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率约55%，我们为何不敢花钱？

破解“国富民穷”格局刻不容缓，消费困局根源直指收入分配？

在上海进博会一场重磅论坛上，知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正面临“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困境。这一尖锐判断瞬间引爆全场，揭开了中国消费不振的深层伤疤。

数据显示，中国最终消费率仅为55%，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甚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也不到40%，大幅低于全球55%的平均水平。

而且，消费增速正在快速下滑，与GDP增速严重脱节，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这些冰冷数字共同指向一个现实：整体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刘元春指出，这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

在全球对比中，中国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仅6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而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占比分别高出5.6和0.1个百分点。

尤其触目的是，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最高达36%，而居民收入占比仅43%左右，这种失衡格局导致“国家强制性储蓄过高”，居民钱包被无形挤压。

短期来看，形势似乎更加严峻。

消费信心在底部徘徊，消费降级现象明显，一线城市消费疲软，房地产相关消费持续低迷。

刘元春测算，短期需要补足的消费规模接近2.9万亿元之巨，而当前“以旧换新”等政策仅能撬动约2万亿元，政策力度亟待加码。

刘元春指出，在中长期，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要”，尤其是织好社会安全网。“所以说‘十五五’是一个关键期，一定要彰显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的主题，把惠民生和扩消费相结合。”

1.现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当我们谈论中国消费不足时，很多人会立刻想到房贷、教育、医疗这些压在肩上的担子，认为只要发了补贴、降了利息，人们自然就敢花钱了。

但这只是看到了表面，没有落到实质上去。

刘元春校长指出的“分配问题”，恰恰点中了这个更深层的结构之困。

而我呢，恰好也想分享下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分蛋糕”公平性问题，它实际上是中国经济高速奔驰了几十年的那台核心引擎，其运行逻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这台引擎，我们可以称之为“投资与出口双轮驱动”模式。

在过去几十年“发展是硬道理”的追赶岁月里，这套模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奇迹”。而驱动这台引擎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生产性政府”。

可以这样理解：在资本极度稀缺的年代，国家扮演了一个超级总指挥和超级投资人的角色，它通过强大的产业政策、举国体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关键生产要素（如土地、金融资源）的精准配置，将全社会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朝着“快速增长”这个单一目标全力冲刺。

它的效率极高，我们今天看到的纵横交错的高铁网、拔地而起的工业园区、以及震撼世界的“中国制造”神话，都是这一模式的辉煌勋章。

然而，任何模式都有其代价。

这套“生产性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也就是全社会新创造出来的财富在第一瞬间如何划分——上，打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财富的分配，会天然地流向那些最能直接、最快拉动GDP增长的环节。谁是急先锋？是庞大的资本投入，是企业的利润滚动，是政府投资带来的巨大乘数效应。

因此，在国民收入这块大蛋糕被切分的第一刀，能够直接创造GDP的资本要素（企业利润、政府投资回报）和政府税收，就拿走了最大、最厚实的两块。

而作为经济活水源泉的劳动要素，即亿万普通居民通过辛勤工作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其份额便在无形中被相对挤压了。

那么，便催生了一个关键机制：“强制性储蓄”。

注意，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省吃俭用”的主动储蓄，而是一种由体系内生的、系统性的财富流动。

“强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将居民部门的购买力转化为地方发展的启动资金；通过庞大的金融体系（例如，居民低息存款与企业高息贷款之间的利差），将社会资金导向政府支持和扶持的领域；通过国有企业等渠道，将大量利润留存并用于再投资。

而这些渠道，就像一条条隐秘的河流，将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沉淀、汇聚到公共部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这些被强制汇聚起来的巨额储蓄，并没有停下来，它们立刻被投入下一个循环：转化为更多的投资。

于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被塑造出来了，高储蓄 → 高投资 → 高产能 → 高出口/高基建 → 更高的GDP。此循环一旦启动，就拥有强大的惯性，它推动着经济列车一路狂飙。

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明显发现了，在“更高的GDP”这一光鲜亮丽的成果背后，居民收入的占比在这个循环中被一次次地、结构性地相对稀释了。整个经济体系在高效地“造物”，却在分配环节未能同步地“富人”。

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消费疲软，其病根早在几十年的增长路径中就已埋下。

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风寒，而是深植于肌体内部的慢性病症。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任何短期的消费刺激，都只是在为这艘巨轮临时加速，而真正的转向，则需要一场触及动力系统的深刻变革。

2. 谁是真正的“富”？

刘校长提到“富企业”，这一点其实很值得研究的。

相关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的“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占据着显著份额，也就是“富有”。

一个“富”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遍地黄金、利润丰厚的商业盛景。

所谓“富企业”，我们所能知道的，其实是那些“头部企业”——无论是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还是在风口上崛起的平台型民企巨头。

它们是信贷资源的宠儿，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宝贵的金融血液；它们是产业政策的焦点，能轻易进入被鼓励的新兴领域；它们也是市场准入壁垒的受益者，凭借体量与规模，构筑起坚固的护城河。它们的“富”，是现金流充沛、资产雄厚、投资迅猛的富。

但那些吸纳了超过80%城镇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呢？

许多新闻也都反复强调，它们才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维系着最广泛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它们的生存状态，却与“富”字相去甚远。

它们长期挣扎在“融资难、融资贵”的泥潭中，一笔救急的贷款可能意味着求告无门，或是承担远高于基准利率的成本。它们的利润薄如刀片，一次原材料涨价、一场市场波动，就可能从微利跌入亏损的深渊。

对它们而言，“富”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概念，“生存”才是每天必须面对的课题。

这个鲜明的对比便是现在，也是近几十年来的中国的现状。

国民收入中流向企业部门的那一大块，在内部进行了一次极不均衡的再分配，资源与利润，都在向金字塔顶端加速集中。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便是这些头部企业所获得的丰厚利润，也并未有效地转化为驱动内需的居民收入。这笔巨额的“未分配利润”，其去向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钱袋子。

它们主要流向了两个方向，而这两个方向，都绕开了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

第一个方向，是再投资。企业将利润投入到扩建厂房、增加新的生产线中。

传统观念里本是好事，但在当前“需求不足”已成为核心矛盾的背景下，这种源于供给侧的、持续扩大的投资，只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已经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

它让“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剪刀差越拉越大。

第二个方向，则是金融投资。当实体投资的回报率开始下降，大量企业利润并未用于提升员工薪酬或进行技术创新，而是转而流入了金融体系——购买理财产品，或曾经热衷于投资房地产。

这笔钱在金融系统内“空转”，推高了资产价格的泡沫，却未能进入普通家庭的日常消费循环。

而一个诡异的悖论就此形成——企业部门的账面上现金流充沛，甚至“钱多到不知该投何处”，而居民部门却感觉囊中羞涩，不敢消费。

这一幕，与日本上世纪经济泡沫破裂后形成的“法人化社会”何其相似——企业富可敌国，但整个社会的内需却如一潭死水，陷入长期通缩的泥沼。

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富企业”其根底之下，是两个亟需重视的问题。

一是结构性的分化，富者愈富，而承载就业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举步维艰；二是功能性的失衡，企业的高利润未能成为滋养居民收入的活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内部失衡。

3. 什么是“穷居民”？

在论坛上，刘校长还提到另一个词——“穷居民”。

“穷居民”不仅指流量上的收入低，更指存量上的资产负债表脆弱。

在资产端，问题在于一种深入骨髓的“财富结构畸形”。

对于中国普通家庭而言，“财富”几乎与“房产”画上了等号，接近70%的家庭资产都凝结在那一砖一瓦之上。这曾是一个造富的神话，无数人依靠房产的升值实现了账面财富的暴涨。

但当房地产行业告别狂飙突进的黄金时代，进入深刻的下行周期时，这套赖以生存的财富逻辑便瞬间崩塌了。曾经那种“房价永远涨”所带来的“财富幻觉”——那种让人感觉自己很富有、从而敢于大胆消费的心理预期——如泡沫般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资产缩水感。

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大的、最核心的资产价值正在缓慢蒸发，这种切肤之痛会直接作用于他们的消费决策。

经济学上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说得直白些，就是当你感觉自己的家底正在变薄时，你花每一分钱都会更加犹豫，更加谨慎。这不是吝啬，而是人类最本能的财务防御反应。

只是命运的残酷性在于，就在资产端不断释放负面信号的同时，负债端的压力却丝毫未减，反而显得更加沉重。

为了购置这套正在缩水的核心资产，中国居民部门早已透支了未来的购买力，背负了极其沉重的房贷债务。居民杠杆率（债务与收入之比）攀升至历史高位。这意味着，每个月的收入中，有相当大的一块必须雷打不动地用于偿还房贷的本金和利息。

这笔刚性支出，像一块巨大的磐石压在胸口，迫使广大家庭必须进行更高水平的“预防性储蓄”。

他们不敢花钱，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不敢——他们必须存下更多的钱，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失业、疾病等不确定性，确保那笔至关重要的月供不会断流。

这份为“安全感”而存在的储蓄，无情地侵蚀了本可用于当下消费的支付能力。

于是，一个清晰的“双重绞杀”格局便形成了。

一方面，是收入流这条“活水”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追不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预期。

另一方面，更为严峻的是，代表家庭总盘子的资产负债表正在经历“收缩”：左边的资产在贬值，右边的负债却依然刚性存在。

一增一减之间，家庭的净资产感受大打折扣。

这，才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政府推出各种消费补贴、发放购物券，许多人的消费行为依然趋向于保守和防御。

任何短期的补贴，就像是给一个正在失血的人输了一袋血，能暂时缓解症状，却无法止住体内那个不断流血的伤口。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整体财富前景感到担忧，并对未来的债务偿还充满焦虑时，几百元的补贴根本无法扭转他根深蒂固的消费谨慎心态。

所以，破解“穷居民”的困局，根本就不是增加当期收入那么简单，它更是一场关于如何重构居民财富结构、如何稳妥化解债务压力、如何重塑社会安全感的系统性工程。

4. 最后的看法

我认为，短期的消费刺激政策（如以旧换新、消费券）确实是“强心针”，不过，虽能缓解症状，但无法治愈疾病。真正的治本之策，是启动一场深刻的社会契约变革，将经济增长的目标从“物的积累”（GDP、产能）回归到“人的发展”（居民收入、福祉）。

“十五五”规划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核心目标，这释放了至关重要的信号。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尝试破解一个世界性难题：如何将一个成功的发展型国家，转型为一个成熟的、内需驱动型的现代化经济体。

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因为它触及了既有利益格局和增长路径的深层依赖。

但这也是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经之路。

当“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逐渐转变为“强治理、活企业、富居民”的新生态时，中国经济的巨轮才能真正驶入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广阔新海域。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关于发展哲学的根本性转变。

我们正在见证历史。

本文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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