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相湘：纪念郑师天挺先生——解答六十年一疑团

本年(一九九九)八月九日，是先师北京大学郑天挺(毅生)教授百年诞辰纪念。

郑毅生师原籍福建长乐，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四日(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日)生于北京。父亲叔忱公是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光绪二十八年任奉天(沈阳)学政。后以丁忧回北京，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任“教务提调”(教务长)。一九O五年病逝，时年四十二岁。天挺年甫六岁。其母陆嘉坤氏是广西临桂人，一八九六年与郑叔忱公结婚。她亦通经史，热心于教书。叔忱公逝世后，没有遗产，乃应傅增湘之聘，到天津担任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那时女子还没有到社会上工作的风气，许多亲友不赞成她去。她为家庭生活计，决心孤儿寡母相携到天津。不幸，不到一年，即染白喉病逝世。

郑天挺师的外祖母姓梁，郑母临危前委托梁济(巨川)为郑天挺(年七岁)与其弟(年二岁)的监护人。巨川先生有两子：梁凯铭及梁漱溟。故郑天挺与梁氏有表兄弟关系。实际上，郑与幼弟是寄养于姨父母(均早逝)、表兄张耀曾和张辉曾家中。

张耀曾当时正在日本留学，乃由辉曾教郑天挺读书。一九〇七年，天挺在北京入福建同乡会设立的“闽学堂”初小肄业。一年后，以同班只五人，停办。改入“江苏学堂”读书。一九〇九年，“闽学堂”成立高级小学，郑又回闽学堂。肄业两年，一九一○年冬，又因经费不足停办。

晚清设立的学堂，仍是以读“经”为主，不过读经的方式与私塾不同。郑天挺在小学的几年，主要读物是“书经”、“诗经”,另加“修身”、“作文”、“算术”、“史地”等。

当时，郑的同学中有广东香山县人杨健(壮飞)将香山县印行的葡萄牙侵占澳门图片传送同学观看；另一同学福建惠安人庄绍祖也时时传送华侨反满的言论。这两件事在郑天挺幼小心灵中，印象很深。

一九一一年，郑天挺十二岁考入顺天高等学堂的中学一年级。同班人很多都比郑年长，同年的只有几人。梁漱溟、张申府、汤用彤等都在高年级，只有李继侗与郑同班。所学课程很深，如“修身”课是读“明儒学案”节本，英文、数学课本也很高。是年秋，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发生，学校停办。郑在校时参加军事兵操，但背不动步枪，只是随队走走。

武昌首义，推翻满清，中华民国建立，郑天挺当即剪掉辫子，心情快乐，至老年仍难忘。

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郑天挺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即后来北京师大附中前身)。在校肄业四年。身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对郑天挺刺激最大印象最深。

一九一六年，郑天挺在家自修，专门读父亲遗留的中国史籍。从此养成读书习惯，也奠定后来学习史学的趋向。

一九一七年夏，北京大学第二次招生，郑天挺报名投考大学本科国文专门，经录取后，即入学。同班三十二人。年龄与郑天挺同样的约占一半，只有罗庸(后来亦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年十七岁。

一九一八年时，北京大学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郑天挺与同班同学大都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有一人投稿给《国故》,受同学的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认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识，颇不以为然。郑天挺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也很少写文章。

当时，郑天挺与北大同学较熟识的有郑奠、罗庸、罗常培、杨亮功、邓中夏等。后来都学有专长，知名于时。

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发生，郑天挺也走出了书斋，参加学生会工作，且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并走向街头作一些宣传活动。是年十一月，日本军舰在福州登陆残杀中国人民。北京的福建学生乃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的暴行，郑天挺也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到街头演讲、宣传不买日本货等。并用“攫日”笔名撰文送刊学生联合会出版的《闽潮周刊》。

当“五四”及“闽案”运动时，常与郑天挺在一起的有郭梦良、黄英(庐隐女士)、郑振铎、朱谦之、许地山等人。其中郑振铎(一八九八—一九五八)是天挺本家侄子，以后过从亦多，振铎时在铁路学堂肄业。

一九二○年春，旅京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SR学会(Social Reformation),郑天挺、郑振铎、郭梦良及女高师黄庐隐，师大、清华等十四人组成，不公开活动。

郭梦良、黄庐隐经三年文字交往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在上海结婚，翌年郭梦良病故。黄庐隐后以文学著名，与冰心女士有来往。

一九二○年夏，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毕业。经人介绍南下前往华侨名人陈嘉庚(一八七四—一九六一)创办的厦门大学任教，厦门大学校舍奠基典礼在郑成功操练水军的“演武亭”举行。郑天挺在奠基典礼牌楼横额手书“南国启运”四字。当时厦大教师如刘树杞、周予同、郑贞文等与郑天挺时常往来(刘树杞于一九三○年代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郑天挺亦在北大任总务长)。

是年六月，厦门大学更换校长，郑天挺与一部分教师即辞职离校。

同年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郑天挺与罗庸等入所做研究生，研究题目是“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由钱玄同先生指导。

清代内阁档案一部分移交北大研究所后，郑天挺也参加整理工作。这对郑是一件大事，从而奠定了以后从事明清史事研究的基础(后来刊行《清史探微》及《探微集》,内容甚多是整理研究清代档案的心得)。

一九二一年秋，郑天挺与周欣(稚眉)结婚。为补助家用，在表兄张耀曾主持之“法权讨论会”兼任秘书。

法权讨论会是当时政府筹备收回欧美日本诸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的机构，会中保存了大批中外文献及一些外交档案。在会中工作的青年秘书还有戴修瓒等，后来三十年代都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一九二二年八月，郑天挺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册，以“法权讨论会”名义正式出版。是郑天挺编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指出：领事裁判权明确确定而订立于条约中，系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但语意尚较含混。随后又与英、法、义等国订约，领事裁判权即于是时明确确立，中国完全丧失其治理外人之权。书中第五章还列举种种事实，揭露领事裁判权侵害中国主权，紊乱中国治安秩序，轻视中国人民权利，妨害经济及一切文明事业之发达等等。主张领事裁判权必须废除。是书出版后，曾获得当时一些法学家好评，刘师舜即曾撰文，称赞是书(按：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至一九四三年中国对日本抗战时，英美与中国订立平等新约才告废除)。

一九二○年中叶，北京政府在军阀混战政潮汹涌时，财政收入大都支付军费，一般政务尤其教育经费时常无款拨发，学校教师只有在多所学校兼课，集少成数的收入以维家计。郑天挺于一九二四年夏任北京大学讲师，每月领得薪资不到聘约的十分之一。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三·一八惨案”发生，北大及女师大学生数人死亡。郑天挺愤北洋政府无道，又悲青年学生壮烈牺牲，仍节衣缩食捐款助丧葬。

一九二七年五月，北大教授马叙伦受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厅长，郑天挺应邀南下。在杭州工作只两月，即因马叙伦辞职而离开。

一九二八年二月，郑天挺表兄梁漱溟在广东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任常务委员，邀郑天挺前往担任秘书。

当时，北大同学如罗常培、丁山等甚多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常聚晤谈论学问，郑天挺得到鼓励开始写作，研讨中国史料问题。

梁漱溟在广州原计划推行乡村自治，只以当时派系复杂，梁的计划未获通过。适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电邀郑天挺前往工作。天挺乃离穗北上赴杭州，担任浙大秘书兼文理学院讲师。

一九三○年二月，蒋梦麟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长时，为召开全国教育会议，要郑天挺前往南京教育部任秘书。

是年即一九三○年十一月，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郑天挺也随同回北大任校长室秘书。

一九三三年暑假，北大秘书长王烈辞职，由蒋梦麟暂兼。是年十月，北大学生用浴室以年久未加维护修理而倒塌，压死学生一人，重引起学潮(当时相湘在北大文学院史学系肄业，时常自西斋宿舍步行前往位于“红楼”文学院后之小浴室)。蒋梦麟大惧，急忙物色专职秘书长。蒋初意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周不允，推荐郑天挺出任，蒋征求刘树杞、胡适诸院长意见后即决定由郑天挺出任北京大学秘书长。

北大秘书长十八年 三大新馆厦的兴建完成

郑天挺明知困难很多，例如一就职首先碰到的是死亡同学开追悼会问题，颇感棘手；其次即许多人事上的困难。因为论资历，自己不是留学生；论关系，还有许多人与蒋梦麟更密切。何况还有一些校方负责人愿意担任此职。后来经过反复协商，再加上许多人的鼓励，郑天挺就同意担任，从此以至一九五○年五月，长达约十八年的多灾多难岁月，郑天挺肩负了日常琐务以及在北京大学历史上一次先后兴建地质学馆、图书馆、学生宿舍的大事，种种行政事务占去大部分时间的情况下，郑天挺始终在中文系任教，讲授古地理学及校勘学等课程，编印讲义分发学生。并且每日利用晚间(假日亦不间断)每日校勘《世说新语》数页，又利用校勘学方法写出《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一文，证明“赵书”所征引的文献，多于“杭书”七八倍，而雷同者则少，从而证明赵一清是清代一位“君遮益富、考订綦详”的学者，而不是“攘美窃名之流”的文抄公。另一《张穆〈月斋集〉稿本》亦珍贵。

先师孟心史(森)教授阅天挺校勘杭、赵有关《三国志》文后，极以为然，因请将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影印刊行，且撰《书郑毅生先生〈影印三国志注补序〉后》以赞扬之。

由此可见，郑天挺师在北大秘书长行政事务丛集之余，晚间专心做校勘学的缜密工作的成绩。真如胡适之先生撰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所指称：国学研究需要如绣鸳鸯一样一针一线的动手做。

先师孟心史先生于三十年代初刊行《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一书，对顺治帝母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的传说，力加辟斥其无根据，指出多尔衮之被尊称为“皇父”犹如汉人之称呼“尚父”、“仲父”。郑天挺师因根据北大研究所收藏明清档案，且参阅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清初档案，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写成《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经罗常培先生鼓励催促才送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指出，皇父摄政王是当时一种爵秩，是为酬报有大功勋之亲王的，即“摄政示尊于国，皇父示尊于家”,多尔衮即因此由“亲王”、“叔父摄政王”,进而尊为“皇父摄政王”。这种称谓亦与其左右希旨阿谀，满族旧俗有关；而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

这是郑天挺运用明清档案考证世人传说的清代大事之始。其后多年再汇辑明清档案刊行《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等，也为清史研究提供第一手史料。其有关宋景诗起义史事的考索发表后，德国贝喜发教授(Prof.Siegfried Behrsing)来中国访问于是文兴趣特浓，并将郑文译成德文加注于一九五六年刊载于《柏林德意志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通报》第四卷一期。

郑天挺师上述学术研究工作，是在学校行政事务繁忙之余晚间完成的。当他就任北大秘书长后，首先受命主持兴修图书馆、地质学馆、男生宿舍三大工程。是北大创立以后的大工程。如图书馆阅览室大书桌尺寸、台灯款式与距离，大都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模式，施工要求极为严格；建筑之质量、图书之收藏，在当时北平各大院校中居首要地位。郑天挺师每日与庶务组主任沈肃文都亲赴工地监督施工，许多问题现场商议，就地解决。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验收图书馆工程。十月十日下午二时，北大新图书馆和地质馆举行落成茶话会，在图书馆顶楼招待中外人士三百余人。翌年夏，男生宿舍也完成并启用。

北大三大工程的兴建与完成，是在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后，日本陆军在北平、天津横行无忌，北京大学在危城讲学，是大义凛然精神的具体表现。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日本宪兵甚至到北京大学校长室强邀蒋梦麟校长至日本大使馆，蒋校长充分表现“威武不能屈”的风骨(事详《民国百人传》第一册《蒋梦麟传》,及《三生有幸》)。

一九三五年，日本军阀逼迫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宣布“华北独立”,建立第二个伪组织。北平各大中学校教师学生为维护国权纷纷起来表示严重抗议。十二月九日及十六日，学生大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运动”)中，北大同学九人受伤，五人被捕。当日下午，郑天挺师与教务长樊际昌师同往协和医院慰问受伤同学。十二月十九日下午，郑天挺师亲往北平市警察局将北大被捕同学王德昭、巫省三等无条件保释回校(王德昭于一九五○年代任台湾省师范大学教授，后应聘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曾撰文忆述系狱及被保释回校经过)。

家难国难 公而忘私

一九三七年中国春节时，郑天挺夫人周女士因难产病逝于北平德国医院，对郑师是一大打击。

郑师自幼丧失父母，缺乏天伦之乐。一九二一年九月结婚后，伉俪情深，从未吵嘴。成家后，添人进口，经济虽时有拮据，却感到家庭的欢乐。周女士逝世时未及四十岁，家中遗下五个儿女，长女不过十三岁，幼子年仅三岁。

因此，夫人的去世，对郑天挺师精神上产生极大的打击，万分痛苦，又无处倾诉。有一时期，甚至经常念佛经以悼死者，藉以消除心中烦闷。其后友人多次劝郑续娶，但郑见到一些友人重建家庭后带来的矛盾和不安，私自下定决心：一切以学业为重心，决不以家事干扰自己的事业。从此以后，郑天挺师一直没有再结婚的念头。

是年夏，郑天挺师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仍兼北大秘书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时，相湘早于半月前毕业考试完成后，南下湖南省亲侍父病。

“七七事变”发生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与文学院院长胡适都在南京参加会议。其后不久，学校负责人纷纷南下。北京大学的校务全部由郑天挺师负责办理，北大老教授如孟森与马裕藻等天天到秘书长室共同商议应付变局方策，首先采取同学建议：在校中学生经济困难的由学校每人发给二十元使之离校。故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

是年八月九日是郑天挺师三十八岁生日，姑父董季友先生到郑家看望，时郑天挺师正为学校事各处奔忙。董老先生乃在郑书案头写上“鸿冥”二字，促郑远走。其后数日，郑之表姐夫力舒东医师传闻日本人要逮捕郑天挺，急忙雇辆汽车强拉郑到其西长安街尚志医院三楼病房躲避。翌日晨，郑私自回家。一夜未回医院，戚友都担忧不已。

八月某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抗日宣传品。日本宪兵问是谁的办公室?郑天挺说是“我的”。日本宪兵似乎不大相信。因为当时各处的负责人早已逃散一空。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华北汉奸组织的“维持会”派人接收北大。从此，郑天挺师就不再到校了。

当时，北大、清华、南开已联合在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十月，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北上至天津接教授。但并未携带旅费及安家费用。北大同仁十分怀疑。郑天挺师乃请心理系教授陈雪屏到天津与樊际昌面商：请长沙迅速汇款。十月底款到，郑天挺师乃分送同仁，陆续南下。十一月十七日，郑天挺师离别五幼儿，只身与罗常培、魏建功、罗庸等同乘火车到天津，再乘海轮赴香港转湖南长沙，是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北平的。十二月十四日到达长沙。“临时大学”又准备迁往云南省境。

郑天挺师临行前，两次到北平协和医院看望患胃癌的孟心史(森)教授。孟师见郑师，特以病榻日记相示。日记中无时无刻不以国事为念，并以诗讽伪满洲国郑孝胥。孟师与郑天挺师临别尚执手殷殷，潸然泪下。不两月，孟心史师(一八六八—一九三七)遽归道山(详见《民国百人传》第一册)。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师生分别乘火车或步行。郑天挺师等到达云南昆明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县设立分校。郑天挺师受北大派在蒙自分校设立北大办事处，负责一切事务，并担任史学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并注意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北大史学系师生在蒙自曾召集几次会议，纪念孟森(心史)教授。史学系主办的《治史杂志》中，郑天挺师特撰《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文中提及孟心史师逝世后，以所有北大教授邮信均由邮局转寄长沙临时大学代收转。郑天挺师收到河南省开封市许溯伊先生致孟师手翰有云：“承询燕斋之名，弟一再考据，大约为广东盐运使瑞璋，后署广东臬司，总办洋务局。本总署章京，俸满外用，故有熟习洋务之称，与沈芸阁同为文襄(张之洞)倚任。至刘永福将只有黄守忠并无方姓其人。彼时粤中将弁有水师提督方耀、潮州营游击方恭，又有率勇援闽之副将方友升，皆与永福不相联属，此见于文襄电牍者也。”

郑天挺师引录许溯伊来翰时特加赞语云：“此书先生(孟师)既不得见，因录于此，以见先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云云。

一九四○年六月，郑天挺师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得见《张文襄书翰墨宝》上下二册[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上海文明书局影印],内容四十八页，为札六十通。其中致燕斋者二十八、致芸阁者二封。都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手书，为张文襄公函稿所未收录。经详细阅读比证，确知“燕斋”是广东署盐运使蒋泽春的别号，不是许溯伊所指的“瑞璋”。稿成后送刊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上述两文刊载的《治史杂志》及《文史杂志》都是在抗日战争时的陪都重庆市，战时交通困难，没有铁道输送，只有运输乘客的汽车或载运军用物资或出口货物的车辆，极少书刊流通发行。相湘在对日抗战八年中始终在湖南省境内工作，自无法可以见及。直至一九五○年代中，转徙流离暂得栖身鲲岛，在台北市郊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书中才得见《治史杂志》——这是史语所于抗战时自南京迁移四川省时搜集的。由此才知相湘前在故都购得近贤手札蒙先师孟心史(森)先生题记。曾于《三生有幸》中录存张之洞、吴大徵两公手翰全文及先师“题记”全文。

一九七五年，相湘夫妇迁居美国照顾儿女、孙儿女时，曾将自台北邮运书籍中的上述两贤函札两件，捐赠哈佛大学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珍存。因经过多年多次转徙，深知私人收藏之不易，图书馆较可永久保存。

至郑天挺师撰《张文襄书翰墨宝跋》是去年(一九九八)十月才自郑师公子郑克晟(一九五五年北大历史系毕业。一九六三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九九六年退休)来美国探亲时寄赠郑师之《探微集》(一九八○年六月北京初版)中才得拜读。

郑克晟教授撰《郑天挺先生与史语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一九九八年十月台北印行)于“郑先生的治学方法与史语所的学风相近”节有云：“《张文襄书翰墨宝跋》一文，举出五证，证明‘燕斋’应即当时署两广盐运使之蒋泽春。”郑先生这一结论，只能告慰于孟先生九泉之下了。但这篇文字，郑先生比较满意，他在晚年曾说：“这就是在没有什么线索的情况之下，如何找到线索，如何进行比证，从而得出比较满意的结论。这是起码的考证方法，年轻人不能不知道。”

郑天挺师对于“燕斋”其人姓氏，念念不忘，务求获得真实结论，终于如愿以偿。这种治学精神，相湘非常感动而景仰不已。

郑师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逝世，已无法禀报此原委矣，愧疚实深。

今幸张之洞、吴大徵两公原札俱在，以郑天挺师始终没有见及之。一九四六年夏，对日抗战胜利后，相湘初次北上至北大母校拜谒诸师长时，郑天挺师且特召宴于故都著名烤肉店，殷殷话往事，也未提及此。质言之，郑天挺师固始终不知心史先生之致信许溯伊先生是为应相湘请求“题记”张之洞、吴大徵两公的手翰。今为供年轻史学研究同仁参考，特先钞录张之洞原札于下：

刘永福已到南宁，西省无可安置。琼如不能行，或屯廉，或屯省城外；再徐筹任使(藉可察看其性情纪律)。两处孰胜?请酌示。芸阁年兄、燕斋仁兄阁下。洞顿首。

方部二十人可归营务处，余只可另设法(现详筹处刘办法，所省已甚多，此小费不必惜也)。徐陈亲兵与张都司已招，须该员自选者方听说也。此时临行，自宜发两月粮(往返两月有余),俟一切派定，开单告局，并公牍行知也。洞又及。

心史先生题跋云：

吴生得近贤手札，索题跋。此张文襄手札，所致芸阁、燕斋两人：据文襄集，书问较多，知为姓沈，余未了了。许君溯伊乃独力为文襄辑遗集者，问之但言此札未入集，当是因处置刘永福事已详他牍故。余亦未能言。再函老友赵竹君，乃复言：许君说非是，文襄亲笔信随写随发者多不存卷，其存卷者虽亲笔亦过录始发也。芸阁名镕，广东藩司，殁于任，文襄为请入循吏传；燕斋姓蒋，粤西道员，留东省供营务处差；方部则谓道员方长华也。记此可以参证于清史及文襄集矣。丁丑春初，孟森记。

吴大徵手翰原文云：

节子仁兄大人阁下：念劬交到手书，猥以六十初度，蒙赐联轴，古雅可喜。谨谢，谨谢。湘中吏治未易振作，弟不以责人，而先以自责。疆吏所司何事?转移风气，岂得委之气数耶!与念劬晤谈数日，皆迂阔语，别无政绩可言，但得一书生可为名将，此求贤馆之小效也。手复鸣谢，敢请台安，藉璧谦版。弟大激顿首。五月十七日。益吾祭酒近著汉书补注，已刻天文志，真大勇也。

心史先生题跋云：

此亦吴生所得近贤手札之一。吴清卿中丞与张文襄为儿女姻家，适同留此手迹，想其原藏奔之家与两公俱相近也。节子为傅以礼字，念劬为钱恂字，俱有述作存世，节子题跋书籍尤有名。中丞虽功名蹉跌，然金石篆刻亦足显于世。所涉益吾祭酒，今尤为著述问世之最富者，片楮中想见方以类聚也。孟森记。

今按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直隶(今河北省)南皮县人，字孝达，号香涛，同治朝进士。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反对崇厚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条约与张佩纶等议论朝政，弹劾权贵，时称“清流党”。一八八一年任山西巡抚，整顿吏治，严禁鸦片。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时调任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抗法获胜……。据此，可知上录张之洞手翰是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所写，是在广州省城就近致经办人员的。只以沿旧习未写年月日，今按之刘永福事可资考证。

刘永福(一八三七—一九一七),广西钦州人(编者按：钦州在一九五一年以前隶属广东),又名义，字渊亭，早年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在广西云南边境组织“黑旗军”。一八七三年应越南政府约请，率军抵抗法国侵略。十二月，在河内城郊击毙法军头目安邺。次年，被越南封为三宣副提督。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在河内城西纸桥大败法军，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升三宜正提督。一八八四年中法为越南攻防发生战争时，在越南会同中国军队阻击法军，接受清政府收编。一八八六年任广东南澳镇总兵。一八九四年帮办台湾军务。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时，在台南设防。中日马关条约前，刘永福被推为台南军民抗日首领，联合义军抗日。后奉命内渡厦门。一九〇二年署广东碣石镇总兵。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十一月，广东省光复，刘永福被举为广东民团总团长，旋辞职归原籍，终老故乡。

据上录可知：张之洞上函应是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终止并进行和议时，正议收编刘永福“黑旗军”时所写，故内有“藉可察看其性情纪律”语。

相湘在北京及台北曾得览清代名臣诸人文集年谱。知中法战争时，香港码头工人拒绝为法国轮船起卸货物等。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加慰勉。当时孙文(逸仙)在香港求学，目睹耳闻种种，深感基层民心爱国情深，“革命思想乃因之产生”。编撰《孙逸仙先生传》时曾引录张之洞文电，固为记录史实，亦念念不忘先师孟心史先生教诲深恩。

吴大徵(一八三五—一九〇二),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别号窓斋。清同治朝进士。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在左副都御使任内，奉诏赴吉林省与俄国使者勘定边界，争回珲春黑顶子地区并树界碑。次年升任广东巡抚，反对总理衙门与葡萄牙定约划澳门归葡萄牙管辖。一八九二年调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起，率湘军出关抗日，兵败革职。生平留心古代器物收集，精于金石学、古文字学，甚多著作存世。

吴大徵手翰中提“益吾祭酒”,是指湖南长沙人王先谦(一八四二—一九一八),字益吾，号葵园。清同治朝进士，历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辞官回籍后，主城南、岳麓书院讲席。致力古籍与历史文献的编印校刊。《汉书补注》内容“详瞻足资参考”(《辞海》,中华书局一九三○年代刊行)。吴大徵赞许其“大勇”,以其为颜师古作《汉书注》,后又有数十家作汉书注，王先谦不仅集其大成且更增益甚多。

王先谦又根据满清历代皇帝“实录”钞辑成《东华录》(清“国史馆”在北京宫城东华门内)在长沙木刻印行。孟心史师曾嘱相湘在长沙代购其同治朝一部邮寄到北平，以七十高龄阅读木刻大字书比较不多费眼力。陈援庵(垣)师也曾嘱相湘代购赵翼(瓯北)之《廿二史札记》,以长沙木刻本比较他处刊刻本多出一条。长沙古籍木刻版故著名于世。

张、吴两公手札内容说明既如上述，史学界年轻同仁再细读孟心史(森)教授之“题记”,应可得较多了解。而对于郑天挺教授念念不忘企求知晓“燕斋”其人姓名，终于自《张文襄书翰墨宝跋》中得到解答。是史学方法最佳范例，郑师学术论著名《探微集》,真是“见微知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也。

爱护鼓励学生 “北大舵手”荣誉

相湘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论文《咸丰辛酉政变纪要》,受孟心史(森)教授指导，适逢最关重要的史料——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于一九三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内容正是有关此一政变若干重要情节纪录。加以其他史料比证，相湘进行研究时，乃得纠正清季王阍运、薛福成有关记述之错误，加以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阅文献，撰成论文，蒙心史师赞许，傅斯年、姚从吾诸师详阅后均认定相湘已得研究途径与方法，因此，北京大学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均给予工作。事详拙撰《三生有幸》书中。只惜对日抗战发生，相湘不能北上。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自南京迁移湖南长沙设立工作站，相湘报到入所校勘《明实录》不同钞本异同，嗣又以战局急转，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之长沙临时大学均西迁云南省。相湘因母老、胞兄体胖血压高，未能远行。一九三八年春，相湘见报载：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可补助在后方研究文史的研究生。因上函时在昆明的姚从吾、郑天挺两师，请赐予推荐，以便继续进行清代史事研究，幸蒙俞允。今承郑克晟世兄影印天挺师当时日记：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六月十三日夜“作书介绍吴相湘于中英庚款会”。捧阅之余，愧疚实深。以此事并未成功，可能是清史题目不合该会补助旨趣。但郑天挺师鼓励相湘继续研究清代史事，以报答北大母校与心史先生培植教诲之心意，至深且切。而相湘终以离群索居，无从接触清代直接史料，即将“咸丰辛酉政变”一稿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仓库中查检出若干档卷，而加增订成《晚清宫庭实纪》第一册。后获得入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聘任编纂职位工作，日常得阅清宫秘藏。又以国共内战被迫南下而转徙流离于台湾及美国，无时或忘研究清史，曾就能力所及取得新刊史料集，撰成数篇史述，刊于《历史与人物》(台湾三民书局刊)等，终未能完成《晚清宫庭实纪》第二、第三卷初计。

史料难得，是大因素，而时势趋向与需要，相湘不得不由晚清进入国民革命及对日抗战史料史实之搜集与研究。

郑天挺师《自传》自言：“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奉调任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思想上颇有波动；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可见个人研究兴趣常被大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被迫而改变。

郑天挺师为人处世谦虚谨慎，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达十八年，面向对日抗战十四年内外险困环境，为北大日常行政事务冷静处理及灵活应付环境。“一二·九”时保释被捕学生，已如上述。对日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自云南分别北上回返旧居后，国内政争又逐渐演成内战。北平、上海等地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纷纷出现，加以北京大学一沈姓女生被美国士兵强暴案发生，学潮更加炽烈，北大校长胡适亲往美军法庭作证，也未能稍稍缓和局势。学生愤怒而罢课游行。南京中央政府在北平的情治单位人员，时或入北京大学宿舍逮捕学生，甚或开列名单向北大当局要即交出学生。当时担任秘书长的郑天挺教授秉承胡适校长意旨，冷静缜密处理一切，明确决定：绝不交出一名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充分表现出大学独立自由正义的尊严和郑天挺师本身高度的责任感。每日同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竭尽全力。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日，事前在北大图书馆内已陈列各种有关文献，如原始档卷及胡适先生手写日记原本、各种相片等，举行展览。相湘时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工作，特抽暇前往参观。嗣以时局非常紧张，相湘家属均在南京，不得不请假搭乘民航客机自北京经青岛到南京，筹划一切。而胡适校长与少数教授也乘专机自北平到达南京。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参加人数不多，但意义非同寻常。出席师生抚今忆昔，感慨非常。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代表特别感念郑天挺先生保护及关爱学生，特敬献红绸锦旗一面，上款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献给郑秘书长”;锦旗中央四个大字：“北大舵手”;落款：“全体学生敬献”。

郑天挺师在师生掌声中，成为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上唯一接受此殊荣的人。学生代表在致郑天挺师信翰上称赞：“敬爱的郑秘书长：在炮火连天中，您倔强地坚守自己的岗位，维护学校秩序，保障同学生活、安全和学习……您这种爱护学校、爱护同学……的精神，是无上光荣的……全北大同学，不会忘记您……”

同时，著名历史学教授向达(一九○○——一九六六)等、讲助会、史学会团体或个人致郑天挺先生信中也称赞：“局势骤变以来，全校校务及师生安全端赖钧座筹划保障，辛劳备至。敝会同人兹特谨致慰问之忱。自胡校长南飞后，钧座肩荷益形沉重，敝会同人决尽力支持，俾校务得顺利推进，师生安全得能完全保障也。”(《百年学府纪闻》(二),《文史精华》第七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刊行。)

一所大学行政与教学是两大主要工作，需要平衡进行，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很少有时间埋首书卷间，但任何一大学没有行政工作的人是极难维持安定的教学环境。尤其二十世纪开始的五十年的中国一直是处于内乱外患连续不已的情势下，北京大学于三十年代“危城讲学、大义凛然”,教学研究及物质建设都是北京大学百年历史中空前光辉的。蔡元培及蒋梦麟、胡适诸位校长贡献至大，郑天挺秘书长则是在以蒋、胡校长为“船长”的“北大之舟”行进时的“舵手”,功在校史。他老人家在百忙中仍尽可能把握时间研究著述，《探微集》一册是具体成绩，实在难能可贵。值得今人效法。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于美国伊州自由村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75卷第2期，总447期，1998年8月

转自：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