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赶紧走！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年轻警卫的声音像一根冰锥，扎进李春苔的耳朵里。
她抱着那个快要空了的布包，在1982年北京的寒风里摇摇欲坠。
“同志，我求求你……”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从云南来的，只想……”
“谁管你从哪儿来！”警卫不耐烦地打断她，“规定就是规定！”
规定。又是这个词。
它像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李春苔在北京的所有去路。而现在，她就站在这最后一堵，也是最高最硬的墙面前。
她被警卫不耐烦地一推，脚下踉跄，重重地摔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那个破旧的布包也飞了出去，东西滚了一地。其中，有一个毫不起眼的拨浪鼓。
李春苔连忙颤抖着手捡起它，无意识地摇了一下。
“咚咚……”那声音沙哑又突兀。
警卫的耐心彻底耗尽，厉声呵斥：
“你还闹上了是吧？在这里耍什么玩意儿！赶紧滚！”
就在他准备上前夺下拨浪鼓时，一个苍老但威严无比的声音从院内传来，像一道惊雷劈开了僵局：“住手！”
警卫的手僵在半空，满脸惊愕。
那扇紧闭的朱红色大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竟亲自从门后快步走出，他无视了呆若木鸡的警卫，目光死死锁住李春苔和她手中的拨浪鼓，嘴唇颤抖着抓住她的手说：
“孩子，你总算来了！”
（一）
198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硬。
风从西伯利亚过来，一路上什么都没带，就带着一股子要把人骨头缝吹透的寒气。
李春苔从北京站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像是被这股寒气攥住了。
她身上那件在云南已经算是厚实的棉袄，到了这里，就跟一层纸糊的没什么区别。
风从她的领口、袖口、裤腿，所有能钻的缝隙里钻进去，像无数条冰冷的小蛇，在她皮肤上爬。
她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布包，里面是她这次来北京的全部家当和唯一的指望。
布包里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吃的，几个已经变得像石头的玉米饼子；另一样是几十块用手绢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钱。
除了这些，布包最底下，还压着一卷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那里面是她们寨子里女人们绣了一整年的“山茶绣”，几十块绣片，每一块上面都开着一朵红得像血的山茶花。
寨子里的老支书把这包东西交给她时，手一直在抖，他说：
“春苔，你是我们寨子唯一见过世面的知青，全寨几十口人，明年是喝稀饭还是能吃上干的，就看你了。”
李春苔当时点了点头。她觉得老支书这句话的分量，比她手里这个布包要重得多。
她在那个叫“野花坡”的寨子待了十年。
十年时间，足够把一个上海来的女学生变成一个皮肤黝黑、手上长满老茧的云南女人。
她会说那里的方言，会种苞谷，会喂猪。
她看着寨子里的孩子出生，看着寨子里的老人死去。
那片土地像是长在了她的命里，她觉得她得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
她要去的地方叫“北京工艺美术公司”，听一个回城探亲的老知青说，那是全中国收好东西的地方，只要东西够好，他们就收。
李春苔觉得她们的“山茶绣”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
可北京太大了，大得让她找不到北。
她捏着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问了十几个人，走了快两个钟头，才找到那个挂着巨大牌子的大楼。
站在大楼门口，她看着那些穿着呢绒大衣、踩着皮鞋进进出出的人，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要饭的。
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脚上那双自己纳的千层底，在这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她犹豫了很久，肚子里的饥饿感和身上的寒冷感轮番折磨着她。
最后，是老支书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和全寨人期盼的眼神推了她一把。
她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那扇旋转玻璃门。
里面的暖气像一堵墙一样撞在她脸上，让她一阵眩晕。
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拦住了她，眼神在她身上扫了一圈，像是在看一个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东西。他问：“干什么的？”
李春苔小声说：“我找采购科，我……我送点东西给他们看。”
男人用下巴指了指旁边一个写着“传达室”的小窗口，就不再理她。
传达室里坐着一个正在织毛衣的中年女人，眼皮都没抬一下，问她：“有介绍信吗？”
李春苔赶紧从怀里掏出那封盖着“野花坡村民委员会”红印的介绍信。
女人接过去，只看了一眼信头的印章，就把信扔了出来，说：
“村委会的介绍信？我们这里最低也得是县里商业局的。没规矩，走吧走吧。”
李春苔愣住了，她想解释，想说她们的东西真的很好。
她把布包放在柜台上，想把里面的绣品拿出来。
女人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跟你说了不行！我们这里是国家单位，不是菜市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里拿。赶紧走，别影响我们工作。”
李春T苔像一根木头一样站在那里，她感觉刚才扑面而来的暖气已经消失了，浑身比在外面还要冷。
那些进进出出的人，没有一个看她一眼，他们的脚步匆匆，好像每个人都有无比重要的事情要办，而她，和她那个沉重的布包，只是这个繁忙世界里的一粒尘埃。
她默默地捡起地上的介绍信，抱起布包，转身走出了那扇旋转门。
外面的冷风再次灌满了她的身体，她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也被冻住，裂开了一条缝。
北京的第一天，就这样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二）
李春苔在北京找了个最便宜的住处，那是一个大杂院里加盖出来的棚屋，一个月要十五块钱。
屋子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墙壁是用三合板钉的，风一刮，整个屋子都跟着晃，像是随时要散架。
房东是个胖女人，收钱的时候数了两遍，然后告诉她，用电要另外给钱，打开水要去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
李春苔把布包放在床上，那是她在这个陌生城市里唯一的依靠。
她打开布包，把里面的玉米饼子拿出来一个，放在嘴里慢慢地啃。
饼子又干又硬，硌得她牙龈生疼，可她必须吃下去，不吃下去，明天就没有力气走路。
她一边啃，一边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
她想起野花坡的天，蓝得像一块刚洗过的布，云彩白得像棉花糖。她想起寨子里的阿妈总是在她出门前，往她手里塞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
想着想着，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砸在手里的饼子上，把饼子砸出了一个小小的湿坑。
她哭了一会儿，又自己把眼泪擦干了。她对自己说：
李春苔，你不能哭，你不是一个人来的，你背后是整个野花坡。哭了，就对不起那些相信你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李春苔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在北京城里乱撞。
她去了好几个百货大楼，想把绣品直接卖给他们。
第一次，她在一个叫“东风”的百货大楼里，等了采购科长一个上午。
那个科长终于见了她，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慢条斯理地打开了李春苔的油布包。
他拿起一块绣片，只看了一眼，就撇了撇嘴，说：
“这什么东西？颜色太艳了，俗气。我们城里人不兴这个。”
他说完，就把绣片扔回了包里，那动作，就像在扔一块擦桌布。
第二次，她去了另一家商场，一个年轻的售货员倒是挺有耐心，说：
“大姐，你这东西是手工的吧？是好东西。可我们这里卖东西，得有发票，得是国营厂子出来的。你这个，我们不敢收。”
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让李春苔心里的那点火苗越来越小。
她带来的钱，也在一天天地减少。
房租，吃饭，坐公交车，每一项都是开销。
她开始不敢坐公交车了，每天就靠两条腿走。
从南城走到北城，再从东城走到西城。
她的脚底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晚上回到那间小破屋，她就用针把水泡挑破，疼得她直抽冷气。
有天晚上，她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去院子里的水龙头接了点凉水喝。
胖房东看见了，斜着眼说：
“我说妹子，你这是图啥呢？看你也不像坏人，在北京能有什么事啊？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家吧，这地方不是咱们这种人待的。”
李春苔没说话，她只是觉得胃里像火烧一样难受。
她回到屋里，把布包里的钱又数了一遍，只剩下不到二十块了。连一张回云南的火车票都买不起。
一种巨大的绝望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要把她淹没。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个破洞，能看到外面灰色的天空。她觉得自己就像这间破屋子，风雨飘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塌掉。
她想到了放弃。她想，也许自己根本就不该来。
寨子里的人世世代代都那么过，喝稀饭就喝稀饭，吃不饱就勒紧裤腰带，不也过来了吗？她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改变什么？
她越想越觉得自己可笑，像一个讲给自己听的笑话。
她把脸埋在被子里，被子有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
她想，明天，明天就去火车站，看看能不能爬上一趟运货的火车，就算被抓住了，也比饿死在北京强。
（三）
就在李春苔觉得天塌下来的时候，事情好像有了一点转机。
胖房东或许是看她可怜，那天早上给了她一个热馒头，还告诉她一个消息。
房东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
“我听我们家那口子单位的人说，西边那个大院里，住着一个姓顾的老首长。听说啊，是天大的人物，以前在云南打过仗，还负过伤。人特别好，念旧情。你要是真有天大的难处，不如去那边碰碰运气。不过我可跟你说，那地方门槛高，一般人连门口都到不了。”
这个消息像一根扔进水里的稻草，李春苔也不知道这根稻草能不能救命，但她还是想伸手去抓。这是她最后的希望了。
如果连这个希望都破了，那她就真的认命了。
她把身上最干净的一件衣服换上，把头发梳了又梳，然后抱着那个已经不那么沉重的布包，坐上了去西边的公交车。
这是她一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坐车，她心疼那两毛钱的车票，但她实在没有力气再走那么远的路了。
车窗外，北京城在她眼前一晃而过。
高大的楼房，宽阔的马路，行色匆匆的自行车流。
这一切都那么繁华，那么生机勃勃，但又都跟她没有半点关系。
她像一个看客，看着一场不属于自己的电影。
大院很好找，红色的高墙，门口站着两个笔挺的哨兵，表情严肃得像两尊石狮子。李春苔刚一走近，其中一个年轻的警卫就伸出手臂拦住了她，声音洪亮地问：
“干什么的？这里是军事禁区，闲人免进！”
这个警卫叫小周，刚从新兵连下来不久，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和用不完的原则。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像李春苔这样形形色色的人拦在门外。
有的人想找老首长批条子，有的人想解决子女的工作，还有的人纯粹就是想来攀关系。
在他的认知里，这些人都属于“闲杂人等”。
李春苔被他的气势吓得后退了一步，她赶紧从怀里掏出那封已经揉得皱巴巴的介绍信，递了过去，结结巴巴地说：
“同志，我……我从云南来，我想找顾……顾长山老首长，我有点事……”
小周连介绍信都没接，他的目光在李春苔身上停留了三秒钟。
那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那张被风吹得又红又干的脸，还有那双满是紧张和卑微的眼睛。他心里已经给李春苔定了性：又是一个从乡下来的，想打秋风的。
“首长很忙，没时间见客。你有什么事，去信访办反映。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紧走。”小周的语气冰冷，不带一丝感情。
“同志，求求你了，我就说几句话，几句话就行。”李春苔哀求道，“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我……”
“谁不是从远地方来的？”小周打断了她，脸上露出一丝不耐烦，“规定就是规定，没有预约，谁都不能进。你再不走，我们就按规定办事了。”
李春苔看着那扇紧闭的朱红色大门，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力气，好像都在这一刻被抽空了。
她抱着布包，站在那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死死地忍住了，她不想在这个看不起她的人面前哭。
旁边那个年纪稍大一点的警卫看她可怜，劝了一句：
“大姐，你走吧，小周说的是实话，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你在这里站着也没用。”
李春-苔的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是自己太天真了。她慢慢地转过身，准备离开。
就在她转身的一瞬间，也许是太虚弱了，也许是心神恍惚，她脚下一软，整个人往前一扑，摔倒在地上。
那个她一路抱在怀里的布包，也从她手里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四）
布包的口子摔开了，里面的东西滚了一地。两个已经凉透了的玉米饼子，像两块黄色的石头，滚到了小周的脚边。
那几十块用手绢包着的钱也散开了，几张毛票被风吹得贴在地上。
最显眼的，是那一卷用油布包着的“山茶绣”。
油布也摔开了，几十块绣片散落开来，那些红得刺眼的山茶花，像一摊摊凝固的血，铺在灰色的地面上。
小周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女人的全部家当就这么点东西。
他弯下腰，想帮她捡。
李春苔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猛地扑过去，用身体护住那些绣片，一边哭一边把它们往怀里划拉。
她的动作那么急切，那么慌乱，好像那些不是绣片，而是她的命。
“别碰！别碰我的东西！”她嘶哑地喊着，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小周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看着趴在地上、浑身发抖的李春苔，心里那点刻板的傲气突然就软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站在那里，看着她把那些沾了灰的绣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用袖子小心地擦干净，再重新卷好。
李春苔收拾好绣片，又去捡那些钱。
她把每一张纸币，甚至是每一枚硬币都捡了起来，重新用手绢包好。
最后，她捡起了那两个玉米饼子。
她看着饼子上面沾的灰，犹豫了一下，还是用嘴吹了吹，放进了布包里。
做完这一切，她才发现布包的角落里，还有一个用旧布包着的小疙瘩。
那是她离开野花坡的时候，寨子里最老的白族阿婆塞给她的。
阿婆是她养母的母亲，快九十岁了，眼睛已经花了。阿婆拉着她的手，用她都快听不懂的方言说：
“孩子，这是阿婆的阿婆留下来的东西，听说是当年救过的一个汉人官长给的信物，你带上，路上能保平安。”
李春苔当时并没在意，只当是老人家的一点念想。
这一路上，她都快忘了这个东西的存在。
此刻，她看着这个被磨得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布包，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她像是被什么东西驱使着一样，颤抖着手，一层一层地打开了那个布包。
布包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木制的拨浪鼓。
鼓已经很旧了，上面的红漆大部分都已脱落，露出了木头本来的颜色。鼓皮也有些松弛，但两边用红绳系着的小木珠还在。
最特别的是，鼓面上用已经褪色的颜料，画着一朵小小的山茶花。
李春苔看着这个拨浪鼓，就像看到了野花坡的山，看到了寨子里的阿婆。这是她此刻与那个遥远的家乡唯一的、有形的联系。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捻动着鼓柄，轻轻地摇了一下。
“咚咚，咚咚……”
那声音并不响亮，甚至有些沉闷和沙哑，就像一个老人的咳嗽声。但是在这寂静的、戒备森严的大院门口，这声音却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突兀。
警卫小周皱起了眉头，他觉得这个女人有点不正常了，上前一步，语气变得严厉起来：
“你干什么呢？这里不许喧哗！把东西收起来，快点离开！”
他说着，就伸手要去拿李春苔手里的拨浪鼓。
就在他的手快要碰到拨浪鼓的那一瞬间，院子里那栋二层小楼的窗户，“唰”的一声，被人从里面猛地推开了。一个苍老但异常洪亮的声音从楼上传来，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
“住手！”
小周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他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回过头，惊愕地望着楼上的窗户。
李春苔也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那个方向。她只看到一个花白头发的轮廓。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十几秒，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发出“吱呀”一声，缓缓地向里打开了。
一个穿着军装的勤务兵先跑了出来，他神色紧张地把大门完全推开。
紧接着，一个老人几乎是冲了出来。
他头发全白了，但腰板挺得笔直，只是走路的步子有些急，旁边年轻的勤务兵要小跑着才能扶住他。
老人没有看小周，甚至没有看任何人。他的目光像两道利剑，穿过冬日清冷的空气，死死地钉在了李春苔。
他的脸上，先是震惊，然后是巨大的、难以置信的狂喜。
最后，那狂喜又变成了一种近乎痛苦的激动。
他的嘴唇在不停地哆嗦，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却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走到李春苔面前。
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他的眼里只有那个女人，和那个比他年纪还要大的拨浪鼓。
他伸出手，想要去触摸那个拨浪鼓，但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看着李春苔那张满是泪痕和灰尘的脸，他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
最后，用一种仿佛从另一个世纪传来的、沙哑又颤抖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话：
“孩子，我等好久了，你总算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