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孙中山”名字诞生在上海？

近代史上，上海因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众多仁人志士“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的重要窗口。孙中山先生不仅长期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更在此实现了思想的升华。

早期缘分——

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他深知医术虽可“医人”，却不能解决劳苦大众面临的现实困难，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为此，他逐渐将精力投入革命准备工作之中。

一开始，孙中山想到的方案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为求助于晚清重臣李鸿章，他潜心起草了洋洋八千余言的《上李傅相书》，纵论救国大计。为向李鸿章进递此书，他辗转在上海结识了郑观应。

郑观应十分欣赏这位后进，不仅向盛宣怀修书称赞孙中山“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还恳请盛氏为他“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以资助孙中山游历各国。

但事与愿违，孙中山持书信北上天津，终未能见到李鸿章。这让其深切认识到自上而下改良之路难以走通，革命方为救国之正途。1894年秋，孙中山经上海转赴日本、抵达檀香山，开始发起组织兴中会。

特别值得一记的是，有观点认为：上海还是“孙中山”名字的诞生地。1903年，章士钊在上海据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有关孙中山事迹的内容，译编出版《孙逸仙》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误将“孙文”和“中山樵”嫁接在一起，译为“孙中山”。这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名字第一次被创造出来，并出现在中文读物中。

同时，章太炎为《孙逸仙》题词“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称颂孙中山是“揭竿而起的刘邦式英雄”。彼时，中国同盟会尚未正式成立。上海革命党人如此宣传，对于孙中山日后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可以说有着率先树旗的意义。

实业救国——

孙中山对上海之于全国革命及建设的地位认知非常清晰。在他看来，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和现代文明之模范都市，“上海先进则全国景从，上海犹豫则全国踯躅”。

20世纪初的上海已从“苇荻渔歌”发展为“东方巴黎”，为孙中山提供了相对舒适、安全的环境。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使其思想日臻成熟。在上海，孙中山全身心投入读书、演讲、著述的学者式生活。

经历南京临时政府的短暂执政，在上海接受媒体采访时，孙中山进一步表示：“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所谓社会革命，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发展实业来振兴经济，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发展实业，先要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孙中山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1912年11月，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成立，事务所设于五马路（今广东路）A字第36号，孙中山亲任总理，负责筹划全国铁路建设大业。他还先后考察江南制造局等实业企业，出席中华实业联合会等团体活动，并在张园、中华大戏院等处发表演讲，向社会各界宣传实业救国的理念。

1919年6月，孙中山指派廖仲恺、朱执信等人筹备和出版《建设》杂志。该杂志是五四运动时期在孙中山领导下创办的进步刊物。这是孙中山、宋庆龄保存的刊载有巴黎和会及《实业计划》相关文章的《建设》第二卷第五号。 蒋迪雯摄

1912年底，时任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鉴于学校所设的机械、电气、铁路工程等专业与孙中山主持的实业建设方向契合，盛情邀请其莅校演说。孙中山欣然应允，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说，并勉励广大师生“立志终身为发展实业、振兴中华而服务”，将所学融入救国、强国、兴国的伟大事业中。

思想升华——

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现有的5000余册藏书印证了孙中山“兼收中西”的思想特质。其中，1890年至1916年的藏书中，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亨利·乔治的《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社会问题》、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等为代表的书籍，较多关注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及其对革命活动的影响。

孙中山对马克思和亨利·乔治的学说颇为推崇。他认为，马克思深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真髓，“发阐真理，不遗余力，遂成有系统的学理……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亨利·乔治征收单一地价税的主张（主张土地国有，征收地价税归公共所有，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从而实现“大协作”的理想社会图景）尤其适宜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并将其理念引入民生主义思想。

《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由特伦齐公司（Kegan Paul,Trench & Co.）出版，主要探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问题，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该书作者亨利·乔治是美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土地占有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提倡征收单一地价税的主张，曾经在欧美一些国家盛行一时。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兴起。1917年11月，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率先报道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宋庆龄回忆：“列宁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孙中山在生前对他是极为崇敬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了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

孙中山故居保存的1917年后出版的藏书中，以列宁的著作《苏维埃在工作》以及《俄国的新生》《追踪布尔什维克》《苏俄印象》等为代表。此类书籍对孙中山了解布尔什维克党、苏俄政权的建立与国家治理有很大帮助。他深刻意识到，中国有必要进行一场新型的革命。“这场革命有可能通过同苏联、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联合而得以实现。”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关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人。比如，宋庆龄积极阅读社会主义相关著作，并与孙中山分析讨论革命形势，思想上迅速成熟。1920年前后，上海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中，除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些国民党人也占有突出地位，代表人物沈玄庐、廖仲恺、朱执信等人都受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

1922年8月，受中共中央委托，李大钊从杭州专程来上海拜访孙中山。在与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感言：“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游佳琳、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刘青莉）

原标题：《学林随笔｜“孙中山”名字诞生在上海？》

栏目主编：王珍 题图来源：新华社

题图说明：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内的孙中山像

来源：作者：游佳琳 刘青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