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当大家都觉得伊斯坦布尔会接着当作土耳其首都的时候,凯末尔干了一件让人始料未及的事,那就是把首都,迁到了默默无闻的安卡拉,要知道伊斯坦布尔,可是拜占庭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的光荣所在,还是连通欧亚的黄金水道,凯末尔这一举措,好比把北京迁到石家庄,看着相当疯狂,实则是深思熟虑的“绝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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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成了待宰的肥羊
摊开地图就能看出问题,伊斯坦布尔,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处,一边是欧洲,一边是亚洲,其位置极为优越,优越到令敌人都心生觊觎。
一战之后,英法、希腊的军舰停于海峡之外,随时可以用炮问候苏丹的皇宫。这座城三面环水,易攻难守,若开战则无退路可寻。
更为严重的是,列强还存着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尽数割走的幻想,让伊斯坦布尔变为“飞地”。凯末尔清楚:将首都置于敌人可攻之地,便是把国家的命运交付到他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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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来看安卡拉,这座海拔900米的内陆小城,四周被山峦环抱,十分利于防守,它处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地带,有“土耳其心脏”的美誉,进攻防守都方便。
更为重要的是,它离海岸线较远,列强的舰炮不能打到,希腊部队的坦克也开不进来,这是一个可放心作战、放心建国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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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都代表的是帝国的腐朽
伊斯坦布尔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兴衰的标志。拒绝改革的苏丹与保守的宗教势力,都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
当凯末尔在前线奋力抵抗希腊侵入的时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却与英国人关系密切,并且默许列强来割裂土地。
这座城市成为“两个土耳其”的分界线,一侧是凯末尔在安卡拉建立的国民议会政府,其誓言是拯救国家;另一侧是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封建政权,仍怀揣着帝国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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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存的伤疤愈发显著,1920年,协约国签订了《色佛尔条约》,意图将安纳托利亚的一大片土地,划分给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希腊人。
每个土耳其人的心,都被那耻辱条约扎心了。凯末尔深知,若要让民族重获生机,便需要与伊斯坦布尔,所代表的“帝国幻想”彻底划清界限。
1930年,奥斯曼旧都君士坦丁堡,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并非仅仅是更改一个名称,而是一场与过去的“离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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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拉是改革的"防火墙"
凯末尔推行的改革相当激进,令人诧异:废止苏丹制、政教分离、采用拉丁字母、不准女性戴面纱。这些改革的每一项,都在触动宗教保守势力的利益。
而伊斯坦布尔恰好是这类旧势力的聚居之地——那里有根深蒂固的宗教长老、不愿放权的贵族、缅怀帝国荣光的老派军人。若在伊斯坦布尔推行改革,凯末尔每迈出一步都得跟这些人撕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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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拉不一样,它是一座内陆小城,既没有帝国遗留的“历史负担”,也不存在复杂且纠结的保守势力。
凯末尔将首都迁至安卡拉,如此他便可摆脱那些阻碍自己的人,在新的地方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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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键的是,安卡拉地处长期被边缘化的内陆地区,将首都迁到那里,能够带动该区域发展,还能获取更多民众支持。这并非只是地理范畴内的搬迁,而是借助空间去换取时间、凭借隔离来换取改革空间的“政经手术”,
一次迁都,埋下百年变局的种子
现在我们也看懂了:安卡拉有群山当作屏障,且和帝国旧势力,在地理上相互分隔,最终让凯末尔具备了改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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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用一次“自废武功”般的迁都,换得了民族国家的新生,目前我们看见土耳其在中东态度强硬,瞧见它横跨欧亚的特殊位置,可别忘掉:这一切的起始,是1923年那个貌似“狂热”的抉择。
守旧之人不会被历史特别眷顾,有的时候,若想存活,唯一的途径便是与过往告别
你认为凯末尔当年所走的这步险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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