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安家的二叔,是我小时候眼中最有出息的亲戚。他常年在外,像一只候鸟,只有春节才偶尔飞回村里。对于我来说,他大抵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我发现,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村里人人都赞誉,靠着读书改变命运的高材生。
我一直很好奇,一个家徒四壁,天崩开局的穷小子,在那个年代,是怎么从广西的山沟沟里,走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繁荣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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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中秋节回家,我又见到了二叔。
二叔告诉我,他本科中南大学,在98年的时候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开始在商务部研究所做海外资产的投资。这一年,我刚刚出生。
在我大概上小学的时候,二叔到了北京市属的一个国企任职,二叔说他年轻的时候想法很多,想在大城市里有所作为,混着混着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二叔只用几句话,就轻描淡写地把他村里人都好奇、猜测、羡慕的前半生经历略过了。但是我知道,二叔的故事一定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只是苦难这种东西,说出来矫情,咽下去又硌得慌。在我们的眼里,他就是最有出息的那个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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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宴散了大半,大家都凑在客厅唠家常。二叔拎了半箱江小白,拉着我们几个二十五六、三十出头的小辈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他给每个人面前的玻璃杯都倒得半满:“都来尝尝,听说这酒都是20年生产的,变好喝很多。”我们笑着起哄,说他是年纪大了口味变了,他也不反驳,只是又给自己续了点酒,话匣子慢慢打开。
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别总想着一步登天。他说选择比努力重要,但如果不努力,连选择的资格都没有。他还说家永远是最后的根,愈发觉得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他说得语重心长,我们酒杯碰了一次又一次。
我问二叔,如果回到当年,他还会去北京吗。二叔说,已经50多岁的人,没什么可以假设的了。以前30多岁,40岁的时候会有各种假设各种想法。后悔、迷茫、矫情,都不是50多岁的人该有的情绪。
那晚的酒话并未持续到夜深。第二天清晨,二叔便如一只准时的候鸟,再次振翅,飞回他在北京的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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