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我从“经典理论”中学到了什么？

作者｜赵鼎新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在导言部分，我无意对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性梳理，部分原因在于此类作品已经有很多了（例如：Della Porta and Diani，2015；Snow，Soule，Kriesi，and McCammon，2019；Tarrow，2022；Tilly and Tarrow，2015）。相反，我将主要基于1991年我在麦吉尔大学上课的经历，来分析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因为那门课塑造了我对美国社会运动理论本质的理解，并深刻影响了我作为一名专业社会学家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我还想要强调的是，我是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以及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的身份写下这些我对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早期思考与回应的。我个人认为，距离非常重要，因为作为“局外人”，我更容易说出这些话，毕竟我在其中已经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下述分析主要集中于认识论范畴，但也涉及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我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即像我这样的“局外人”如何理解、回应在美国背景下形成并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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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第三版)

赵鼎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5年7月

麦吉尔大学的课程

1991年，我在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刚刚博士一年级，选修了社会运动的相关课程。那一年，我已经38岁，先前获得了复旦大学生物学学士学位和麦吉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学位。我之所以决定转修社会学，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激发了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在开始社会学博士项目之前，我从未修读过相关课程。然而，除了自然科学背景，我在中国的经历也让我能够反思在课程中学到的社会运动理论。

当时给我上课的是莫里斯·皮纳德教授（Maurice Pinard），他后来成为我的导师之一。皮纳德是推动美国社会运动理论范式转变的关键过渡性人物。他（Pinard，1975）在分析魁北克社会信用党的崛起时仍然依赖斯梅尔塞（Smelser，1962）的加值理论模型，但他也曾发表文章批评崩溃理论（breakdown theory），并强调了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凝聚力与组织的重要性。皮纳德的教学大纲也反映了他的过渡性地位。这门为期14周的课程分为三部分，包括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典理论”、对经典理论的批判以及当时已经占据主导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模型（以下简称“政治过程理论”）。除非有必要，否则我不会再提及资源动员理论，因为其中最有价值的见解已被政治过程理论吸收了。

我之所以要详细介绍皮纳德的课程，是想说明：由于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美国社会运动方面的文献，所以这门课程的组织方式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过程理论已经几乎完全统治了这一领域，而且，大多数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也不再重视经典社会运动理论。如果我当时上了另一种模式的课程，我对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理解可能会大有不同。

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接触经典社会运动理论。我参加过许多社会运动，还读过不少关于革命和反叛的书。在这门课之前，我已经形成了一种观点，总结起来大致如下：尽管社会运动有着不同的起因与不同的发展方式，但其根源总是存在于社会的某些宏观结构问题当中。因此，我多少期待着自己能够接受这方面的正规训练，但我错了。例如，当我从符号互动论中了解到循环反应（Blumer，1946）、突生规范（Turner and Killian，1987；Turner and Surace，1956）和破坏性实验（Garfinkel，1967）等观点时，我对这些理论的提出者对社会运动所持的消极态度感到十分不满。另外，作为一个对这个学科毫无头绪的学生，我甚至不知道这门课的走向的内在是什么。因此，我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展开了思考。

首先，我努力吸收我所学到的知识，并得出结论：许多符号互动理论研究揭示了社会互动层面一些重要的冲突诱发机制。此外，符号互动理论所描述的社会机制，如循环反应或破坏性实验，的确能够对特定宏观结构背景下的社会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在这门课之前，我已经阅读了摩尔（Moore，1966）和佩杰（Paige，1975）从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视角出发研究革命和社会运动的著作，其中强调了不同生产方式（宏观结构）下不同社会机制的重要性。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社会运动理论之间的巨大差异让我意识到，社会学家更倾向于关注那些能够印证他们自身价值观的机制。然而，当我进一步推敲这一思路时，我看到了带有不同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共存所带来的好处。虽然不同传统的理论相互矛盾，但在某一个具体案例当中，各个理论所重视的不同机制很可能都会发挥作用。因此，尽管不同的理论之间存在很大冲突，但这一共存状态能够更好地揭示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例如，当我分析一些具体案例时，我会自由地援引经典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其他传统的学者所发现的机制，而很少会考虑这些理论传统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毕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某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所呈现的形态做出更完美的解释。有学者认为，我的这种对不同传统理论的用法属于典型的折中主义（Perry，2002）。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应当得到提倡的理论美德。

最后，在那个学期，我发现美国不同社会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符号互动论专家深入研究了引发冲突的微观机制，却很少关注让这些机制成功发挥作用的大背景。同样，教育社会学家设计了许多方法来识别可以提高教育质量的机制/因素，却很少关注美国中小学教育当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国家政策来解决种族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美国的宗教社会学家经常研究宗教如何增强社会凝聚力并降低社区犯罪率，却忽视了宗教间冲突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暴力事件背后的主要根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简言之，美国社会学家更关注识别某些机制或变量及其带来的直接社会影响，而不是确定某些机制或变量最初得以运作或变得相当突出的宏观结构背景。对我来说，这一发现非常重要。我开始关注美国主流社会学当中隐藏的本体论，即实用主义哲学。美国社会学家对发展“中层”理论和设计日益复杂的定量方法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这一切都源于相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自己发现了某种知识社会学层面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芝加哥学派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社会学以及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关于社会运动动态的符号互动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理论。如果没有二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此外，我也意识到，经典社会运动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都继承了实用主义的思想基础。我并不打算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是想强调，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曾经生活在有着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的社会中的人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大。

对经典社会运动理论的批评

我对于经典社会运动理论的理解可能有些特殊，因为其根植于我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然而，这种理解一旦形成，就会形塑我在后续课程中对阅读材料的理解方式。也就是说，我理解经典社会运动理论的方式与我的同学截然不同。具体说，就是我很难直接接受新一代学者对经典社会运动理论的批评。根据我对课程材料的阅读，新一代学者对经典社会运动理论（其中包含符号互动理论）的批评可以归结为四点，而新理论正是从这些批评当中发展出来的。本节将总结新一代学者的四点批评意见。而在下一节当中，我将对这些批评意见展开评析。

第一，经典社会运动理论的学者通常从建制派角度出发，将社会运动视为异常甚至病态的现象。对此，梯利（Tilly，1978）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型，分别是政体模型和动员模型。在政体模型中，梯利区分了两种人：政体内部的成员，指那些可以通过常规低成本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的人；政体外部的成员，指那些缺乏制度性政治参与途径的人。梯利将后一种人称为挑战者，并认为社会运动应被理解为挑战者为争取政治包容而发起的政治行动，如果挑战者能够与政体内部的一些成员结盟，这种斗争往往就会有效。梯利的政体模型定义了社会运动的性质，而他的动员模型则阐述了他认为对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中包括利益、组织、动员、压制/促进、机会/威胁、权力，以及以社会运动动员为中心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一种固定关系模式。

第二，经典理论强调社会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例如，斯梅尔塞（1962）“增值模型”的核心是“普遍信念”的概念，认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往往思维简单，性情急躁，只会冲动行事。对此，新一代学者借鉴了理性选择理论，特别是经济学家奥尔森（Olson，1965）提出的搭便车理论。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行为机制是相同的，或者说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许多以前被视为非理性的行为都被重新解释为符合理性的活动（Oberschall，1973）。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剧院失火后观众因恐慌而奔逃。先前，学者们会将恐慌性奔逃视为非理性行为，因为这会降低疏散速度，并导致许多人受伤。但新一代学者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缺乏沟通和信任的情况下，对个人而言，恐慌性奔逃反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Brown，1965），即使这种选择会导致集体层面的负面结果。在这种研究传统下，对社会运动的参与以及发起社会运动所需的资源成为“供给”，社会运动的目标则转化为“需求”。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如无差异曲线分析和博弈论模型，成为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常用工具。

第三，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批评了康豪瑟（Kornhauser，1959）的大众社会理论和亨廷顿（Huntington，1968）的观点，即社会运动和革命更有可能发生在制度化进程无法跟上社会变革速度的地方（Halebsky，1976；Oberschall，1973；Pinard，1975；Tilly，1973）。新一代学者将康豪瑟和亨廷顿的观点称为崩溃理论，并从两个方面出发对其提出了质疑。其一，新一代学者证明了，在社会运动中既有社会网络和组织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凝聚力对于动员参与者而言至关重要（Pinard，1975；von Eschen，Kirk，and Pinard，1971）。其二，在实证证据的支持下，新一代学者指出，在整个近代欧洲历史上，社会变革的规模与社会运动的数量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梯利（1973）指出，1830年后法国快速城市化的那段时期恰恰是集体暴力事件发生次数较少的时期。

第四，经典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在社会运动中非常重要。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怨恨、剥夺感、挫败感等心理因素。格尔（Gurr，1970）的相对剥夺理论只是这一传统的升级版本。然而，新一代学者将这种经典观点称为“民心民意路径”（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approach）。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往往是对资源可得性与政治机会变化的反应，而不是单纯靠心理因素驱动的。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社会，不满情绪都必然存在，但社会运动却时有时无，变化无常。用常量来解释变量是没什么说服力的（McCarthy and Zald，1973，1977）。

基于这些批评意见，新一代学者提出了一种综合理论，旨在强调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资源的可用性、社会网络和组织基础、策略框架和政治机会结构在塑造社会运动方面的重要意义（McAdam，McCarthy，and Zald，1996）。作为一个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社会运动理论及其发展史的学生，已经在几周的时间内深入阅读了经典社会运动理论，那么，我该如何回应上述批评，又该如何应对课程剩余部分的相关阅读材料呢？这正是我即将要分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