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锐龄：忆郑毅生师

1946年我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读书时，最初系主任是姚从吾先生，后来姚先生去河南任河南大学校长，郑毅生师遂以教授、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主任。第一面的印象已记忆不清。他在事务丛脞之馀，给我们开明清史课程。那时郑师大概近五十岁了，发往后拢，脸色红润，态度和蔼，笑容满面，戴着近视镜，穿着一领洁净的长衫，手持一叠卡片，滔滔不绝地讲授，虽自云祖籍福建长乐，可是说的是极流畅地道的北京话。因为明代政治史上故事较多，如“一条鞭法”、“移宫梃击红丸三案”等，先生讲得本末分明，条理清楚，引人入胜，所以系内外听讲的学生很多。

当年，系内不少同学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我听到他们对校训导长的议论尽是负面的，对毛准(子水)教授的评论也多微词，说他奔走出入胡适公馆，以致在史学系开的中国科技史课程，很少有人选读。唯独对郑秘书长没有人说他不好。

记得有一天，在图书馆一楼的西侧大阅览室读书，案的左边是一长排开架的文史古籍，多是丛书类书,忽然抬头看见胡适校长，由郑先生等陪同从一楼大厅走进来，一边走一边谈些什么,只听见郑先生说：“那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他们在室西端停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此时读书的同学们都治学如常，并不起立，先生们也不干扰大家。不知为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我回想，往浅处说，是当时我知道那长长的书架上就陈列着乐史的这部书，更深的是那时学校的学术气氛、自由民主气氛，沁透了内心。以此一小事论，胡校长或许来馆视察，但不摆官架子，就如此而已；而一校的秘书长郑先生本人亦即学者，陪校长谈史学要籍，也事属平常。不像近年衙门化的学校和科研单位，领导者亲临某处，必发指示，而主持事务的要员从来不亲书本，专以交际奔走、财物出纳为能事。

1947年夏，我本科毕业后家居，忽然一天郑先生通知我来校，当时秘书长在以孑民纪念堂为中心的中式院落的西房内办公，我们学生一般都不到这里，办公室内外两间，清洁得一尘不染，外间有一位老年工友值班，先生在里间，见我就给我一封信，介绍去北平市立第二女子中学教书，并夸赞了几句。我很兴奋地退出，以后就在该校教高中历史，到1949年解放后还在私立贝满女中兼课；同年秋，我考入北大文学院研究部，才获准离职。在此前准备应考时，借读同学袁良义听郑师的隋唐史课笔记并读了新刊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获益良多。也约在此时购得郑师在抗战后期刊印的《清史探微》,序言云“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粗涉典籍，未能通贯”,又云“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读来让我深深感动，至今仍回旋脑际，因由此足见先生为人的谦虚和治学的勤苦，是我的楷模，至于文笔的典雅，还在其次。

在研究部我真正听课读书不到两年，屡因频仍的政治活动及运动打断。学生们的情绪是兴奋浮动的。许多领导人物来校做报告，就中只有陈毅报告里敦劝我们学习董仲舒读书三年不窥园，学好本领，服务人民，其馀的都是讲解形势、宣传政策、强调政治第一。我还兼做助教、研究生团支部工作，曾陪民主人士参观土地改革。1951年冬郑师也带着学生去江西泰和参加土改。

1952年1月北大开始三反运动，接着转为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停课几达半年。三反运动由马寅初校长动员、汤用彤副校长带头检讨，全部教职员卷入，是北大第一次政治运动。当时我助办系务，也是史学系教师学习小组的一员。郑先生在1月下旬自江西回来，参加稍晚，对前面的事一概不清楚。如揭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有先生下属包某、梁某二办事员涉嫌贪污(专设一调查委员会，究竟结论如何，不知)等等，系里就议论郑先生在北大任职时间长，知道内幕事情多，应该揭露并检讨官僚作风。郑先生对我说他回京一听到包、梁问题，就闭门思过，等候审察，从来不知道应主动做检讨。据我残破的日记，2月3日，他约了邓广铭先生、李克珍、陈楠和我，试做检讨，但只是历史交代；4日在史学系教师组内做非正式检讨；23日面对全系师生做正式检讨。听众，尤其是老师们，则要求他揭露蒋梦麟、胡适主政时代的内幕，检查对史学系教学工作中的缺点，先生当然同大家一样，也彻底否定过去，说自己作风敷衍塞责，八面玲珑，不当面得罪人，处处讨好。总之，这个月内先生处于窘境，大小几次检讨总未使人满意。可惜他的2月23日发言要点我没有记下。值得注意的是：当胡适校长1948年仓惶离京后，校务由汤用彤、郑天挺、周炳琳主持，至是，汤先生为副校长，不得不率先做自我批评，周先生则是全校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郑先生只不过在本系内做检讨而已。就我来说，如果先生确有严重问题，必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至今仍想不起来什么。

在同一组内杨人楩先生屡屡对我说，郑先生解放前任秘书长十八年之久，为人清廉少有；胜利复员后，他不住北大的教职员宿舍，为了避嫌，宁肯外面觅房住，这是难得的。但有位先生则抱异议，有一天，他和我到郑先生家谈如何“洗澡”过关。——现在一点也回想不起郑先生住在什么街巷，只记得在平常的一间北客厅里谈话，屋内陈设极简单洁素，书架上有风行一时署名马铁丁的谈思想改造的杂文小册子。——该先生屡屡质疑，惹得郑师发了脾气，满面通红地说：“你是不是因为从东北回来，系里聘请你，未给讲师职务，心里不满而这样逼人呢?”他则语塞。郑先生立刻改容，后悔说：“刚才是我失态失礼，实在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向和蔼的郑师发怒。后来党委派王学珍同志约该先生及我商量运动事，记得在红楼二层东侧北面的一间屋内，王学珍静听我二人谈话，该先生力言郑天挺任秘书长十八年，不可能没有贪污，我说：“说他贪污，须拿出些证据。据我所知，郑先生注意操守，不是这样的人。”该先生怒斥我“狡辩”,随即改口说：“这话说重了!”倒是王学珍和气地说：“看来应该让郑先生下楼了。”这样，先生的检讨才得通过。

在史学系学习小组内开展批评时，邓广铭师一向议论风生，词锋锐利，笑着说郑先生言行整饬，大似李光地。会后，郑师含愠对我说：“他说我是谁不行，说我是李光地!”可是他为人宽厚，对邓师并不计较。我当时想，换另一个人处在郑师的地位，必结怨不解了。

运动结束后实施院系调整，先生即被调至天津南开大学，从此离开他大半生的生活重心北大。同时汤用彤副校长叫我们这批研究生全部毕业。我服从人事部分配到中共中央统战部，从事民族工作，主要在西藏方面，平日起草文件、报告、电报等，工作繁重，只能用很少的业馀时间温习旧课。1955年结婚后，更没有闲暇治学了。

1956年初，中央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知识分子归队。一天，先生从津来京莅临我家，问我能否去南开，我当然愿意回大学。稍前，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向达先生也愿我去他那里。可能两方都发来公函，而部里不放。虽然这一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大的问题引发动荡，但国内政治空气却一度宽松平和，大家觉得我们正走上一条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路。尤其最高领导人提出双百方针，倡言接受批评和倡议，我不知这是策略，1957年遂因言语获罪，戴上右派帽子，从此成为不可触者长达二十一年，期间不敢再与旧日师友接近。

1960年，我在下放劳动两年多后被分配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62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一次关于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讨论会，许多名人都到会了，很巧先生与我在今复兴门内大街的北侧人行道上不期而遇，我们都在赴会途中，走得匆忙，无暇多谈，先生忽然问我：“前面走的那个人是谁?”我答：“先生治清史，这人怎么不认识，他就是宣统啊!”那次会上溥仪也发言了，一开头就长篇检讨，主席笑着阻止，让他赶快进入正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拨乱反正，我也得到彻底平反。1980年4月8日至12日，在北京市京西宾馆召开的史学会重建会议，又一次见到郑师，郑师风度依然如旧，我向他简单地报告了别来情况。

大会代表一百六十多人，酝酿领导集体即理事时，记得会场上邓广铭师等提出郑先生是最好的人选，长身玉立的刘大年先生忽然在前排起立，力言唯有张友渔先生胜任。大概因为这一组织将有国际活动，故党领导似乎要用张友渔挂头牌，刘则受命促成之，最后全会实行民主无记名投票，郑师年高德劭，以最高票被选为史学会理事，法学家张友渔先生反居后列。据我的记录，理事61人，前11名及得票数如下：

郑天挺125

周谷城124

白寿彝124

邓广铭123

黎 澍123

刘大年123

韩儒林122

夏 鼐121

唐长孺120

翁独健120

谭其骧119

复由这61名理事中选出15名常务理事，再由常务理事中选出5名组成主席团，此即郑天挺、周谷城(执行主席)、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郑先生仍居首位。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先生，也未写信问候。原因是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经受的磨难，使我由年轻时的活泼好动变为习惯于沉静独居。深感时日一去，何可追攀，书剑无成，惭对恩师了。

先生解放前任北大秘书长十八年之久，责任之重，事务之繁，可想而知。而百忙之馀，先生在清史研究方面撰写了若干篇重要论文，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此外，还写出论发羌、附国的地望、论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罗常培先生语文论著序等文，读来即知先生古典文史修养的宽博精深，是我们这一辈人难于企及的。解放前后他任北大文学院史学系主任，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又任副校长，1960年后和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世纪末和谭其骧先生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完成嘉惠士林的这类大工具书，而他都躬亲第一线战役，不图虚名，可以说他毕生精力都用在大学建设、史学发展这两项事业上，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据我短时间的亲炙经验，感觉先生不但学问好，品德也很高洁，是世间少见的汉宋兼修的学者。想来他也于闽学有深的造诣，但困学力行，严于律己，并不见于言谈。他既不宣扬自己，也从不教训苛求别人。当人们不理解甚至误会他时，他也淡然处之。平日谦恭和蔼，尤其对待后辈，循循善诱，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使我一直衷心感佩，视之为努力学习的榜样。

愿先生在另一世界里安息，他遗留的事业，我们将竭力完成。

原载《学林漫录》十七集，中华书局，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