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日,山西大同一名女生在校门口买根淀粉肠,竟被工作人员夺走电动车钥匙和家门钥匙。视频里她哭喊“还给我”,对方却说“还买,看我给不给你”,转身离去。一根几块钱的淀粉肠,换来一场权利失衡的公开拷问。
事件迅速发酵,学校次日回应称已成立专班调查,强调管理初衷是食品安全,但承认方式需反思。可公众的愤怒不止于“方式不当”——家门钥匙被收,等于切断了学生回家的物理通道。这已不是管理,而是控制。
学校有权这么做吗?答案明确:无权。《民法典》第二百零七条规定,任何组织不得侵犯私人物权。学生对钥匙拥有合法所有权,学校既非执法机关,也无法律授权,何来“没收”之权?即便出于安全考虑,也只能临时劝阻或引导,而非剥夺占有。将私人物品强行扣留,早已越过法治底线。
有人辩称,校方是在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可责任不等于权力无限扩张。全国多地已有成熟经验:湖北枣阳为摊贩登记备案、发放健康证;江西全南划定临时摊位,实现人车分流;安徽桐城通过抽签分配便民摊点,推动持证经营。这些做法证明,疏导比围堵更有效,服务比压制更可持续。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自觉,不是制造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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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粗暴管理背后是一种权力惯性——以“为你好”之名,行越界干预之实。当学校把学生当作需要严控的对象,而非独立个体,教育就异化成了规训。一根淀粉肠或许不健康,但一把被夺走的家门钥匙,摧毁的是信任,伤害的是人格尊严。
管理的正当性,从不取决于动机多么高尚,而在于手段是否合法、边界是否清晰。风险预防,绝不等于权利剥夺。真正的校园安全,应建立在法治、尊重与共治之上。
教育不是驯化,管理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钥匙虽小,却连着家门,也连着人心。别让一根淀粉肠,成了压垮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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