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过继给了大伯，大伯意外离世，我爹去接二哥时，他却不肯回来

我爹从大伯家回来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我妈那张拉得老长的脸。他一进门，就把那杆抽了半辈子的旱烟袋“啪”地一声摔在桌上，烟灰撒了一桌子。我妈赶紧拿抹布去擦，他却吼了一嗓子：“别擦了！”

我爹这辈子，腰杆子就没弯过，可那天，他像一棵被霜打了的玉米杆，蔫了。他红着眼圈，看着我和我妈，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文昊不回来了，他说……他现在姓张，但不是咱们家的张了。”

屋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我妈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那个从小护着我、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的二哥张文昊，怎么会说出这么扎心窝子的话？

这一切，还得从十五年前说起。

我们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穷，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土里刨食，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我上面有个大哥，下面就是二哥文昊，我是老三。那时候家里孩子多，吃饭都成问题，一件衣服大哥穿了二哥穿，二哥穿了再给我。

大伯张建军和大娘刘桂芬在城里工作，是吃商品粮的。他们唯一的遗憾就是结婚多年，一直没孩子。每次回村，大娘看着我们兄弟三个，眼睛里都放着光。

我七岁那年，二哥十岁。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连买盐的钱都凑不出来。那天晚上，我爹蹲在院子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大伯就坐在他对面，叹着气说：“建国，把文昊给我吧。我保证把他当亲儿子待，让他上学，将来有出息，总比在村里跟着咱们受穷强。”

我爹一句话没说，可我看见他肩膀一抽一抽的。是我妈哭着点了头。

二哥被接走那天，穿上了大伯买来的新衣服，蓝色的确良衬衫，在村里娃中间，扎眼得很。他没哭，就是死死攥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文斌，等哥在城里挣了钱，就回来接你和大哥。”我哭得稀里哗啦，感觉天都塌了。

从那以后，二哥就成了大伯的儿子。刚开始几年，他每个月都跟着大伯大娘回来，给我们带城里的点心和文具。他还是会偷偷塞给我几毛钱，让我去买糖吃。可慢慢地，他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从一个月一次，到一季度一次，再到逢年过节才回来待半天。

他身上的农村气息越来越淡，说话带上了城里人的腔调，穿着打扮也和我们格格不入。村里人见了都说，建国家的老二出息了，看着就像个城里人了。我爹妈听了，脸上是骄傲，可我看得出他们眼神里的失落。

我上初中那会儿，家里盖新房缺钱，我爹抹不开面子，让我妈去城里找大伯借点。我妈去了，回来时眼睛是肿的。她说，大娘倒是客气，可二哥全程没怎么说话，临走时，大娘塞给她五百块钱，说：“弟妹，这也是文昊的意思，他现在学习紧张，你们也别老让他分心。”

从那以后，我们家和大伯家就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我们知道二哥考上了重点高中，又考上了好大学，都是从村里人的闲言碎语里听来的。他成了我们全家的骄傲，也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大伯出事，非常突然。听说是厂里出了安全事故，一个大铁架子倒下来，人当场就没了。消息传回村里，我爹二话不说，揣上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当天就赶去了城里。他说：“你大伯没了，文昊在那边无依无靠，我得去把他接回来。不管咋样，他都是我的儿子。”

我爹去了三天。这三天，我妈坐立不安，天天在村口等。可等回来的，却是我爹一个人，和一个扎得我心窝子生疼的消息。

我不信，我死活不信二哥会变成这样。大伯大娘养育他没错，可爹妈生了他啊！血缘亲情，怎么能说断就断？我跟我爹吵，说肯定是哪里搞错了，我要亲自去城里问问他。

我爹一巴掌扇在我脸上，吼道：“你去做什么？去自取其辱吗？人家现在是大学生，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妈要照顾！咱们算什么？”

那是我爹第一次打我。我知道，他不是在气我，他是在气自己。

这件事在我们家成了一个禁忌，谁也不敢再提二哥的名字。日子还得过，只是家里的空气，总是又冷又硬。

转机发生在大伯“头七”过后。那天，一个穿着黑西装的陌生男人找到了我们家。他一进门，就四下打量着我们家那破旧的院子，眼神里带着一丝轻蔑。

“谁是张建国的家人？”他问。

我爹站了出来。那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爹：“张建军生前欠我们公司三十万货款，他人没了，这笔债，按理该由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儿子张文昊来还。不过我们打听过了，他儿子还是个学生，没什么偿还能力。你们是他的亲生父母，这事，你们看怎么办？”

三十万！我爹妈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爹的脸瞬间白了，他颤抖着说：“同志，这……这不可能啊！我哥他一辈子本本分分的，怎么会欠这么多钱？”

那男人冷笑一声：“本分？他那是胆子大，挪用公款去外面投机倒把，结果赔了个底朝天。我们有欠条，有他亲手签的字。要么还钱，要么，我们就只能让他儿子用下半辈子来还了。到时候，学上不成，工作找不到，档案里还得记一笔，你们自己掂量。”

男人走后，我爹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我妈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我终于明白了，我全明白了。

二哥不是无情，他是用这种方式在保护我们！他故意说那些绝情的话，故意跟我们划清界限，就是不想把这天大的债务牵扯到我们这个本就贫困的家里来。他一个人，是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啊！

想到他在大伯灵堂上那张冷漠的脸，想到我爹回来时转述的那些伤人的话，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反复地割。我这个傻哥哥，他把我们推开，自己却要掉进深渊里去。

我再也忍不住了，冲出家门，跑到村长家借了电话，拨通了之前二哥留给家里的那个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是二哥疲惫的声音：“喂？”

“哥！是我，文斌！”我喊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他才冷冷地说：“你打错了。”

“哥！你别装了！刚才有人来我们家了，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了！三十万是吗？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你当我们是死的吗？”我哭着吼了出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压抑的抽泣，然后是二哥彻底崩溃的哭声：“文斌……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爸妈……我没脸见你们……”

我挂了电话，回头看着我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身后，满脸都是泪水。他走过来，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电话，重重地摔在地上，嘶吼道：“这个混账东西！他以为他是谁？天塌下来，有老子给他顶着！”

那天晚上，我们家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家庭会议。大哥也从打工的工地连夜赶了回来。我爹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存折上只有三千多块钱。大哥拿出了他攒着娶媳妇的一万块。我爹看着那点钱，一拳砸在桌子上：“不够！远远不够！”

第二天，我爹做了一个让全村都震惊的决定——卖房子。

这栋房子，是爹妈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是我们的根。消息一传出去，亲戚邻居都来劝。我爹只有一句话：“房子没了可以再盖，儿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老宅卖了八万块钱。加上亲戚们东拼西凑借来的钱，一共凑了十二万。我爹揣着这笔钱，带着我和大哥，再次去了城里。

我们在大伯家那栋旧楼下找到了二哥。他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胡子拉碴，哪里还有半点大学生的样子。看到我们，他愣住了，然后转身就想跑。

大哥一个箭步冲上去，从后面死死抱住他：“文昊！你还想跑到哪儿去？”

二哥在我们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爹把那个装满了钱的布包拍在他胸口，声音沙哑却无比坚定：“拿着！这是咱家所有的钱。不够的，爹去卖血，你哥和你去打工，咱们一家人一起还！天大的事，一家人一起扛！”

大娘刘桂芬也从楼上下来了，看到我们，哭着说：“建国，我对不起你，是我没教好孩子，让他钻了牛角尖……”

我爹摇摇头：“嫂子，你别这么说。文昊是个好孩子，他有情有义，是我张建国的儿子，也是你张建军的儿子。咱们，是一家人。”

那笔巨额的债务，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我们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身上。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觉得害怕。当一家人重新站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就有了无穷的力量。

我们没有把钱直接给那些讨债的人。我爹托人打听，找到了一个懂法律的远房亲戚。亲戚告诉我们，大伯的债务属于个人行为，公司追讨也要通过合法途径。那帮人上门要挟，是违法的。

在亲戚的帮助下，我们报了警，并且主动联系了那家公司，拿出了大伯挪用公款的证据和我们愿意承担部分债务的诚意。经过协商，对方同意我们分期偿还本金，免除了大部分利息。

为了还债，大哥去了更远的矿上打工，二哥办理了休学，白天在餐馆端盘子，晚上去夜市摆地摊。我也在读完高中后，放弃了上大学，南下进了工厂。我爹妈在老家租了十几亩地，没日没夜地干活。

日子很苦，但我们的心是热的。每个月，我们三兄弟都会把各自挣的钱打到我爹的卡上，由他统一去还债。每次通电话，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注意身体”。

五年，整整五年。我们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还清最后一笔钱的那天，我爹在老家摆了一桌酒。他把大伯的遗像放在主位上，倒了三杯酒。第一杯，敬大伯，感谢他的养育之恩。第二杯，敬我们兄弟，他说我们都是好样的。

端起第三杯酒时，我爹看着我们三个，眼睛里闪着泪光，他说：“这杯酒，敬我们这个家。只要家还在，人在，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如今，二哥已经大学毕业，在城里找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大哥用后来攒的钱娶了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我也在工厂里做到了小组长，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们又在村里，合力盖起了一座新的大房子，比原来的更宽敞，更明亮。

二哥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大娘回来，帮着我妈做做饭，陪着我爹下下棋。他再也不是那个遥远的、客气的“城里亲戚”，他就是我们的二哥，那个会把鸡腿夹到我碗里，会在我被欺负时替我出头的二哥。

有时候午夜梦回，我还会想起我爹从城里回来那天，那个绝望的、压抑的下午。但现在，那段记忆不再是伤疤，而是一种提醒。它提醒我，家人之间最珍贵的，不是客客气气的相敬如宾，而是在风雨来临时，能毫不犹豫地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的决心和勇气。

血，终究是浓于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