头。

可是，高烧一直不退。

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了，给我扎了几针，开了一包黑乎乎的草药。

喝下去，一点用都没有。

“这得去县医院。”赤脚医生摇着头说，“再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去县医院？

说得轻巧。

县城离我们这儿，有几十里山路。

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大队部那台三天两头抛锚的拖拉机。

而且，谁送我去？

大家都在准备考试，时间比金子还宝贵。

我躺在炕上，心里一片绝望。

难道，我沈辉，就要这么窝囊地死在这儿了？

我奋斗了这么久，努力了这么久，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却要倒在终点线前？

我不甘心！

就在我烧得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我感觉有人在给我喂水。

水是温的，还带着一丝甜味。

是糖水。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

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侧影。

是翠莲。

她正拿着勺子，一勺一勺地，小心翼翼地往我嘴里喂着糖水。

她的眼圈是红的，像是哭过。

“翠莲……”我沙哑地叫了一声。

她身子一颤，手里的碗差点掉了。

她没看我，只是低声说：“你发烧了，喝点糖水，有力气。”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以为，她恨我。

我以为，整个红旗大队，都把我当成了仇人。

可在我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候，来照顾我的，竟然是她。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了。”她的声音还是很低，“我……不放心。”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三个字，“对不起，翠莲……”

她没说话，只是继续喂我喝水。

过了一会儿，王建国从外面进来了。

他看到翠莲，愣了一下，随即表情变得有些古怪。

“翠莲同志，你怎么来了？”

翠莲站起来，局促不安地捏着衣角。

“我……我来看看沈知青。”

“哦。”王建国点点头，眼神里带着一丝嘲讽，“他没事，死不了。就是自己作的。”

“你！”翠莲猛地抬起头，怒视着王建国。

“我怎么了？”王建国摊了摊手，“我说错了吗？要不是他朝三暮四，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大队长能不借拖拉机给他去看病？”

我心里一沉。

原来，他们去借过拖拉机了。

大队长，没借。

他还在为那天的事，生我的气。

我理解他。

换做是我，我也不会借。

“你胡说！”翠莲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沈知青不是那样的人！”

“哟，你还护着他呢？”王建国笑了，“人家心里可没你。人家想的是考大学，回上海，当城里人。你算什么？”

王建国的话，又准又狠，句句都戳在我的痛处。

也戳在了翠莲的痛处。

翠莲的脸，又白了。

她咬着嘴唇，看着我，眼神复杂。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想跟她解释。

可是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王建国，你少说两句！”另一个知青张强看不过去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王建国不依不饶。

“你给我出去！”

翠莲突然爆发了，她指着门口，对王建国吼道。

她那样子，像一只被惹怒了的母狮子。

王建国被她的气势吓了一跳，悻悻地撇了撇嘴，走了出去。

屋子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翠莲，我……”

“你别说了。”她打断我，“你好好养病。考试要紧。”

她把碗放在桌上，转身就要走。

“别走！”我急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

但很温暖。

她挣扎了一下，没挣开。

“翠莲，”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等我考上了，我就回来。我……”

我说不下去了。

我回来干什么？

带她走吗？

她愿意跟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吗？她的户口能迁过去吗？

还是我留下来？

那我千辛万苦考大学，又是为了什么？

我发现，我根本给不了她任何承诺。

我就是一个自私的、懦弱的混蛋。

翠莲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她眼里的泪，终于还是掉了下来。

她慢慢地，把手从我手里抽了回去。

“沈辉，”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你是个好人。”

“你快点好起来，去考试吧。”

“别耽误了前程。”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的烧，奇迹般地退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知青点的门口，就响起了一阵“突突突”的声音。

是拖拉机。

大队长，周全胜，亲自开着拖拉机来了。

他跳下车，黑着一张脸，冲屋里喊：“那个上海知青，死了没有？没死就赶紧滚出来！去县医院！”

我被人扶着，走出了屋子。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

我们谁都没说话。

但我知道，他肯来，一定是翠莲求他了。

我不知道翠莲是怎么求他的。

是跪下了，还是哭了，还是绝食了？

我不敢想。

我只觉得，我欠他们父女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到了县医院，医生给我打了针，开了药。

他说，就是普通的流感，加上营养不良，急火攻心。

没什么大碍。

在医院待了两天，我就回了村里。

身体虽然还有些虚弱，但已经不影响复习了。

离考试，只剩下一周。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我再也没见过翠莲。

她像是从这个村子里消失了一样。

考试那天，我们所有参加考试的知青，都坐着大队的牛车，去了县城的考点。

临走前，我环顾着这个我生活了两年，爱过，也恨过的小村庄。

我想找到那个身影。

可是，没有。

考场里，安静得只能听到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我拿到试卷，深吸了一口气。

题目，比我想象的要简单。

这些知识，早就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下笔如有神。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感觉自己像是虚脱了一样。

但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知道，我考得不错。

回城的希望，又大了几分。

等待成绩的日子，是漫长而煎熬的。

村里的气氛，也很诡异。

知青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我和大队长一家，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沉默。

我们谁也不提那天的事，谁也不提翠莲。

但我们都知道，那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们所有人心里。

春节前，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邮递员骑着车，像个报喜的信使，在村里大喊着。

“王建国！北京广播学院！”

“张强！西安交通大学！”

每念到一个名字，知青点就爆发出一阵欢呼。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有我吗？

一定有我！

“沈辉！”

邮递员终于念到了我的名字。

我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沈辉！上海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是我做梦都想上的学校！

我成功了！

我真的成功了！

我冲出去，从邮递员手里抢过那封印着红色油墨的通知书，一遍遍地看着上面的字。

是真的！

我不是在做梦！

知青们围过来，把我举起来，抛向空中。

我笑着，喊着，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两年了。

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那天晚上，知青点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我们把攒下来的钱都拿了出来，买了酒，买了肉。

我们喝着，唱着，闹着，庆祝着我们劫后余生。

王建国喝多了，抱着我哭。

“沈辉，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嫉妒你。”

我拍着他的背，说：“都过去了。”

是啊。

都过去了。

那些苦难，那些煎熬，那些嫉妒和纷争，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酒席散了的时候，已经半夜了。

我一个人，走出了知青点。

我走到了村头的小河边。

那个我第一次和翠莲说话的地方。

河水已经结了冰，在月光下，像一条白色的带子。

我站了很久。

我想，我该去跟她告个别。

无论如何，我都要走了。

我欠她一个正式的告别，和一个正式的道歉。

我鼓起勇气，朝大队长家走去。

他家还亮着灯。

我走到院子门口，却停住了脚步。

我听到里面有说话声。

是翠莲她娘。

“……彩礼都收了，下个月初八，就办事。”

“赵老师人不错，是个民办教师，有文化，以后前途无量。”

“比那个没良心的上海知青，强一百倍！”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再也迈不动一步。

翠莲……要嫁人了？

嫁给村里小学的赵老师？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

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的风，真冷。

刺骨的冷。

我回到知青点，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一夜无眠。

我有什么资格难过呢？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选择了我的前程，放弃了她。

她选择她的归宿，这再正常不过。

我应该祝福她。

可是，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痛？

离开红旗大队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大队长开着拖拉机，送我们这些考上大学的知青去县城火车站。

村里很多人都来送行。

老支书，食堂大师傅，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干活的乡亲。

他们拉着我们的手，一遍遍地嘱咐。

“到了城里，好好学习。”

“别忘了我们红旗大队。”

我一直在人群里，寻找那个身影。

可是，没有。

她没有来。

拖拉机发动了，“突突突”地，载着我们的青春和梦想，驶离了这个小村庄。

我坐在车斗里，看着越来越远的村庄，越来越小的土坯房。

眼泪，再一次模糊了我的视线。

就在拖拉机拐过一个山坳，村庄即将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时。

我看见了。

在远处山坡上，站着一个人。

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在萧瑟的冬日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是翠莲。

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看着我们离开。

离得太远，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但我知道，她在看我。

我猛地站起来，想冲她挥手，想冲她喊些什么。

可是，拖拉机一个颠簸，我差点摔倒。

等我再站稳的时候，山坡，已经被挡住了。

我再也看不见她了。

我颓然地坐下。

我知道，我跟她，跟这个地方，彻底地，结束了。

很多年过去了。

我从复旦毕业，成了一名工程师。

我留在了上海，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的生活，就像我当年梦想的那样，甚至更好。

我住进了高楼大厦，开上了小汽车。

我再也不用吃剌嗓子眼的窝窝头，再也不用睡在跳蚤窝里。

只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偶尔，还是会回到那个七八年的夏天。

回到那个尘土飞扬的红旗大队。

我会梦见那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梦见那碗浑浊的井水。

还会梦见一个穿着蓝布褂子，扎着两条粗辫子的姑娘。

她站在河边，回头看着我，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有光。

我听说，她嫁给了那个赵老师，生活得很好。

赵老师后来成了校长，她也跟着过上了好日子。

他们有一儿一女，都考上了大学，走出了那片黄土地。

我为她感到高兴。

真的。

只是，我再也没有回过红旗大队。

我不敢。

我怕看到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怕，她看我的眼神，会像看一个陌生人。

我箱子底，一直珍藏着一双布鞋。

是她当年给我纳的。

鞋底已经磨得很薄了，鞋面上也有些破损。

我妻子问过我很多次，一双破鞋，留着干什么。

我总是笑笑，不说话。

她不懂。

那不是一双鞋。

那是我回不去的青春。

是我欠下的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