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活佛

大家都熟知，有红色信仰的同志是不允许信其他宗教信仰的。那么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位特别了不起的藏族青年，叫做怀来仓·金巴嘉木措，曾经是一位活佛，他1916年9月21日生（这个日期应该是藏历），1947年6月不幸去世。小时候乳名叫做康三哥，也有的资料说叫尕三哥。他少年时由于当地特殊的宗教制度被认定成为“转世灵童”，然后在和政县松鸣岩寺行“坐床”仪式，成为松鸣岩寺第十八世怀来仓活佛，法名叫“贡却·单增”，被统称为肋巴佛。他还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高僧，获得该教派最高资格的“格西”学位。

如果仅仅就是这样的话，笔者是不会介绍一位很正常的佛教徒的。年轻又很聪明又有佛教造诣，这样的高僧也不是绝无仅有的。

独特之处在于，肋巴佛可不光是一位藏传佛教的信徒，后来毅然发动农民起义，带领当地人民成立“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并且献身于更大的爱和最先进的信仰！

在藏区那边由于宗教信仰，当地有着大大小小的宗教人士代表，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活佛。根据大家一般的了解，只要有一个人当上活佛的话，按道理他家人应该是能过上好日子的，可是这位活佛的家属没跟着鸡犬升天，还过着那种穷日子。等于是说宗教组织把他家的小儿子贡献出来当成一个偶像，继续让百姓顶礼膜拜，捐出香火钱，好让剥削者花，剩下他的家属继续过着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苦日子。他的父亲被地主逼迫干重活，是活活累死的。因为他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过的就是农奴的日子，西藏的农奴解放之前有多惨，不用多说。

让现代的大家很难理解的是，这种活佛转世的把戏其实就是贡献出一个家族的劳动力，连点粮食都不补偿给他们家吗？他的家庭继续过着基本讨饭的日子，宗教组织根本没有可怜他们。他大哥本来是带着家人流落到兰州讨生活，后来又去了武威，因为掩护过两名红军战士，被军阀马步芳的兵抓去打死了。他的母亲因为又穷又病，又思念孩子，后来精神失常了，据说是投河自尽了……后来二哥几经辗转才把才托人带信给他，他坐在活佛的宝座上，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保佑不了。

这就能深深地看到吃人的宗教的虚伪性！

曾经，入党后肋巴佛向身边人讲述，回答过自己为什么要当活佛。他说因为，“活佛能使万民脱离苦海，所以，我就要当活佛”，而“现在，共产党能使旧中国见光明。我就跟定共产党了。”虽然他很小的时候不懂什么叫普度众生，他就是知道周围的人都过着苦日子，以为当活佛是个好事情，能帮到别人。但是真正能改善人民命运的不是活佛，他很幸运，他找到了这个真正的方向！在佛教教义中，“脱离苦海”指的是通过佛法修行，让众生从生死烦恼的此岸，渡到涅槃解脱的彼岸。这是他最初发愿成为活佛，承担起教化、庇护一方百姓责任的出发点。在修行和游历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横征暴敛、欺压各族百姓的黑暗现实。外来的殖民者（例如英殖民主义者渗透藏区）捆绑着当地的宗教势力和国府一起在剥削他们，民族压迫、阶级剥削和宗教歧视交织在一起，这与他慈悲济世的佛教理想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肋巴佛目睹了国家积贫积弱、民族备受欺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后，他认识到，人民的“苦海”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烦恼，更是现实中的战乱、压迫和贫困。他发现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正是要通过社会革命，推翻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正是在现实中为万民“脱离苦海”，带来“光明”。

他的认识完成了一个关键的升华——即救国救民的宏愿，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相统一。他过去通过宗教安慰众生灵魂，而现在他看到了一个能够从根本上拯救国家与民族，让人民在现世中获得幸福的现实道路。不靠什么神仙救世主，不等什么来世，我们现在就要幸福，所以他就坚定跟党走！“跟定”二字，掷地有声，体现的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无比坚定的政治选择和人生归宿。这不仅仅是对一个政党纲领的认同，更是一种将个人命运与党的事业紧密相连的誓言！对于肋巴佛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找到了在当下历史条件下，实现其“使万民脱离苦海”这一终极关怀的更有效、更迫切的途径。他的宗教信仰中悲天悯人、普度众生的核心，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价值取向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肋巴佛的这番话，是一个关于“初心”与“道路”的动人故事。他的初心——救渡万民，始终未变；而他找到的实现这一初心的道路，是跟随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目标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能够超越不同的出身、民族和信仰，将亿万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共同为创造一个没有压迫、充满光明的美好新世界而奋斗。旧社会，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压迫，肋巴佛作为藏族领袖，对此有切肤之痛，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主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这对于长期寻求民族出路的肋巴佛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平等和尊严。曾经在红军渡过腊子口的时候，他见到过红军，他利用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还帮助过红军。通过接触，他知道这是一支人民的队伍，从此他就非常向往红军，也想向他们学习。后来红军在甘南地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红军对人民的好，他们都看在眼里，肋巴佛也冒着危险收留过受伤的红军战士。后来他也想成立这样的队伍，说要为人民推翻这吃人的世道。

1940年，肋巴佛在卓尼组织“草登草哇”（七部落济民性质的组织），带领群众抗粮抗捐，开展抗暴斗争……1943年3月27日的甘南农民起义是肋巴佛革命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起义宗旨为“抗日反蒋，反对国民党，接洽共产党”。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口号……面对官府的残酷压榨，他不再仅仅以佛法安抚人心，而是毅然选择组织武装反抗。他利用活佛的号召力，联合汉、藏、回、东乡、土等各族贫苦农民，在冶力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并被推举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总司令。这次起义确实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南部的统治，是西北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压迫的英勇壮举。但是起义失败了，他就遭到通缉，所以就开始逃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接触和秘密的联系上了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地下组织，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他系统了解了党的民族平等、宗教自由政策和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纲领。他认识到，共产党所追求的事业，正是他实现“救渡众生”理想的最现实、最彻底的路径。后来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位藏传佛教活佛到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转变。他是经过了生活和革命斗争的真正考验，当时没有预备期，直接就批准他入党了。据说当时有人问他加入共产党之后就必须放弃活佛的身份，他舍不舍得呢？他完全舍得！

他的选择，是个人信仰的升华，也是一代民族爱国者寻求民族出路的缩影。因为他个人的经历，他也天然同情劳苦大众，他领导的起义失败，让他深刻认识到，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组织核心，自发的、孤立的反抗难以成功。而共产党正是能提供正确理论和强大组织的核心力量。他亲身经历并领导反抗的，就是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对这个政权的腐败、残暴和无能有了最清醒的认识，深知其不可能带给中国光明。

因此，“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自然成为他唯一的、必然的选择！肋巴佛的选择，是一位有着崇高宗教理想和深切人间关怀的智者，在时代洪流中寻找真理的必然归宿。他将佛教中“利他”、“慈悲”的精神内核，与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光荣入党之后，中共陇右工委组织决定送他去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当时的延安是革命的灯塔，是所有进步青年都愿意去的地方。1947年6月，在赴延安途中到平凉安国镇三十里墩一带时，他不幸因车祸牺牲，年仅31岁。

他的牺牲，是藏族同胞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故事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具有超越阶级、民族和信仰的强大感召力，能够将一切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优秀儿女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奋斗。 多年以后中共甘肃省委在《关于一九四三年甘肃省南部农民起义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指出：“肋巴佛以宗教领袖活佛的身份，高举义旗，率领藏汉僧俗群众反抗国民党暴政，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在我国现代史上是很少见的。”他不仅是藏族的骄傲，更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上一位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