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鹭”飞向大舞台（文化中国行·人文观察·关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②）

本报记者 付 文 施 钰

图①：舞蹈《惠女印象》。 杨立超摄 图②：舞蹈《母亲桥》。 谭欣露摄

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的演员们在排练。 杨立超摄

这个秋天，福建省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主任林乃桢比以往更加忙碌。

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演出；原创舞蹈作品《母亲桥》《心中的红潮绿浪》入围今年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评；舞剧《沉沉的厝里情》将开启第三轮全国巡演，带着闽南文化走向全国……

“以前忙，是因为演员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调配人手。现在忙，是创排更多、更好、更新的节目，让更多观众感受‘小白鹭’的魅力。”林乃桢说。

变化得益于一场改革的及时雨——2022年底以来，厦门大力推进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针对5家国有文艺院团出台“一团一策”改革方案，实现体制机制、财政保障、队伍建设、分配激励等多项突破，充分激发院团发展内生动力和舞台艺术创作生产力。

演出多、市场活、剧目火、人才优的可喜面貌正在形成……

从“借”演员到排大戏

1986年，厦门委托北京舞蹈学院培养中国民间舞专业厦门试验班。1993年10月，以21位厦门试验班毕业生为主体，厦门组建了我国第一个专业的民间舞艺术表演团体——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2012年9月，厦门小白鹭民间舞团划转成为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以下简称“小白鹭”)。

“‘小白鹭’是厦门的一张名片!”今年67岁的厦门市民朱丽英是“小白鹭”的铁杆粉丝。自1993年观看首场演出后，她收藏了小白鹭民间舞团建团以来几乎所有的节目单。

“只要‘小白鹭’在厦门有演出，我必定到场，一场不落。”聊起代表作品来，朱丽英如数家珍：群舞《东方红》、朝鲜舞《娜林达》、双人舞《鸟仔》、舞蹈诗《沉沉的厝里情》……30多年来，“小白鹭”在国家级、省级各类专业舞蹈比赛中获奖300余项。

然而，生存难题也逐步显现。最棘手的是人手。“建团伊始，我们只有35个全额拨款编制，后来在编演员不到10人，加上自行聘用的10多名演员，人依旧不够。”林乃桢介绍，舞蹈专场演出至少要25名演员，她常为此发愁。

“2021年创排舞剧《花儿与海》时，一共50名演员，其中25名都是从厦门艺术学校‘借’来的学生。”对此，“小白鹭”演员队女队长缪斯琦也颇为无奈，“排练只能配合学生的时间，中午和晚上加练是常态。”

一边是演员数量不足，另一边是职称评聘“卡壳”。

今年33岁的缪斯琦获得过多个省级一等奖和国家级奖项，但由于职称评聘的比例和人数限制，被“卡”了五六年。“舞蹈演员‘吃青春饭’，舞台艺术生涯没有太多年，不少演员等不到职称名额就退役了。”缪斯琦说。

类似难题，厦门多个国有文艺院团都曾遭遇。“各个院团在人才规模、待遇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堵点。”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艺术处处长陈忠坤说。

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厦门市在2022年出台深化国有文艺院团相关改革方案。“改革，先解决人员问题。”陈忠坤说，文化生产，核心在人。在不改变现有编制数量的前提下，厦门扩大各院团核定人员规模，并将艺术类高级职称岗位比例由28%提升至35%。

“‘小白鹭’的核定人员规模扩大到105人，现在已有40多名演员保障演出，高级职称人数也大幅提升。”林乃桢说。

去年初，缪斯琦顺利被评聘为二级演员。

“不久前，我们40名演员参加《正义必胜》演出，还派出团队前往北京、新疆、贵州等多省份演出。演员们自信满满，创排多个优秀作品。”林乃桢的话语中透着自豪。

从发愁资金到专注创作

人员的问题解决了，待遇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演多演少一个样”，是改革前演员们的普遍感受。这是为啥？原来，根据当地有关规定，院团演员演出费用统一为每场300元，每年绩效奖励不超过9000元。“索性躺平了”，演员演出积极性不高。

而为支付自行聘用的舞蹈演员工资，林乃桢经常为自筹资金发愁，“每年至少要创收近200万元。”

“我们以让艺术家体面地生活、激情地创作为工作思路，加大资金扶持的同时完善分配激励制度。”陈忠坤说，厦门以财政全额拨款形式保障院团人员经费。

改革以来，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以多演多得、优绩优酬为原则，完善内部绩效考核制度，打破演员个人绩效收入限制，向一线舞蹈演员倾斜。

00后舞蹈演员杨德奇在2023年进入“小白鹭”，表现优秀的他已担纲多个舞蹈作品的领舞。虽然还只是四级演员，但他的绩效却排在第一档。“努力就有回报，我要多多演出参赛，积累经验、提升自我。”杨德奇说。

如今，“小白鹭”演员演出费用最高达每场1500元，人均实发薪酬提升超20%。

过去，受制于资金压力，节目创排的动力弱化，也没有足够财力支持精品创作。“原创音乐、舞美、服装……要排一部‘像样’的舞剧，处处都要花钱。”“小白鹭”导演郭勇滨坦言，囿于资金限制，过去两三年才能创排一部大戏。“2016年，我们创排舞蹈诗《时节》时，由于缺乏经费，编导团队只能自己根据现有的音乐来剪辑背景音乐……”

以问题为导向，厦门决定每年提供一定的创作经费保障，并鼓励院团申报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更专注地创作舞台艺术精品；还设立国有文艺院团创排专项资金，同时完善专项扶持资金分配机制，分配采取答辩形式，组织国家级、省级专家评审择优分配。“艺术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说了算，我们不限数量、只认质量。”陈忠坤说。

2023年，郭勇滨导演的闽宁协作题材原创舞剧《花儿与海》争取到专项资金280万元。

“还记得2022年11月首次公演时，舞台效果还不太好。”郭勇滨和团队共同复盘——“每名演员全剧平均只有两套服装，无法满足当前观众的审美需要。”

拿到专项资金后，郭勇滨和团队重新梳理完善舞段编排、提升舞美设计，让情节呈现更具艺术性，视觉效果焕然一新。2023年5月，《花儿与海》再次与观众见面，受到好评。该剧目也成功入选第十四届全国舞蹈展演，并获第六届福建省音乐舞蹈杂技曲艺优秀剧(节)目展演“优秀剧目奖”，以及导演奖、表演奖、舞美奖等个人单项4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和3个三等奖。

截至目前，厦门市国有文艺院团共创排和打磨提升剧(节)目71个，创排专项资金为21个剧目提供支持。

“能明显感觉到，现在的作品，不管是创作频率、演出阵容，还是服装化妆、舞美设计，都比过去更精致。”朱丽英感慨。

从面向观众到向市场要活力

红绸绿绸伴着汗水翻飞，排练室内，郭勇滨正带着杨德奇等舞蹈演员紧锣密鼓排练《心中的红潮绿浪》。该剧参加了第十五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终评。“这是我们首次将陕北腰鼓作为专业舞台艺术作品去呈现，探索更丰富的情绪和内容表达。”郭勇滨说。

一个东南沿海地区的舞团，为什么会选择西北风格的舞蹈？

“这是一次溯源，更是‘小白鹭’风格的展示。”郭勇滨说，“小白鹭”在1995年创排的代表作群舞《东方红》就以红绸舞动充分呈现浓郁汉族民间舞风格，曾荣获首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创作银奖、表演铜奖，“我们要让大家看到，‘小白鹭’在民族民间舞领域的艺术创作能力。”

“作为地方文艺院团，‘小白鹭’不像大院团那样实力雄厚，但是有自己的特色。”林乃桢介绍，“保持个性、不随大流，‘小白鹭’一直坚持发展民族民间舞这一专业优势和特色，注重发掘学生的民间舞情感表现力，展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多元性和艺术感染力。”

郭勇滨说，为了编好这支舞，他曾6次前往陕西采风，并跟着陕北腰鼓非遗传承人练习1个多月，“酝酿了一年多时间，此后又花了七八个月时间来创作。”

“《心中的红潮绿浪》是我入团以来遇到的难度最大的舞蹈，要找到西北汉子那股劲，不容易!”领舞杨德奇是土生土长的漳州人，为了找到情绪，他和其他演员观看大量纪录片、文学书籍等，“日常说话、动作都让自己像个西北汉子，让自己‘扎进去’。”

《花儿与海》讲述了福建援宁工作者从福建到宁夏指导葡萄种植的故事。“剧本故事以真人真事为原型，音乐和舞蹈编排结合宁夏曲艺‘花儿调’与福建海洋文化元素。”郭勇滨介绍。

“新鲜的原创剧目多了，展现的平台也更大了，我还想在舞台上多跳几年。”缪斯琦作为“小白鹭”舞台上年龄最大的舞蹈演员，在持续创作中愈发坚定了在舞台上长存的信念，“我要继续精进自己的水平，同时做好传帮带工作。”

在导演和前辈演员带动下，杨德奇也渐渐感受到民间舞本质的东西，从用身体、技术跳舞到将身体和情感融入舞蹈表演，“观众的审美需求一直在发展，我们也要保持业务和文化的学习，做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舞蹈演员。”

“精品创作是激发和保持院团艺术活力的‘牛鼻子’工程。”陈忠坤介绍，厦门市艺术指导委员会牵头，为每个院团个性化制定“3年艺术创作行动规划”，其中一项，就是一年至少创排或打磨一部大戏。

“院团坚持面向广大观众，最终还要向市场要活力。”陈忠坤介绍，改革方案还鼓励各院团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市场化运作，有效拓展市场、增加创收。“小白鹭”在增加各类演出之外，开始尝试拓展艺术教育普及，开设成人舞蹈班，并为其他社会团体提供艺术指导、编导、排练等市场化服务。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假期，一天没休息!”林乃桢介绍，除了在剧场演出之外，“小白鹭”积极进景区、进街区演出，拓展文旅融合的新业态，“在文旅中寻找市场，也为文旅增光添彩”。

2024年，厦门市各国有文艺院团共开展商业演出180场，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21.52%。今年1月至9月，厦门各国有文艺院团演出场次167场，经营性收入967.68万元。

“我们将持续深耕地域文化剧目创作，联动非遗项目与厦门本土文化特色打造系列作品，助力闽南文化传承，同时不断培育院团发展内生动力，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上实现‘双丰收’。”林乃桢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