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奎：凯恩斯的传奇生平

图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井奎在《太学》栏目录制拍摄。本文来源：ECONOMICS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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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长文——《凯恩斯文集》译者李井奎带你解读“宏观经济学之父”的传奇生平

一、引言

2005年春，一个由“保守派学者和政策领袖” 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选出了19世纪和20世纪最危险的书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部出版于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赫然在列。事实上，它还不仅只是上榜而已，而且排名很靠前，甚至击败了列宁的著作。

如果凯恩斯泉下有知，他很可能会对此感到高兴。在《通论》最后一段那流传极广的名言中，凯恩斯这样写道：“即使撇开这种当代的心情不谈，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 无论是对是错，都比一般所认为的更有力量。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而极少是其他什么。讲求实干的人，自以为可以完全不受智识力量所影响，实际却往往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权的狂人，听信的是无稽之谈，他们的那种狂暴行为，其根源往往出自几年以前某一个不入流的作家的整脚之作。可以肯定，与思想之润物无声相比， 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诚然，这种影响不是即刻发生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是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这些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 很少再能接受新的理论，所以，公职人员、政客，甚至鼓动家所运用的思想，不可能是最新的。但是无论早晚，不管好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出生地是英国剑桥。他的父亲也是一名著名的经济学家，母亲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曾经担任剑桥市市长。凯恩斯毕业于英国最负盛名的预备学校——伊顿公学，后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获得了数学学位。在剑桥大学完成学业后，他获得了印度事务部的公务员职位，尽管他更希望去英国财政部任职。在印度事务部工作了两年后，他回到剑桥大学担任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后来还担任了学院的财务主管。凯恩斯还广泛参与政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职于英国财政部，负责协约国内部的借款事宜，并在一战后作为财政部的主要代表参与了巴黎和会。二战期间，凯恩斯奔走于英美之间，为战后重建和建立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呕心沥血。此外，他还是一名非常成功的投资家，白手起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在其一生之中，凯恩斯一直是一位处于实践中的经济学家，他是《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的编辑，是成功的投资者、专栏作家、公务员，还是艺术的热心赞助人。1945年4月21日，他因心脏病离世，年仅63岁。

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这本书标志着凯恩斯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并创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学流派——凯恩斯主义。虽然现代宏观经济学号称是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建的，但实际上在当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凯恩斯的形式印迹在主流的框架已经很难寻找，其思想印迹更早已漫漶不明。今天宏观经济学界做宏观经济学的方式，乃是由小罗伯特·卢卡斯所创立，这便是“理性预期革命”所产生的结果。然而不可否认，就其经济思想而言，他对经济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在许多方面我们对凯恩斯的经济思想的认知都还有待深入挖掘。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界，在凯恩斯的经济学研究上，还存在着许多盲点。而今，以凯恩斯命名的学派众多，包括但不限于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学派、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虽然这些理论都冠以凯恩斯主义之名，且都源自于对其著作的某种解读，但它们并非同源同宗，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理解也千差万别。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凯恩斯作为一名思想家所具有的非凡影响力。

本文的目的是从一种相对完整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主要著作。为了更为全面地了解凯恩斯的思想，本文对凯恩斯生前出版的大部分著作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概览，这些著作依次是:《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论概率》,《条约的修正》,《货币改革略论》,《货币论》(全二卷),《劝说集》《通往繁荣之路》,《传记文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也是笔者花费10年时间翻译的《凯恩斯文集》(11卷)的全部。

二、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学根源

对于凯恩斯来说，经济学既是一门道德科学，也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就其涉及伦理价值和内省过程而言，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经济学是逻辑的一个分支。

凯恩斯认为经济理论乃是一种方法或一种逻辑，更准确地说，它乃是一种概率推理的工具。在《通论》的第21章，他这样写道：“并不在于提供一种能给出一种万无一失的机械装置，或一种可以盲目照抄的操作方法，以使我们可以得到正确无误的答案，而在于能给出一种系统而有秩序的思维方法，来考虑各种特定的问题。而且，在我们把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一一分离出来并得出暂时的结论之后，我们又必须回过头来，尽我们所能地考虑这些复杂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这就是经济学思维的性质。”而这种思维的本质，在其早年最为看重的逻辑学论著《论概率》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概率》是一部关于归纳逻辑推理的专著，甚至在它还没有问世之时，就因为伯特兰·罗素在其著作中的介绍而声名远扬。凯恩斯在这部书中，既解释了人类一般推理的原则，也预示了他在其后续的经济学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归纳法，这一方法在凯恩斯的经济学中发挥着广泛且关键的作用。与之相比，凯恩斯口中的古典经济学的代表大卫·李嘉图乃是使用演绎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始作俑者。演绎法经由李嘉图引人经济学领域后，得到了后续经济学主流的继承，以至于今天新古典经济学的追随者仍然在使用这种被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的推理方法，甚至这种使用较之于19世纪李嘉图经济学风行之日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当运用演绎法时，科学研究总是从提出抽象且普遍的假设开始，然后从中推导出特定的结论。启动演绎过程的抽象且普遍的假设无需经过观察或体验，只要它们与由此得出的特定结论保持逻辑一致性即可。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证主义观点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假设的真实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从抽象的普遍假设中得出的模型能够产生与观察到的事实相符的结论，并能很好地预测现象。这就是著名的“F扭曲”。

凯恩斯的方法与此截然不同。他对归纳法做出了深刻的辩护，并且认为这才是人类思考的真正方式。由此可以推想，凯恩斯既然认为归纳法乃是人类推理的一般方法，那么它也自然是凯恩斯本人所使用的推理方法。凯恩斯专注的，乃是基于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进行理论构建而非基于理论所假设或需要的人类形象加以构建。在《论概率》一书中，凯恩斯甚至对其剑桥大学的哲学同仁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颇有微词。众所周知，后面这两位大哲学家乃是使用形式语言来构建和阐述其哲学的重要人物，是分析哲学的早期代表。凯恩斯认为他们的这套分析哲学过于学究气，普通人日常生活所用的乃是“引车卖浆者流”所使用的普通语言，他们是理解不了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其他哲学家的那些莫测高深的思想的，因此，分析芸芸众生的行为不能从这样的形式化角度出发。凯恩斯总是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他思考经济学的方式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思考的方式并无太大差异。因此，虽然在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中也偶有数学语言推理，而且凯恩斯本人还拥有数学学士学位，但他并没有使用这套语言来进行思考，这就解释了他为何在《通论》中明确表示反对某些形式的数理经济学了。

在《论概率》中，凯恩斯仔细探讨了归纳法，他把归纳法分为两种子方法，即类比法和纯粹归纳法。顾名思义，类比法就是通过将一个对象的特征与另一个对象的特征进行比较，从而找出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来研究该对象。类比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向类比，一种是负向类比：正向类比是找出对象所具有的相似的特征，反向类比是找出对象所具有的不相似的特征。而纯粹归纳法则是从观察和经验中积累个别证据，从而推断一般结论。纯粹归纳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归纳法，但凯恩斯更进一步，他把类比法也发展成为归纳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经由正反类比所进行比较的对象越多，以及经由纯粹归纳所得出的经验和观察证据的集合越大，那么主体论证的分量便越重，人们也就越有信心对所力求理解的事物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些主体既包括普通的饮食男女，也包括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如果人们是通过归纳法进行思考的，那么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现象时也应如此，因为所有的经济现象都是人为的产物，没有人的活动，一切经济规律都将荡然无存。这就是凯恩斯构建其经济理论时所依据的逻辑学基础。

三、凯恩斯早期对印度货币体系的思考

凯恩斯1906年剑桥大学毕业之后考取公务员，虽然他很想去财政部工作，但最终却因为经济学这门科目分数不高而落选，被派往印度事务部。虽然凯恩斯在印度事务部只待了两年时间，但他却在这里对印度的货币体系有了深人理解，这也为他1908年回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担任研究员职位时能够开设货币方面的课程打下了基础。可以说，凯恩斯终其一生都是一名货币经济学家，这可以从他三部主要经济学著作——《货币改革略论》《货币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都是关于货币问题的专著而窥见一斑。

回到剑桥大学后，凯恩斯于1913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在这部专著中，凯恩斯认为，货币体系并非只能任其自发运行，而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管理来实现预期的结果，同时，他还对外国资本流入对一国国内经济的失衡之影响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1908年，印度出现了贸易逆差，此前一段时期印度卢比的购买力下降。印度曾于1897年和1900年发生过两次饥荒，之后从1903年物价开始上涨。原本贸易周期的复苏阶段出现物价上涨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但到了1905年，这种上涨速度变得异常之快。1905年到1907年间，印度粮食价格涨幅达 20%-50%，此后虽稍有回落，但在1907年到1908年间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到来之前再度上涨。凯恩斯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印度物价大幅上涨的原因并非是由于当时人们所认为的收成不好导致生产力下降以及粮食种植面积减少所致，也不是世界其他国家对印度商品的需求上升或者世界物价的集体上涨所导致，凯恩斯的结论是根本原因在于卢比流通量的扩大以及印度通货和信贷体系的运行出现了问题。

在1893年之前，印度的通货制度一直是银本位制度。由于黄金比较短缺，在1873年其他国家纷纷放弃银本位制时，只有中国和印度依然坚持银本位制。但19世纪90年代国际银价波动剧烈，导致汇率不稳定，投机活动猖獗，印度的银本位制度摇摇欲坠。1893年印度政府放弃了银本位制度，关闭铸币厂停止自由铸造银币，此时的卢比成了一种“辅币”。此后直到1913年，印度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它不是金本位制官方通过买卖英镑而非黄金的流动来维持卢比和英镑的汇率挂钩，但英镑是可以兑换黄金的。有趣的是，此一时期形成的货币制度并未得到印度政府的明确支持，也未得到19世纪末英国货币当局的支持，它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制度。卢比与英镑的兑换比率在较小的范围内波动，政府并无义务维持这一汇兑比率。要确保这一制度能够维持，政府便需要持有足够的英镑储备。凯恩斯十分赞赏印度的这一货币制度，只要商人和印度银行有足够的卢比，政府有充足的外汇资源，卢比的平价就可以得到维持，而不是任由国际金价波动对国内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冲击。根据凯恩斯的估计，印度政府的英镑储备在4000万英镑就已经足够应付可能的冲击。

在对印度金汇兑本位制运行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凯恩斯转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金本位制。他认为，虽然世界各国竞相仿效英国的货币制度，但英国的货币制度独具特色，并不适合其他国家。他认为1850年之前只有英国实行的是正统的金本位制，英国是债权国，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优势维持伦敦货币市场上英国的银行利率机制，而其他国家只是学到储备黄金这一表面形式，并没有领会到英国货币制度的精髓。最终，凯恩斯认为，除了英国之外，那些宣称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实际上实行的则是金汇兑本位制，它们使用本国的非金本位货币，限制黄金流通和黄金对本国货币的兑换，维持本国货币与黄金的平价。凯恩斯批评这些国家，其中甚至印度也无谓地囤积了过多的黄金，他这样评论道：“如果有一天印度人认识到这些习惯带不来好处，把它们都戒除了，然后把他们贮藏的黄金都投入到生产性行业，用于给自己的田地施肥，那么他们将使这个世界的货币市场任凭他们摆布。过量的黄金和短缺的黄金一样，都会危害经济。”不过，他还是赞赏印度之前偶然形成的金汇兑本位以及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最终选择干预卢比汇率，维护卢比币值稳定、不受国际黄金流动冲击的举动，他接着写道：“如果印度由此而一举占据了西方的上风，西方必定不会落后太久。一旦欧洲完善了其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交易机制，她就会发现，在更加理性和稳定的基础上规制价值本位，可能并不遥远。但我们不可能永久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经济机体的调节机制，而把自己交给幸运的矿藏勘探者、新的化学过程或亚洲的观念的变化，任由它们摆布。”

从凯恩斯在《印度的通货与金融》中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凯恩斯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上从一开始便对所谓的“自动调整力量”表示异议而主张对货币进行有意识的管理，他不赞成听任经济事务自行调节而袖手旁观，始终以国内物价的稳定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在这本书中，他预言了金本位制度的终结以及一种更受人为操控的制度取而代之，只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的达成却是一场世界战争的结果。

四、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的战后和平与经济重建的思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凯恩斯就被当时的财政部征召进来负责协约国内部债务的协调工作。一战在1918年停战后，他担任英国财政部的官方代表，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副手出席巴黎和会。在努力争取把自己的意见呈送给巴黎和会的英国首脑——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而未受到采纳后，凯恩斯对协约国意欲强加给德国的和平条约感到极度失望，他于1919年6月7日辞去公务，返回英国。在回国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凯恩斯奋笔疾书，把自己对巴黎和会的看法集中书写了出来。1919年12月,《〈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甫一出版即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一时间洛阳纸贵。凯恩斯在这本书中向我们传达了三个观点:第一，他认为《凡尔赛和约》理应体现宽宏的政治气度;第二他经过缜密的推算，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索取的赔款数额是不切实际的，必将引起德国人的不满；最后，他认为战后欧洲的重建，其所面对的经济问题要远比政治问题更为严重。

在凯恩斯看来，一战后欧洲将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生产力的下降交通运输和贸易的阻断以及欧洲无法从海外购买物资等困境。生产力的下降这一点比较好理解，战争造成的大量劳动力伤亡对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而由于欧洲铁路系统的瘫痪，即使煤炭被开采出来，即使小麦得到了收割，这些产品也无法运往市场。而一战后各国竞相货币贬值，公众对各国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不信任，也是恢复贸易的重大障碍。

凯恩斯尤其关注欧洲大陆上不断肆虐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也成为了他日后关心货币问题、把自己的研究始终定位在生产的货币理论之上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凯恩斯对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来满足自身需求的做法嗤之以鼻，通胀的影响隐秘而随意，它让一些人受益，而让另一些人陷入贫困。凯恩斯认为，“据闻，列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破坏它的通货。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在隐蔽、不易觉察的方式下，将国民很大一部分财富予以没收。通过这种方法，政府可以任意地没收国民财富；这个过程会让许多人陷于贫困，实际上也会使有些人发财致富。这种对财富进行任意地重新配置的现象，不但会影响到经济生活的安全，而且也会使人们对现行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失去信心。”随着货币价值的剧烈波动，借贷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混乱无序且充满不确定性，这都使得经济活动几乎无法进行。所有这一切都会使得欧洲无法提供源源不断的出口商品来支付其进口的商品在这众多的困境之下，欧洲经济的复苏显得遥不可及。最后，凯恩斯绝望地表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低效率、高失业、无组织的欧洲，它被国内的冲突和国与国间的仇视所折磨，不断地争斗着，到处是饥馑、掠夺和欺骗。试问：要拿什么来保证欧洲的景象不是那么黯淡呢？”虽然凯恩斯对一战后欧洲的经济状况做了如此悲观的评估，但他还是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表达了一丝希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景的晦暗本身会让我们怀疑这种推断的准确性，过于感伤的叙述也会让我们的想象力变得呆滞，而不会对之有所刺激。”

凯恩斯认为，只要认真考虑欧洲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各国之间能够抛开政治上的隔阂，则欧洲经济的重建便不是不可能的。此时的凯恩斯坚信跨国自由贸易的高效以及其对欧洲复兴的重要性，他提议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成立一个自由贸易联盟，其核心成员将包括德国、波兰、原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各新成立国家以及托管国，这些国家必须强制加入这一自由联盟，其他国家如英国可选择自愿加入，但他认为英国应该首先加入这个联盟。此外，凯恩斯的建议中还有最为重要的一条，即取消协约国之间的债务。一战期间，为了应付战争开支，参战国不得不大量举债，战争结束后，他们就得偿还彼此的债务，各国之间欠下了巨额债务。凯恩斯认为这种状况会阻碍经济复苏，要想继续前进，就要能摆脱这些枷锁。因此，他建议所有参战国都应全面取消外债，各国债务的减轻有助于抵消凯恩斯所建议的德国赔款的减少。

《〈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孕育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雏形。凯恩斯在本书中认为，企业家精神得以成功的条件正在消失，这种精神曾因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大量机会的存在而蓬勃发展。一战之前，技术进步不断创造新的机会，新的食物和原材料来源也在不断开发，但这些推动力正在不断减弱，企业家的进取精神在衰退，投资机会在消失，可是资产阶级的储蓄习惯却依然存在。正是《〈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所提供的这些概念和愿景，才为分析封闭的停滞经济状态下的经济体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总结而言,《〈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不仅具有历史的重要意义，在凯恩斯革命的思想框架形成过程中，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值得研读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学者更多的重视。

五、处于摇摆中的凯恩斯——从《货币改革略论》到《货币论》

虽然凯恩斯革命发生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的影响之下，但凯恩斯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了他在《通论》中的全部思考的。我们上一节已经谈到他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奠定了分析《通论》中经济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但从《(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到《通论》，凯恩斯还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著作，他们分别是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略论》和1930年出版的两卷本的《货币论》。虽然在此之前的《印度的通货与金融》中，凯恩斯也对货币有所探讨，但鉴于该书对经济学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把目光主要投注在这两部著作上，以此梳理凯恩斯走向《通论》的思想路径。我们首先来看《货币改革略论》这本书的内容。

基本上,《货币改革略论》一书向我们展示的乃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凯恩斯形象，他一方面背离了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一方面却又依附于它。他认为价格是关键的经济变量，虽然他创新性地认为失业和信贷如此重要，以至于应该置于经济当局的监管之下；政府并非通胀的唯一来源，但仍然是其主要成因;货币的主要用途乃在于充当交换媒介；最后凯恩斯还认为货币数量论从长期来看是有效的。这些都是1923年的凯恩斯仍带有浓厚的新古典主义的色彩之所在。但凯恩斯也在努力突破在寻找新的方向以求摆脱当时所处的部分新古典主义立场，他开始朝着构建自己的学说体系的方向迈进，这一过程持续了十几年，直到1936年《通论》出版。但《货币改革略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书中他所表达的对银行业的看法，对金本位制的反对，对国际货币体系需要管理协调的主张，以及对价格以外变量重要性的认识，由此说得出的积极的国家经济协调和干预的必要性，都在以后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凯恩斯在《货币改革略论》中对积极经济政策的生动阐述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这估计也是他最有名的一段话了：“现在来看，‘在长期’这或许是对的。如果美国内战后美元取得了稳定，法律规定美元低于其现值1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认为n和p要比其实际上的情况大上10%，而且k、r和k'在此时的取值完全不受影响，倒是无可指摘。但是，这个长期对当前我们要讨论的事务而言是一个颇具误导性的概念。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如果在暴风雨来临的时节，经济学家只是告诉我们一旦风暴肆虐足够长的时间后，大海会再次恢复平静，那么，这群经济学家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也就太简单、太无用了。”这段话最能代表他在《货币改革略论》中的理论姿态，而凯恩斯之后的思想历程也一再表明，他不甘于给自己设定如此简单和无用的任务。

在《货币改革略论》出版后的第二年，也即1924年，凯恩斯就着手写作《货币论》了。虽然中间常被其他俗务和活动打断，但从1924年到1925年7月28日这一段时间，他始终未尝中辍。这部著作最终在1930年10月31日出版。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关注的乃是推动价格从一个均衡点变化到另一个均衡点的因果因素，这种变化反映在物价上，要么呈现出通货紧缩局面，要么呈现出通货膨胀局面。这里所谓的“均衡”，指的是经济体系中价格稳定的某个状态。最早对均衡点的偏离和回归加以论述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他是瑞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早年师从奥地利维也纳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对货币和宏观经济理论颇有建树。前文已经指出，凯恩斯受到了维克塞尔的思想影响凯恩斯借鉴了维克塞尔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它作为其完成《货币论》构架的最后一块基石。那么，凯恩斯从维克塞尔那里借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石呢?

我们首先提炼出凯恩斯《货币论》一书的三个关键总量，它们分别是需求、产出(供给)和收入，因为凯恩斯虽然意在探求货币和价格动态之间的关系，在书中他还不得不辅助性地探讨其他一些主题，如经济和信贷周期、产业和金融问题等。凯恩斯这里的需求指的是为换取某物而支出的行为。例如，企业家购买机器和设备用来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这属于投资支出，投资支出是需求的一部分。同样，人们为满足其自身需要而消费的商品和劳务，则构成需求的另一部分——消费需求：读者诸君不要认为这些今天耳熟能详的概念不值一提，要知道在凯恩斯的时代，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人还是非常稀少的，这些区分是凯恩斯的创造，也对其分析有着重要作用。如果企业家和消费者有需求，他们会采购商品和服务，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构成产出。每个企业家进行投资时，他们都会购置机器、设备，从而进入生产过程。如此一来，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就会得到增强。生产过程需要雇用工人，这样就业水平就会提高。同时，投资还需要向专门提供生产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提出需求，这些商品被称为资本品或资本资产。因此，企业家的支出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成为了销售资本品的其他企业家的收入，一部分是工人的工资收入。企业家进入生产过程，就是希望他们所投入的资金能够通过其他人对其所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而最终回到他们手中。

我们来看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给出的理论建构图景。我们假设一种最简单的经济，其中只有工人和企业家。需求分为工人和企业家的消费需求，以及企业家的投资需求。工人和企业家分别获得的工资和利润构成了总收入，这些总收人会被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储蓄则不仅仅是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根据一国的供给能力，储蓄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空间”来，这一生产空间将用于生产除消费品之外的其他商品。投资需求会占用这种由储蓄创生的生产能力。消费和储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消费规模过大，生产消费品占用了全部的供给能力，则投资就不会发生，企业家也就没有了剩余的生产能力来提供资本品。

价格的波动取决于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平衡，经济稳定也是如此。这中间的逻辑过程是这样的：倘若投资大于储蓄，则会使需求大于供给。需求大于供给，就会使得企业家获得一笔意料之外的利润，这种局面自然会促使企业家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工资。但与此同时，在这种生产扩张过程中，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因此，当投资大于储蓄时:就会出现通唚禀货膨胀。相反，如果储蓄大于投资，情况就会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小于供给，企业家就会蒙受损失。他们的企业因此会倒闭，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相应地，价格下跌，经济陷人通货紧缩。只有当投资和储蓄在新的均衡点上重新达成均衡，价格才会再次稳定下来。

那么，投资和储蓄的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呢？首先，投资取决于企业家在其商业计划中所预期的未来收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预期收益并非可由风险的概率分布加以计算的收益，而是企业家主观的对未来的想望。其次，投资还取决于利率对它的双重影响：利率是金融资产的收益，企业家当然可以购买这些资产，所以利率从这个角度说可以算得上是他投资的机会成本；同时，利率也切实地构成投资的实际成本，因为企业家要想实现其商业计划而借款时，他们必须支付这笔费用。可以这样来解释，利率对投资的双重影响可以分为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两个部分，所谓集约边际是指一旦企业家开始了生产过程，他需要优化利用资源，利率便构成了其实际的成本;而在是否开启生产过程上，利率会起到影响企业家权衡取舍的作用，这就是广延边际。每一个企业家都希望通过投资资本品而增加财富，他之所以愿意开启生产过程，乃是因为他认为预期收益超过了利率，但这个预期收益只是企业家心理上的预期，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日后的结果。所以，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就是个体的主观预期与客观的风险回报之间的权衡，而代表后者的就是金融资产的利率。

而储蓄则主要由收入决定，但受利率的影响。没有收入，人们自然无法储蓄；但个人储蓄的程度则取决于利率。影响储蓄的不只是实际利率，未来利率的预期变动也会对个人如何处理储蓄起到重要作用。投资者对利率变化的预期决定了他们购买何种资产，以及是购买资产还是持有现金。所以说，收入决定了储蓄存在，但储蓄以何种方式持有则取决于持有者对利率变化的预期。

由此可见，利率是决定投资和储蓄均衡与否的关键。而《货币论》关于什么是利率的这个逻辑链条的最后一环，乃是凯恩斯从维克塞尔那里借用而来。凯恩斯认识到，维克塞尔是第一个解释投资和储蓄可能失衡从而导致经济陷入扩张或萧条周期的经济学家，这是他借鉴维克塞尔的首要原因。其次，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还吸纳了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概念。在自然利率水平上，投资和储蓄处于均衡状态，供求趋于平衡，最终价格趋于稳定。因此，在自然利率之下，整个经济体系就可以稳定下来。

我们来看凯恩斯是如何解释市场利率的决定的。凯恩斯把经济分成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金融部门，一个是实体经济部门。在金融部门中，资金的借贷双方面交易流动性资产。“流动性”在凯恩斯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某种资产能够多么快速、多么容易、多么低成本地转换为货币，资产转换成货币的速度越快，其流动性就越强。在凯恩斯的时代，金融部门还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发达，凯恩斯称之为金融循环，我们现在把这个部门称为金融系统或金融市场。实际经济部门则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发生的地方。投资和消费也发生在实体经济部门，也被称为实体经济。凯恩斯把这部分称为工业循环。货币的金融流通为工业流通提供信贷，尤其是为需要调动大量资源的投资计划提供资金。但是，由于银行和金融投资者对金融资产利率变化的预期不断变化，金融系统中流通的货币量会发生突然的变化。凯恩斯用两个金融术语描述金融流通中投资者的心态，一种是悲观的“熊市”投资者，他们较为担心亏损，投资于非常保守的资产;另一种是相对乐观的“牛市”投资者，坚信市场会上涨，期待丰厚的资产回报。这两类投资者预期的分歧决定了金融流通中的货币量，进而决定了市场利率。若“熊市”投资者占上风，则货币供应量减少，市场利率上升从而超过自然利率。于是，储蓄增加，投资减少，需求小于供给。这种经济困境持续下去，则会造成经济萧条，就业和工资水平下降，通缩盛行。若“牛市”投资者占上风，则情况相反，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投资大于储蓄，经济繁荣，就业、工资和物价水平都会上升。

在《货币论》乃至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中，银行是金融流通的关键角色，它们设定了银行利率，也即短期金融资产的利率，所以，它们在平衡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方面拥有很大的影响。之所以银行拥有这种影响力，在于它们对信贷的掌控能力，也即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力。凭借这一点，银行只需大规模购入“熊市”投资者抛售的金融资产，从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便可抵消市场利率上升的趋势。反之，银行若认同“牛市”投资者的乐观预期，则可以向他们提供信贷，引发经济繁荣。银行如此关键，掌握的资源如此之多，使它们能够左右信贷周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周期和价格动态。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几乎把银行和中央银行在货币管理方面的权利相提并论，它们二者共同决定了货币供应量和银行利率。尽管银行拥有着如此巨大的权力，但凯恩斯仍然希望中央银行积极进行货币管理，认为它可以通过试图改变市场利率相对于自然利率的水平来管理银行利率。但无论中央银行意欲何为，都需要与银行进行合作。

很显然，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将利率放在了价格动态的核心位置上。利率不仅决定了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均衡，还把货币与价格联系了起来。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出现偏差，就会导致价格不稳定和经济波动。凯恩斯虽然从维克塞尔那里借用了自然利率这一概念，但他给市场利率的设定做了独到的解释。《货币论》是凯恩斯在理解货币及其与价格的关系方面所走出的重要一步，他提出了一套复杂的货币理论，在这本书中提到的某些变量还会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再次出现，只是到了后者那里，价格动态已经不再是货币问题的一般性结果，或者说，在那里，价格动态已经不再是凯恩斯关心的主要议题。

《货币论》是从《货币改革略论》通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一个中间通道，凯恩斯已经大体勾勒出了他想要达到的目标，但这些尝试的首次整合还未能令他感到满意。仅仅在两卷本的《货币论》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凯恩斯就开始了酝酿后来开启“凯恩斯革命”的伟大工作——撰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正是这部书，开辟出了一条通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康庄大道。

六、《通论》新释：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凯恩斯革命”

1929年到1933年，世界陷人了经济大萧条之中。在许多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感到灰心丧气的时刻，凯恩斯却拒绝把这次经济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1932年年初，凯恩斯开始撰写他的著作《通论》。1932年到1933年，凯恩斯在剑桥开始了他两个系列共8次的授课，标志着凯恩斯革命的正式启动。1936年2月4日《通论》正式出版，它立刻成为一部让读者着迷的著作，既简洁微妙，又艰涩深奥。它把对未来的预测与严格的科学方法良好地结合起来，展现了在就业不足条件下经济达到均衡状态的可能性。凯恩斯新理论的核心是关于社会总产出与社会总就业的理论，他是第一位从社会总产出的角度来思考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这种对国民经济结构的新看法是《通论》最有价值的遗产。

古典经济学把经济运作的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劳动者身上，当然，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它把经济运作都归功于劳动者按照这一理论，劳动者的工作意愿甚至要为长期失业负责。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失业分为自愿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后者是劳动供求的地区错配、技能的暂时不匹配和官僚主义障碍等因素所致，它是短期的现象，而前薺结则非暂时现象，这是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最常见的失业类型，工人要为此负全责，是他们的懒惰阻碍了实际工资的降低。如果工人愿意接受更低的实际工资来换取工作，企业家将会提高对他们的需求，但古典学派认为，工人不识大体，甚至还组织工会，使得工资更难降低，从而导致就业水平和国民收人无法进一步提高。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不接受工人提高工资呢？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利润减少就无法支付他们认为的对资本的合理回报，这就会降低投资水平，从而使产出下降，并降低就业水平。

凯恩斯本人对这一套古典经济学是非常熟悉的，他不止一次提到他对古典经济学的熟稔，在《通论》的序言中，他还再一次声明：“对于我现在所抨击的这些理论，我自己曾信奉有年，我想我是不会置其优点于不顾的。”但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恶性的通货膨胀、1929年的大萧条以及20世纪30年代二战前夕的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局势凯恩斯坚定地认为，这一套古典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在批判完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后，紧接着，凯恩斯就在第三章开始阐述有效需求原理和他的理论体系。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整个逻辑如下：首先是企业家们基于预期的总需求进行投资并创造一定水平的就业，同时据此生产总供给。其供应到市场上时会遇到实际发生的总需求，这个在不确定性全部实现之后的需求就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倘若正好等于总供给，此时在这个均衡点上企业家对是否继续维持当前的雇佣水平还是继续扩大雇佣水平处于两可状态，倘若继续扩大雇佣水平，则说明企业家对未来的需求抱持乐观态度。而当有效需求高于总供给时，这就是在鼓励企业家继续扩大雇佣水平，因为市场印证了其先前的预期。因此，当有效需求与总供给相交时，前者表达的是经济真正想要的就业和生产水平，后者表达的则是在之前企业家预期需求之下的生产计划。就此而言，经济中的总供给只是企业家对未来的投注，待到有效需求呈现出来，才确定了企业家的预期是否正确。因此，要全面理解就业问题，就必须探究需求的构成。

由于凯恩斯的《通论》讨论的是封闭经济，该书讨论的主要就是企业家和家户这两个主体，分别对应着两种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凯恩斯之所以选择这种简单的模式，乃是因为他主要关注私人投资及其随时间的波动，虽然政府和对外部门也是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私人投资才是最重要的经济行为，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消费的作用在于确保投资所创造的产品之一部分能够得到保障，而且人们之所以能有消费，必然是因为此前有投资发生，使得企业家投入的财富变成了他们所雇佣劳动者的收入。

经济动力是从投资需求而来。在现实的以货币为基础的生产型经济中，投资意味着企业家支出资金雇用工人以及购买资本资产以进入生产过程。企业家投资的财富就是工人的收入和其他为该企业家启动其生产提供投入的企业家之收入。而收人可以解释消费，即总消费是收人的函数。企业家的预期是，那些拿到收人的人会去消费由投资而提供的产品，凯恩斯把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称之为消费倾向，因新收入而产生的消费变化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基于经验事实，凯恩斯推导出了一条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基本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也就是说，消费会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后者的增加幅度大于前者的增加幅度，用数学术语表述就是总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该函数一阶导数大于零，二阶导数小于零。所以，随着收人提高，储蓄也会增多，这将意味着有效需求减少，就会威胁到企业家的预期。有效需求最终证实了企业家的预期，新增的生产必然与新增的收人具有相同的价值。但是，新增收人大于由此产生的新增消费，所以新增消费必然小于新增生产。如此一来仅靠消费便无法维持企业家根据预期需求而选定的就业水平，那么怎么才能使有效需求和总供给相等呢？这就需要投资发挥作用。投资是需求当中能够有效吸纳生产中未被消费部分的组成，它不仅可以激发经济活力，还最能使有效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平衡。因此，投资还决定了就业的稳定与增长。

那么，投资又是如何决定的呢？首先投资受利率的影响，利率是企业家把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所得到的回报，也就是他开启生产过程的机会成本，如果利率过高，就会降低企业家投资的意愿。其次投资还受到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是资本资产的内部收益率。投资意在填补因为储蓄而产生的需求缺口，但是投资和储蓄的决定因素是不一样的，储蓄由总收入决定。也就是说，储蓄是由家户行为决定，而投资是由企业家决定，他们各自考虑的因素不同，所以投资使有效需求恰好等于总供给的情况非常罕见。当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会导致非自愿失业，情况严重时还会引发危机、衰退和萧条。在古典学派那里利率起到的是平衡投资和储蓄的功能，储蓄是投资的前提；但在凯恩斯这里，是投资创造储蓄，同时创造收入和生产。

而把消费与投资联系起来的重要元素，这个元素也和边际消费倾向相关，是凯恩斯从他在剑桥大学的学生理查德·卡恩那里借鉴的“投资乘数”这一概念，凯恩斯对这个概念非常重视，在《通论》中单独成章。乘数衡量的是一项投资完成后，资金在经济中的流通情况。其基本过程是这样的:若企业家A选择进行投资，该项投资以100万元人民币雇佣甲组工人，这100万元的投资支出就是甲组工人的收入。假设这个社会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是0.8，那么，甲组工人收到100万元后会消费其中的80万元，然后这80万元就变成生产商B的收入，接下去企业家B也消费其中的80%，即64万元，这又会变成生产商C的收入，以此类推，直至全部耗尽。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简单的几何级数，经过计算这100万元投资最终产生的收人为500万元。这就是乘数效应，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越大，其根本逻辑在于: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会使投资产生的大部分收入重新以消费的形式回流到经济中。但是，边际消费倾向大并不足以激活强大的乘数效应。凯恩斯在《通论》第十章第iv节列举了限制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多种因素，比如生产资本品的行业能否预见到投资热潮、就业水平的高低、进口在总供给中所占的比重、投资在有效需求中的占比以及失业率下降时价格的反应等等。

就是在这一章的最后两节，凯恩斯探讨了政府支出与乘数效应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公众对政府缺乏信心，那么即使在一个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社会中，乘数效应也可能受到限制，无法像公众信任政府时那样积极发挥作用。因为倘若公众对政府心存疑虑，他们就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乘数效应降低。而一个能够赢得公众信任的政府则有助于在经济波动时稳定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支出便能够使资金在经济中流通，从而激活乘数效应，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唯一阻碍我们摆脱经济萧条的就是我们头脑中的旧观念了。凯恩斯甚至有些激烈地说道：“如果我们的政治家由于受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熏染太深妨害了他们想出更好的办法来的话，那么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能起到增加财富的作用。”

总而言之，消费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多数企业家都会投资生产消费品。投资产生收入，收入解释了消费。收入中重新投入经济作为消费的部分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反过来又解释了消费随时间的变化，因为它决定了投资乘数。但是，我们前文已经引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也就是收人的提高会大于消费的提高部分，因此，生产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差额就需要由投资需求来填补。这就进入了《通论》的第四编“投资诱力”。

我们已经述及，在凯恩斯的生产性货币经济中投资具有双重重要性。一方面，投资可以刺激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收入和供给，但收入的增加幅度要大于消费的增加幅度，所以储蓄会随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它要求将原本未被消费的那部分总供给吸纳掉。也就是说，投资既推动了经济发展，又使经济长期保持稳定，这就意味着有效需求足以与总供给相匹配，从而使企业家至少能维持之前创造的就业水平。而前文已经指出，投资有两个决定变量，一个是资本边际效率，一个是利率。由于利率还牵涉到货币，我们把它放在下一节专门讨论。这里我们深入探讨资本边际效率。

企业家购买资本品，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即为投资。投资的目的就是获得扣除企业运营成本之后的预期收益。一项投资是否可行取决于资本资产的净预期收益与购买该资产的成本之间的比较，后者为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这二者的比较则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这是一个比率，其分子为企业家预期从所购置的资本品中获得的所有净收益之和，其分母是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资本边际效率更常被称为内部收益率，它是企业家预期未来收益折算为现值的利率，从而使得未来收益的现值和资本资产的当前供给价格有比较的可能。因此，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将未来价值折算为现值的贴现率，只要由这个贴现率得到的未来收益现值至少等于资本资产的成本，那么这项投资就是值得的。与之相比，利率则是将一定数额的资金随时间推移进行资本化，使其在未来获得更大的金额，它与资本边际效率把未来价值折算为现值的方向正好相反。从都希望赚取较之以前更多的钱这个角度讲，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都是资产的回报率，它们共同决定投资。但是，固定收益金融资产能让投资者确切知道其财富的未来价值，而企业家却无法确切地知道其资本品边际效率的预期收益，后者是不确定的。

在《通论》中，凯恩斯提出了“信心状态” 这一概念，这是他在《论概率》中所称的合理信念程度的另一种叫法。信心状态是企业家对其预期正确性主观判断的程度。如果企业家主观上和直觉上的信心状态相信对产品销售的预期是对的，他们就会选择进行投资。但如果企业家对其预期不够相信，也即信心状态较弱，那么投资就不会发生，所以投资决策重要的不仅是预期，还有企业家对预期的信心状态。而塑造信心状态的因素则会因具体情况以及企业家在预期中对这些情况的考量而各有不同，因此，信心状态的波动就会导致投资决策的变动。如果某个想法得到了社会群体的接纳，相信它会延续下去，它就会变成一种惯例。凯恩斯就提到了这样一种相信当前惯例不会被打破的信心状态，此外还有金融市场上著名的“羊群效应“，凯恩斯把围绕羊群效应的想法总结成了一条准则，即人们宁愿共同失败也不愿单独成功。所以，基于诸如个人信心和预期等要素，对资本资产进行富有成效的投资这一决策，最终取决于企业家的 “动物精神” 。

凯恩斯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种货币生产经济图景，在这种经济中，货币与生产相互交织。虽然货币可以通过消费影响生产，但货币与生产的交织主要是通过投资实现，而利率在决定投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家庭的收入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消费，一部分是储蓄。面对储蓄，家庭需要选择持有的资产形式，而选择哪一种资产形式则取决于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是货币的衡量标准，因为货币是经济中最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它随时可以用来清算任何交易，没有任何其他资产具有这样的流动性。人们会根据自己的流动性需求来调整对某一资产的偏好，总体的流动性偏好会转化为经济中的货币需求。但并不是所有人的流动性偏好都相同，人们的预期不同，观点也就多种多样，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流动性偏好。只有在极端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流动性陷阱出现，人们才会表现得高度一致，即保有充分的流动性。当此之时，不确定性变得如此极端，以至于全社会都认为未来前景糟糕透顶，流动性偏好变得绝对化，人们将货币视为最为安全的经济事物，是他们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体现。

个人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上使用其收入需要做出权衡。首先，消费倾向决定了个人或家庭从其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其次，该个人和家庭还要决定有多少收入用于储蓄，以及决定储蓄的形式，决定后者的因素除了流动性偏好外还有利率。利率衡量的是人们愿意承担放弃流动性所产生之风险的程度。严格地说，利率就是那些投资者为应对金融市场中放弃资金流动性所带来的难以测量的不确定性而获得的溢价。古典经济学家与凯恩斯不同，他们认为利率是对个人和家庭克制人性不耐的报酬，也即不马上消费而等待未来消费所得到的回报。储蓄者把储蓄贷出到可贷资金市场所获得的利息可以增加收入，从而在未来消费得更多，因此利率是耐心的价格。个人和家庭越是不耐，现在消费就越多，未来消费就越少。总体而言，利率是平衡可贷资金需求和供给的价格。但凯恩斯认为，货币本身被储蓄起来并不会产生利息，利率并非对耐心的奖赏，它奖励的乃是投资者放弃流动性，把资金投入金融市场中风险借款人所出售的高风险债务这种不安全的行为。因此，利率并非储蓄的回报，而是投资者将原本具有流动性的储蓄投入到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中所获得的回报。

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放弃流动性而愿意持有货币呢？凯恩斯给出了个人和企业持有货币的三个主要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所有动机中，对利率而言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动机，即投机动机。凯恩斯特别强调情感在货币持有的变化中的作用。倘若人们对未来持悲观预期，那么流动性偏好会增强，人们出于预防目的会持有更多现金。这些人在短期内不会将资金重新投入金融体系，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进而推高利率。相反，如果预期收益上升，降低了个人的流动性偏好，那么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就会增加，货币供应量随之上升，利率则会下降。从这里可以看出，凯恩斯在《通论》中已经摆脱了他在《货币论》中沿袭的维克塞尔的观点，抛弃了自然利率的概念。在《通论》中，凯恩斯指出促使人们投身金融市场的利率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约定俗成的，受个人习惯和预期的影响。尽管资本边际效率过度依赖于预期、信心和动物精神等主观因素，并且随时间推移而递减，但投资也受到始终为正且不断上升的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因此，投资是脆弱的;然而，就业和生产却依赖于投资。

这就是凯恩斯的货币通论。他以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发展了自己的货币理论。凯恩斯不仅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货币生产经济体系中，还为经济学提供了对货币本质的深刻且新颖的理解。他解释了货币为何是一种约定俗成，为何这种约定俗成对于维持一种货币作为货币的地位至关重要，以及为何这种约定俗成并非理所当然、并非由税收驱动且并非一成不变。这种约定俗成的延续取决于货币当局如何管理货币相对于需求的生产弹性。凯恩斯还解释了货币为何永远不是中性的，这与古典经济学的理解不同。正是由于货币的特殊性质，我们可以真正领悟凯恩斯在《通论》前言中所写下的这样一段关于货币经济描述的话：“刚开始撰写《货币论》时，我仍然在沿袭传统的老路，将货币视为与供求的一般理论彼此分离的事物。该书杀青之时，我已将货币理论推展为一种总体产出理论，这是我所取得的一些进步。但我仍未能完全摆脱先人之见，故而无法充分探讨产出水平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以今观之，这是该书理论部分(也即《货币论》一书的第三编和第四编)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错误。我所谓的‘基本方程’(fundamental equations)，乃是根据产出既定的假设而描述的瞬息图像。这些方程试图表明，假设产出既定何以会有多种力量造成利润失衡状态(profit-disequilibrium)，并因此要求产出水平发生改变。但是，与瞬息图像截然不同的动态发展，该书却未能做出全面的处理，而且论述也非常混乱。与之相反，本书已然演变为一部专注于研究哪些力量或因素决定总产出和总就业之变化的著作。虽然货币在经济理论体系中处于根本而特殊的地位，但关于货币的技术性细节，本书则存而不论。我们将会看到，从根本上来说，货币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体系：在其中，关于未来的看法之变化会影响到就业的数量，而不仅仅是影响它的方向。不过，在对未来的看法发生变化的影响下，我们用来分析当前经济行为的方法，仍然是以供求互动为依据，并由此而与我们的基本价值理论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更加一般化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把我们熟悉的古典理论作为一种特殊情形而涵盖在内。”

简而言之，凯恩斯所解释的变量是就业、生产和收入。为了明这些变量的决定因素，他在《通论》中构建了一个货币生产理论。预期的总需求创造了生产，并带来了就业和收入。因此，就业水平(以及供给和国民收入水平)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和投资是构成社会有效需求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实际在经济中发生的需求。有效需求一方面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这种倾向决定了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总水平。另一方面，需求也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决定，因为它们决定了投资。资本边际效率是资本品的回报率，它是资本资产在其使用寿命期间预期收益与投资成本的比率。因此，对收益的预期决定了资本边际效率。反过来利率是在金融市场中根据看跌和看涨的投资者不同的流动性偏好来确定的，他们分别认为市场会下跌或上涨。货币的利率在经济中最为重要因为货币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其供应由中央银行管理，以确保人们始终将其作为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手段。而人人都接受货币，它在经济中始终是完全的流动资产。因此，如果面临不确定性的个人为了保留流动性所带来的安全性而持有货币，而不是将其用于购买资本品，货币就会对就业和收入的创造产生影响。所以，货币对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它既能改变经济活动的节奏，也能改变其方向。这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逻辑。

《通论》的核心内容，前十八章凯恩斯已经尽数阐述完毕，在从第十九章开始的最后两编“货币工资和价格”“通论引起的几点短论”中，凯恩斯先是探讨了诸如工资、物价和商业周期等具体问题，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哲学。这些部分，我们可以看成是凯恩斯的闲笔。但也就是这两个部分，凯恩斯以其优美绝伦的文笔、深邃悠长的思想折服了众人，也客观上推动了《通论》这本连萨缪尔森都感叹难读的创新性学术著作得以走向流行。

凯恩斯研究经济学，并不是要成为学究，他想理解经济学从而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改善人们的生活境遇。凯恩斯主张国家与私人的进取心之间应有合乎理性的合作，他既不相信市场能够自我调节从而组织社会，也不认为国家能够解决总供给，真理介于两者之间。在凯恩斯的理想体系中，私人的进取心能够自由地做出他所希望的经济选择，同时政府为这些选择提供尽可能的支持，以降低其风险，促成其收益。

在《通论》的最后，凯恩斯希望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应从古典主义的个人主义、自利主义和功利主义转变为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兼具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的基础。凯恩斯并不认为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如果放在今天，他一定会对美国的这种完全个人主义至上的资本主义深表惋惜。凯恩斯的目的是要对这种体系进行改革，因为他相信这种体系有利于维护个人选择的自由，并且能够奖励那些有助于形成有益社会成果的私人行为。因此，凯恩斯认为，尽管他心目中的这种理想体系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但它并不需要完全自私。个人在追求个人快乐和回报的同时，仍需记住他们的行为构成了经济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制约着他们的行为。例如，企业家不可能独自成功，他们需要其他人消费他们的产品才能实现个人目标。而为了协调经济中个人各自为政的行动，凯恩斯主张国家采取经济行动，正是这一观点使凯恩斯背负了许多争议和骂名。

凯恩斯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坚信世界能够变得更美好，生活能够充满欢乐。他相信理性力量能够战胜错误观念，能够引领人类进步。然而，在晚年，凯恩斯对人类运用理性力量的方式感到相当失望，正如他在1938年的著作《我早年的信仰》中所表达的那样。但他从未停止为理想而奋斗，即在更美好的世界里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他的努力成果丰硕，但倘若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主张得以实施，成果会更加显著。凯恩斯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虽然20世纪重要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广泛地质疑了凯恩斯的观点，但他所使用的诸如预期、货币政策、失业和消费函数等重要的概念正是凯恩斯引入经济学领域的。倘若凯恩斯未曾发展这些主题，弗里德曼又会关注什么呢？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通论》新版序言中所言：“展卷读之，方知何为不朽。”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就永远不会消逝!

2025年7月25日星期五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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