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丁盛提篮子买菜，有人叫他“丁司令”，他摆摆手：叫老丁！

“1990年8月，南京玄武湖边。”老人抬头笑着说：“菜市场几点关门？得快点，不然便宜菜要被挑光喽。”摊主愣了愣，小声嘀咕：“这不是当年南京军区的丁司令吗？”老人摆手，“别提那些旧事，叫老丁就行。”简单几句，把他的晚景勾勒得分外清晰。

丁盛1913年生于湖北黄安，17岁走进红一方面军。当过连长、团参谋长，抗日战争里带队血战，解放战争时在四野穿插千里。1950年，他的54军首批入朝，临津江畔那一仗，炸毁美军坦克九十余辆。国内许多人提起那段历史，都会把丁盛与“敢打硬仗”划上等号。

战争胜利后，军衔授予时他是少将，却颇为特殊。别人安稳进军校深造，他接连被派去最艰苦的前线：1959年藏区，1962年中印边境。54军在东山口正面突击，中方伤亡极小却拔下印军主要火力点，丁盛在总参作战简报被点名表扬。有意思的是，标准的四野作风里，自带一股不服输，正是这种性格埋下日后沉浮的伏笔。

1968年2月，他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当时文革风暴正盛，诸多将领陷入漩涡，他反而“靠前指挥”连续稳住两广局势。一年之后，他又挂上“四个第一”，同时抓广东省委与军区。外地干部初到广州常自嘲：“这片地界儿，谁不先去见丁司令打声招呼？”然而仕途高峰仅维持短短几年。

1973年底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同年冬至，长江大堤北风凛冽，他在军委碰头会上强调“战备不能松”。消息传回部队，官兵们说：“老丁还是那个‘冲锋号’劲头。”可惜政治气候骤变。1977年，因牵涉某些事件，他被暂停职务，随后离开南京东郊的青山口营区。

1982年，组织部门将他安置在南昌地方干休所。表面上是休养，实际与原部队彻底脱节。制度上，一旦军籍暂时冻结，供给需地方解决，待遇层级立刻滑坡。150元月生活费，在米价一块二一斤的年代勉强糊口，更谈不上保姆、秘书。熟人探望时偶尔打趣：“丁司令何不写信反映？”其实他写过，可信一到北京就石沉大海，他索性不再开口。

日子清苦，却见本色。南昌到南京千余公里，他独自买了硬座票，挤夜车回家。到站时，列车员提醒：“您岁数大，换软席吧。”老人咧嘴：“掉几颗牙，腰还挺直，硬座不碍事。”那年已是71岁。

家里人口不多，老伴身体也不好，买菜做饭落到丁盛头上。玄武湖附近的朝天宫菜市，每晚七点后菜价大跳水，他掐点去扫货，一篮空心菜两毛钱，还要挑老嫩适中。有人认出他，敬个军礼喊“丁司令好”。他赶忙摇手，“退了，退了，买完菜得蒸米饭，别误事。”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昔日部下从不摆架子。某次陆军学院几位年轻学员偶遇，敬礼后自报家门：“54军后续队列。”丁盛却问：“你们班里体能谁最好？”几个小伙子被问懵，看着这位满脸皱纹的老人，立正回答：“报告首长，全部达标！”丁盛点头：“能打，别骄傲，别学我年轻时那股犟劲。”一句玩笑，带着浓浓口音，学员们一直记到毕业。

然而健康并不配合。1991年伏天，南京气温逼近40℃，老宅没有空调，他心脏病复发。送往鼓楼医院途中，护士轻声劝慰：“您别担心，部队医生马上到。”他闭目摇头：“不麻烦他们，我就一退休老干部。”抢救后转危为安，可那次病倒彻底暴露了现实：没有正式的军队抚恤，医药全部走地方统筹，一张手续要跑四五个部门，很折腾。

1995年7月，中央军委下发文件，解决文革历史问题的干部统一落实离退休待遇。丁盛的名字终于重新归入军籍序列，移交广州军区干休所，级别定为正师。消息传到南京，他苦笑：“头上军帽戴了半生，终于又回来了。”搬迁那天，下着小雨，他拄拐杖站在院门口，同邻居握手，“南京这座城给过我家一样的温暖，常来广州玩。”

干休所条件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有单独套间、军医巡诊，伙食按部队标准配给。老战友余秋里来看他，门口两人一番调侃。余说：“司令住师级房，亏不亏？”丁盛回句湖北土语：“天大地大，能睡踏实觉就值。”多年颠簸总算告一段落，可时间已不宽裕。1999年11月，心衰并肺部感染，他病情恶化，医嘱无法再拖，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6岁。

梳理丁盛的后半生，几组数字特别醒目：54军、150元、1995年、86岁。数字背后是一条坎坷曲线，映照出那个时代不少将领的共同命运。政策风向改变，个人际遇瞬息万变。有人好奇，为何他始终不言怨？答案或许在玄武湖边那句轻描淡写的“买完菜得蒸米饭”。能够自理，就有尊严；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便保住骨子里的硬气。

不得不说，与其把丁盛看作传奇将领，更像一面镜子。它提醒后人：功劳簿不等于终身免检，荣誉也无法抵御忽然而至的落差。真正支撑他的，是早年穿越战火积淀的坚韧。哪怕提着篮子挑便宜菜，也不改那份坦荡。至于别人怎么称呼，他只留下一句话：“叫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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