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李克农心急如焚想方设法想要营救，可惜都未能如愿！

很多人知道吴石最终倒在马场町刑场，却少有人了解，从他1950年3月被捕到6月牺牲的三个多月里，李克农作为中共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始终把这位战友的安危放在心上，满心想着营救，可当时的客观条件实在太残酷，最后只能带着遗憾看着他走。

1950年3月，一封从香港辗转传来的密电送到北京情报部门，只有简短的“鹰落网”三个字——“鹰”是吴石的代号，这位当时中共在台湾最高级别的潜伏人员（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终究还是出事了。李克农看到密电时，正在批阅其他情报文件，手里的钢笔顿了好一会儿，才缓缓放下。他太清楚吴石的重要性了：吴石掌握着台湾的核心军事部署，更维系着两岸为数不多的情报通道，他一被捕，不仅这些机密可能泄露，台湾的潜伏网络也大概率会跟着崩塌。

当天下午，李克农就把负责台湾潜伏工作的核心人员叫到办公室，门一关就是一下午。办公室里的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烟缸很快堆得满满当当。他反复跟大家分析：“吴石同志是老革命，对组织忠诚，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可话虽这么说，摆在面前的现实却让人绝望——几个月前蔡孝乾叛变，已经把台湾的潜伏人员供出了大半，能联系上的联络员不足十人，而且都只能在暗处活动，连传递消息都得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更别说展开营救了。

最开始，李克农想先通过仅存的联络点，确认吴石的关押地点和处境。他让香港的潜伏人员试着联系之前和吴石对接过的同志，可传回来的消息却更让人揪心：吴石被关在台北的甲级看守所，24小时有特务看守，连送件衣服都要经过三层检查，而且负责审讯他的是谷正文——这个人是毛人凤手下最狠的特务，把吴石当成了向蒋介石邀功的筹码，根本不可能轻易松口。更糟的是，和吴石交好的陈宝仓中将（两人是同乡兼陆军大学校友），因为和吴石往来密切，也在吴石被捕当天被抓了，想通过旧交斡旋的路，刚开头就断了。

后来，李克农又琢磨着，哪怕没法直接营救，至少得让吴石知道“组织没忘了他”，给她点支撑。可当时台湾的特务管控已经到了极致：街头巷尾都是巡逻的军警，看守所更是连只苍蝇都难飞进去。之前潜伏在台湾的联络员，要么已经暴露，要么只能躲起来不敢露面，连靠近看守所都做不到。有一次，一个还在活动的联络员试着往看守所附近的报刊亭塞了张纸条，想让送报员帮忙带给吴石，结果纸条刚到报亭，就被特务搜了出来，送报员还被抓去盘问了好几天，联络员也只能赶紧转移，连这点消息都没传出去。

那段时间，李克农几乎每天都要问“有没有新消息”，可每次等来的不是“联络不上”，就是“特务查得更严了”。他也想过有没有其他办法，比如通过民间渠道传递消息，或者找机会让吴石在受审时拖延时间，可一来没有可靠的人能执行，二来国民党对吴石案格外重视，蒋介石亲自批示“从严从快处理”，军事法庭连开庭都很仓促，根本没给拖延的机会。

1950年6月初，香港传来消息，说吴石在法庭上拒绝认罪，还写下了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李克农看到这两句诗时，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营救的希望已经越来越小了。6月10日，最终的消息传来：吴石和陈宝仓等人一起，在马场町被处决了。那天晚上，李克农的办公室亮了很久的灯，身边的人说，他对着吴石之前发来的密电看了又看，最后轻轻说了句“吴石同志，委屈你了”。

后来有人问过李克农，当时明知道困难重重，为什么还一直惦记着营救？他没多解释，只拿出一份文件，上面是吴石1949年潜伏前写的信，里面有一句“若有不测，此生为家国，值了”。其实大家都懂，对李克农来说，不是不想救，是当时的环境实在不允许——两岸隔绝、潜伏网崩塌、特务统治严密，每一道坎都跨不过去。可这份“想救却没能救成”的牵挂，恰恰成了对吴石最好的告慰：他的忠诚，组织始终记得，他的牺牲，从来都不是孤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