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连中三元两度为相，力荐范仲淹、包拯等人，逝后获“文正”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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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烟寒初妆 编辑 | 烟寒初妆

《——【·前言·】——》

古时候，能考中一次状元已经让全家光宗耀祖，但有个人不仅连中三元，还两次当上宰相，推举过范仲淹、包拯这些日后名声响彻大江南北的大人物。他出身寒门，家道中落，却能靠真本事逆风翻盘。朝堂上他敢和权臣叫板，官场暗流涌动时，他总是顶在最前面。

身后只留下一块朴素的碑和一句“文正”谥号。

有人说他一生太过刚直，也有人说他善于借势，但那些年围绕他身边发生的每一场风波，都暗藏着真正的考验。

王曾到底靠什么能在浮浮沉沉的官场立足？又为什么至今还被人念叨？他一生的选择背后，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苦难出身

王曾的出身并不体面。父母早早离世，从小只能依靠叔父拉扯大。山东青州的小院子里，他和叔父一边种地一边读书，家里穷得难以想象，做饭时锅底都露着泥。这样的环境下，谁能想到他后来会在科举场上连中三元，一路考到状元？

可就是在这种“鸡毛换盐巴”的日子里，他咬牙坚持下来。冬天书案边，手指头冻得发紫也不停笔。年纪小小的王曾，就习惯了把省下来的灯油换成几页残书

有一年腊月，青州下了大雪，叔父拎着破旧的灯笼回家，看到王曾还趴在桌上背书，冻得直哆嗦。叔父叹了口气，把身上唯一的棉衣盖到他身上，说：“好好读，咱家就靠你出头了。”

苦读多年，王曾终于迎来命运的转折。乡试、省试、殿试三场大考，他场场第一，成了宋朝有名的“三元及第”状元。整个青州都轰动了，县衙的官员备好仪仗来迎接，可王曾却脱下状元袍，从偏门悄悄溜进家

有人责怪他太谦虚，他只说：“光彩都是一家子的，别让乡亲们替我操心。”

王曾的性格，既有寒门孩子的敏锐和谨慎，也带着一股骨子里的坚韧。不张扬、不炫耀，他更在意实打实的本事。少年贫寒、三元高中，这段经历成了他以后处事的底气

两度为相

王曾的仕途，不是一路顺风。刚走进官场，他就碰上了朝堂上明争暗斗的那些弯弯绕绕

第一次担任地方官时，他注意到百姓最怕冤枉和拖欠公粮。他亲自下乡走访，仔细查账，发现粮仓亏空。

面对一堆旧账烂账，他没有一味追责，而是耐心劝导地方小吏，教他们按规矩办事。慢慢的，乡间粮仓风气为之一变。地方父老记住了这位年轻官员的实在和公道

上京以后，王曾的才能被一位宰相看中，顺势进入了中枢。没多久，他因敢言获罪，被调去偏远地做知州。但没多久，皇帝因朝中缺乏干练之人，又把他召回。

来来回回，外放再召、再外放再召，他成了朝廷里难得的清正之臣

最让人佩服的，是他推贤举能。范仲淹就是他一手力荐的人才。范仲淹当年因直言被贬，仕途一度跌入谷底。

王曾了解其为人，亲自写信向皇帝举荐：“此人不光能文能武，更有一腔家国情怀。”后来范仲淹果然被重新启用，主持新政。包拯刚刚走上仕途时，王曾也曾力挺，对他的刚正与廉洁给予大力支持

这些年王曾举荐的能人异士，不计其数。他的用人观念是：“有本事的，不分出身、不问门户。只要肯为百姓干事，官职总归留得住。”

当时朝中门第观念很重，有人说他太冒进，但他从不理会。有人靠裙带关系求官，他断然回绝，说：“官场不容私情，百姓才是真正的主人。”

在京城做宰相时，他碰上了老辣的权臣丁谓。丁谓惯用权谋，手段极深。王曾却敢于正面碰撞，屡次在朝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有一年朝堂上爆发激烈争执，王曾毫不退让，甚至指出丁谓徇私舞弊。结果，丁谓最终失势被贬，王曾也由此更受皇帝器重

可权力的光环下，他同样承受着冷箭和算计。一次，因朝政改革得罪既得利益者，他被罢官下放，外人纷纷落井下石。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继续在地方默默做事，造福百姓。等到风头一过，他又被召回朝堂，再次出任宰相。

在两度为相的漫长岁月里，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底线，不随风摇摆，也不为权势妥协。推贤、劝谏、清理弊政，这些硬骨头的事，王曾一个都不怕

恩怨分明

王曾的为人，讲究公正也讲究情分。他不随便“卖人情”，但也绝不冷漠无情。有人说他心狠，不肯为亲友谋官。他却坦然回应：“若恩情都归了自己，那怨恨让谁来担？”这句话成了他晚年最常说的话，也让无数后辈佩服他的胸怀

有一年，他的弟弟托人带话，希望能谋个差事。王曾很少发脾气，那次却难得语气重了：“若为你开一扇门，总有别的人会被挡在外头。咱家虽穷，但不能坏了规矩。”

不仅如此，他对家人也极为严格。每到新年，家里人想买新衣，他总是自己补旧衣裳，说：“穿得体面不如做得干净。”官至宰相，家里却常常节省到极致

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答道：“吃穿用度，百姓看在眼里。咱做官的若是贪图享受，百姓还指望谁？”

王曾生前得罪过不少权贵，但百姓都记得他的好。任职青州、天雄军期间，他自掏腰包办学、修水利、赈济灾民。遇上闹灾年，他想尽办法调粮赈济，不让百姓饿着肚子过年。有人专门立祠画像祭拜他，说“这才是为民做主的大官”

晚年，王曾身患重病，朝廷多次派人探望。临终前，他只交代家人：“把所有剩余的钱物捐给贫寒人家，不必给我铺张。”

去世那天，皇帝下令全国为他致哀，亲自为他写碑文，追赠“文正”谥号。这个称号是文官中极高的荣誉，代表着品德文章的最高评价

身后事一切从简，他的丧事由好友富弼主持，墓碑上只刻了简单几句话，清清爽爽。当地百姓自发送行，几百里外都有人前来吊唁。他的故事很快传遍各地，成为后来许多正直官员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