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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和妻子刘秀芳已携手走过五十年,这半个世纪里,我们相濡以沫,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妻子虽没读过多少书,但她心地善良、勤劳能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其实我是一名留守知青,当年恢复高考时没能考上大学,就留在当地当了老师,直到退休,如今回首往事,心中百感交集,却从未后悔当初的选择。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都在工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高中毕业后都进厂当了工人,哥哥接了父亲的班。
一九七〇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当时工作不好找,我便报名去了绥德县上尧公社插队,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几个高中同学,大家被分到不同的生产队,我和同学李明分在二队,五个男知青住在一孔旧窑洞里。
窑洞里只有一张大土炕,还有个放衣服的柜子,墙上贴着醒目的宣传标语,那是我第一次睡土炕,还是五个人挤在一起,晚上点的是煤油灯,特别不习惯,最让人头疼的是夜里总有老鼠窸窸窣窣地跑来跑去,吓得我们睡觉都不敢露头,后来队长给我们找了只猫,情况才好转。
我们每天跟着老乡一起下地干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单调,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在旧窑洞住了半年,我们就搬到了新建的知青点,条件稍微好了些,老乡们都很照顾我们,经常送来新鲜蔬菜。
插队第一年春节我没回家,是在刘队长家过的年,刘队长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二女儿在公社小学当临时代课老师,小女儿刘秀芳比我小一岁,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地过年,刘队长一家特别热情,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我在他们家住了半个月,过完年才抽空回城看望的父母。
一九七三年,我已经在农村待了三年,那年村小学的王老师因病去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就让我暂时代课,因距离有点远,我就从知青点搬到了学校去住,学校离刘秀芳家很近,她就经常给我送饭。
到了一九七四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李明就在那年回了城,一九七五年,大部分知青都通过招工回了城,可我一直没收到通知,心里特别着急,跑去县知青办打听,确实没有我的名字。
一九七六年八月,我当代课老师已经整整三年,和刘秀芳谈恋爱也两年了,这时终于收到了回城通知,可我却犹豫了,一方面舍不得和刘秀芳的感情,另一方面孩子们也哭着不让我走,我给家里写了信,父母说尊重我的选择,想了一整夜,我决定留下来。
当时公社也鼓励知青扎根农村,和我们一起插队的一个女知青在当地结了婚,公社还出钱给她盖了新房,年底我和刘秀芳结婚时,公社也给我们添置了两件新家具。
结婚一年后恢复了高考,妻子鼓励我参加,我本来想再考一次,可是孩子出生后妻子要照顾孩子,岳父又突然生病,最后只好放弃。
一九八〇年,我转正成为正式老师,调到县城小学教书,妻子也在县纺织厂找到了工作,我们一家三口搬到县城,让我骄傲的是,儿子很争气,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现在他是企业高管,在北京成了家,儿媳是律师,我们老两口跟着儿子住,晚年生活很幸福。
如今坐在北京家中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我常常会想起陕北的那片黄土地,那里有我青春的足迹,有我执着的选择,更有我与妻子相守一生的承诺,这一路走来,虽然平凡,却是我最珍贵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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