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和下西洋”，没什么好惋惜的

大明朝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开始了下西洋。远航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郑和船队的远航比欧洲大航海探险家们的远航早了50年。郑和船队抵达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印度、阿拉伯半岛、非洲东部的摩加迪沙等地，远航航行的能力得到了事实的肯定。郑和船队的舰只数量、人员规模、武器装备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那是真正的“清场式遥遥领先”：哥伦布1492年首次远航的船队只有3艘船，其中只有一艘超过100吨，其余两艘不足百吨，船员总数不过区区87人；郑和七次下西洋，舰队规模较小的那一次有300多艘船，舰队规模最大的那次有近千艘船，船队中的“宝船”吨位超过3000吨，这样的“宝船”数量在舰队中一般有63艘，而郑和每次远航的船队总人数在27000人左右。

中国近代几百年之所以落后，错过“大航海”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在阅读郑和下西洋这段史料的时候都会发出惋惜：以郑和舰队当时的实力，中国人完全可以成为海上的霸主，在海上击败阿拉伯人、欧洲人，占领美洲、澳洲，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却被生生错过？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惋惜。郑和下西洋跟大航海时代西方探险家的远洋航行完全是两码事，也一定不会带来西方航海家给欧洲带来的那种后果。

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背景，是朱元璋对大明朝进行了空前严厉的海禁政策：大明洪武三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地市舶司。至此，中国民间的海上对外贸易完全被官府禁止。

之所以说朱元璋的大明朝的海禁政策是空前严厉的，是因为明朝之前，元、宋、唐、隋乃至更早的朝代，海上贸易从来都是民间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当然也是朝廷征税的对象，明朝以前的朝代从没有过禁绝海外贸易的想法。

中国古代王朝一直“重农抑商”，皇帝也在不断加强皇权。本来，皇帝担心大臣或子民造反，很正常，但到了朱元璋这里，他出身最底层，亲眼看到家里好几口人饿死，之后他经历世事艰辛、饱尝世态炎凉，再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奋斗当上了皇帝、拥有了天下，跟唐太宗、宋太祖这些在当皇帝之前就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的人相比，从社会最底层爬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更懂得底层艰辛更珍惜皇帝宝座，那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提防心理就也更强烈。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设立锦衣卫实行特务统治监视大臣和子民的一举一动，跟前朝比，洪武朝忽然把君权提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本意也是为了加强皇权，因为商人的经商活动可以让商人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商人就可以用手中的财富产生社会影响力，抵触皇权。对强化君权着迷的朱元璋当然不会放弃“重农抑商”的政策，反而要把“重农抑商”政策发挥到极致。跟元朝、宋朝相比，大明朝商人的地位变得特别低下。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就是朱元璋在整个大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说明清两朝跟之前王朝比起来近乎疯狂的皇权专制的始作俑者是朱元璋，一点问题都没有。

除此之外，朱元璋海禁政策还有一个动机是防倭寇。

海禁政策实行以后，大明朝的民间海外贸易全部停止，但官方的贸易仍然存在。大明朝的官方贸易属于“朝贡贸易”的性质：海外番邦“万国来朝”，奉大明天子为天下之主，向大明天子献上当地的土特产，大明则回赠以丰厚的礼品和赏赐。由于明朝实行“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海外番邦来大明朝贡的国王或使臣的一切花销都由大明报销，大明向他们回赐的礼物的价值相当于他们进贡给大明朝廷的物品价值的数百倍。说白了，朝贡贸易就是一个“花钱买面子”赔本买卖，在经济上算帐的话属于“血亏”的那种。

关于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的动机，说法有很多，但主流的说法有以下两个。

第一个：永乐帝靖难之役攻破南京后，京中皇宫起火，建文帝生死不知、去向不明。建文帝毕竟是正牌的皇帝，只要他活着就对永乐帝的皇位有威胁。永乐帝在国内找不到他，猜测他可能逃到了海外，于是派郑和出海搜捕他。

第二个：永乐帝毕竟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坐上皇位的，很多人认为他得位不正，所以他认为自己需要做出一番“宏图伟业”来证明自己坐上皇位是正确的。而能让更多的国家承认大明、来大明朝贡是证明一个皇帝业绩给力的“硬指标”，于是永乐帝派郑和出海，去往海外越远越好、能够邀请来大明朝贡的国家越多越好，以此来说服天下人承认朱棣当皇帝的合理性、合法性。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第一个原因只能猜测，没有实证；第二个原因是有史实证据做支撑的，因为郑和航海确实导致了很多番邦的国王、使臣来大明京城朝贡。

郑和下西洋就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舰队出去，“扬我大国国威”，顺便再给番邦送礼撒钱，并不追求航海的经济收益。所以，郑和的每次航海对大明国内老百姓来讲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郑和下西洋最后被叫停也是因为下西洋“劳民伤财”，老百姓已经“不堪重负”。大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想派人第八次下西洋，刘大夏站出来阻止。刘大夏谏阻朱见深的奏折上说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可见下西洋的成本之高，给大明造成的伤害之大。

既然从经济效益上来讲郑和每次航海都是严重的入不敷出，那么郑和的航海行为必然是不可持续的。明廷不可能持续以增加老百姓负担为代价来对郑和航海进行补贴，明廷的财政也禁不起这样折腾。

西方在大航海时代的航海探险跟郑和下西洋不同，西方航海家每次出航都有着明确的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不管西方航海家每次出海远航赚到的钱是做贸易赚来的还是凭借武力抢来的，只要减去为远航付出的成本之后还“有的赚”，甚至赚到暴利，航海行为就是可以持续的。同时，因为看到别人航海赚到钱了，会刺激更多人从事航海行业、更多资本投入到航海行业，西方航海家就此成为大航海时代的主角。

另外，郑和下西洋是“举国体制”支持的政治工程，需要多少钱都由大明国家财政兜底，郑和没有研究让航海如何降本增效的动力；西方航海家则不同，他们远航出去是要赚钱的，他们必须研究如何“降本增效”。其实，郑和舰队看起来规模庞大、人员众多，恰恰是举国体制下不计成本堆出来的效果；如果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量，需要计算成本收益的话，这么大规模的舰队出去反而是不合算的，成本太过高昂，远航带来的收益一定远不足以覆盖成本。所以从航海的专业角度来讲，郑和舰队的规模庞大反而不是值得骄傲的地方。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火炮技术都在不断进步，东方只能原地踏步。

大航海时代，西方鼓励民间去航海、去创富，不管你远航出去是做生意还是抢劫，你能搞到钱就行；而在东方的大明，哪怕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官方的航海如火如荼的同时，民间的海禁政策严厉依旧。

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的国王、女王会与颇有实力的海盗合作，或者共同抢劫捞钱，或者利用海盗的武装力量来充实国家的武装力量与外国作战。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就与著名海盗头子霍金斯、德雷克合作过，一起抢过钱，一起与英国皇家海军并肩作战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大航海时代，明朝也有颇具实力的海商、海盗。比如嘉靖时期的汪直，崇祯年间的郑芝龙。东方海盗的实力并不弱于他们西方的同行，横行远东的郑氏集团多次击败当时如日中天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西方海盗对“郑一官”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东方海盗集团也更愿意对朝廷持以“合作态度”，比如大海盗汪直，他实力强劲，拥有十几万名部下和数不清的船只，他自认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商人，一边经营海外贸易，一边帮助大明守卫海疆、维持海域秩序。他非常想与朝廷展开合作，获得明朝官方正式的承认，但被明朝官员胡宗宪打着“合作”的旗号诱骗登陆，抓住之后杀死。

从汪直之死我们能看出来朝廷为什么要禁海，为什么容不下海商、海盗。朝廷要的是对子民的“绝对控制”，而海商、海盗横行于海上，朝廷无法实现随时对其生杀予夺的“绝对控制”。汪直对朝廷“态度友好”，主动“帮朝廷做事”，但汪直在海上，朝廷跟汪直说话要采用商量的语气，汪直如果对朝廷的条件不满意还可以拒绝，那汪直就必须得死，所有需要朝廷对其用商量语气讲话而且还可以不对朝廷“绝对服从”的海商、海盗都必须得死，“海禁”必须要实行。

中国古代错过大航海的根源在此，而与郑和的远航是否被叫停没有关系。中国最近几百年的落后不光是因为中国错过大航海，中国还错过了工业革命。中国错过工业革命的根源也在这里。

郑和远航被叫停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但中国古代错过大航海确实非常值得惋惜。隆庆开关以后，晚明短短时间内，明朝通过海外贸易赚了世界上1/3的银子。但那个时候的大明已经烂到了根子，无力回天了。其实，中国人，只要不禁他们，不把他们管得太死，他们真的还是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