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防空学校校长，有人反映他生活讲究，政委：正确对待群众意见

“王校长，食堂那边又说您皮鞋锃亮得晃眼，您可别介意。”——1954年3月，李赤然推门进来，半句玩笑，却是认真的提醒。王智涛放下翻译到一半的《高炮射击指挥细则》，抬头一笑：“讲究形象，不等于脱离群众，我懂规矩。”短短几句，把两位主官的关系、当时的氛围全点了出来。

新中国刚过五岁，空防却像成年人一样必须立刻强壮。抗美援朝前线的教训摆在眼前：制空权不是口号，得有成体系的防空兵种。中央军委同意建立高级防空学校，地点选在南京清凉山脚下的旧营房，时间紧、底子薄，急需一位擅长教学又通晓苏式防空理论的行家。王智涛正合规格。

这位河南籍老红军，1925年赴苏留学，伏龙芝军校和列宁格勒空军学校都留下他的学籍卡。八年“洋炉子”熏陶，让他对制服、站姿、制式教材要求极高。回国后，他在瑞金红军学校、延安抗大整整干了十余年，教官、训练部长轮番上阵，却始终没有真正带一支部队打完整仗，这成为他心里的缺口。1952年调华东防空军时，他对身边人说过一句话：“到防空部队，至少能把书本掰成炮弹。”

政委李赤然与他截然不同。陕北出身，十几岁就端枪打仗，过窑洞、啃树皮，运动战、突击战样样摸爬滚打。战争结束后忽然换岗当政治主官，他自己也直言“像用左手写字”。他清楚专业不如王智涛，干脆亮明态度：业务跟校长学，政治工作自己兜底。两人一个抓教学，一个抓思想，分工虽然泾渭分明，却又处处交叉。

校舍翻修尚未完工，第一批学员已经坐在没有靠背的长凳上。教材不足，王智涛带着翻译小组连夜把苏军条令手稿译成中文，常常凌晨两点还在校部楼灯下批注。李赤然则在操场上与学员同做队列，扯着陕北腔纠正敬礼角度。一个注重细节，一个强调作风，互补得恰到好处。

然而“洋派作风”的质疑很快冒头。士兵食堂里议论，“校长的皮鞋油都要配进口的”“袖口永远平整得像熨了一百遍”。有人把意见写在匿名条上投进意见箱。党委会上，李赤然摊开纸条，没有点名是谁，先说：“群众反映不一定就对，但对待群众的方式一定要对。”然后扭头看王智涛，“这些声音，你怎么看？”

王智涛沉默数秒，回答只有一句：“科研归科研，生活细枝末节可以调。”第二天晨训，他穿了一双旧布鞋站在队列前，照样军姿端正、口令刚劲。一周后，匿名条明细减少，连炊事班也主动提议改进伙食，气氛反而活络起来。事实证明，姿态的调整比辩解更有说服力。

教学进度没有放慢。短短两年，学校翻译整理教材一百三十余万字，自制教具五十多套，空心钢板做的高炮射击角度模型在省里展览时获过奖。“书本掰成炮弹”的目标握出了初步成果。学员毕业后陆续进入各军区司令部，1958年福建前线首支国产57毫米高炮营里，就有七成是这所学校的学员。

值得一提的是，王智涛对实弹射击的苛刻甚至让苏联专家都挑大拇指。一次600米目标射击考核，苏方顾问按国际标准给了“合格”，王却坚持复射，理由是“合格不足以保卫北京”。最后夺到“良好”才罢休。学员背地里叫他“铁尺王”，虽有畏惧，但没人否认那把尺子划出了高炮兵的底线。

李赤然的政治课同样不走寻常路。他把自己早年在榆林前线搜来的鬼子宣传单当教材，告诉学员：“防空不是等飞机来了再拉警报，而是平时的思想警戒。”一次座谈，他问一名学员：“真到了战时，第一颗炸弹落在哪？”学员迟疑，他拍桌：“落在思想麻痹的人头上！”这句话后来写入学校宣传栏，成为流传多年的口号。

1955年秋，学校党委正式挂牌。书记李赤然，常委王智涛、宁贤文等人。那一年，首批学员评军衔，全校少校以上比例领先其他军种院校。有人私下说这是王智涛“抄”苏军的职务等级配置。王没有辩解，只答：“只要抗得住喷火的机炮，这次‘抄作业’就值。”

合作五年，两位主官经历大大小小的摩擦，却始终保持互信。1959年11月，空军党委下达调令：李赤然去空二军任政委，王智涛进军事科学院，筹组防空战术研究室。临行前夜，两人在校长办公室合影，李赤然半开玩笑：“老王，到了军科院，可别把皮鞋再擦得晃眼。”王智涛拍拍自己的军装，“政委放心，镜面光也能映出泥土色。”

离别过后，防空学校继续扩充，几年内升格为高炮工程学院。王智涛在军科院完成《中国人民防空建设若干问题》的初稿，李赤然在福建前线提出“军地共防”口号，两条轨迹没有再交汇，却都把当年合力打造的正规化雏形推向成熟。

回头看，那场关于“皮鞋是否锃亮”的争议并非小事，它折射出我军从游击传统向现代军事教育过渡时的必经磨合：作风要朴实，标准必须严格，两者并不冲突。王智涛和李赤然，恰好用一次并肩，也是一次争论，为后来防空兵种的制度化打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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