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南下，包围桂军一个团并缴械，毛主席为何亲自下令发还武器？

“1949年4月1日凌晨一点，白崇禧来电说：‘望速归下花园被缴枪支，以示诚意’。”值班参谋把电报递给正在北平前敌指挥所联络的通信官，光线昏黄，谁也没料到，这封短短的电文会牵出一连串波折。

时间拨回三天前。3月29日，四野先遣兵团40军在武昌以北的下花园完成合围，桂军某团弹药耗尽，被迫交枪。缴获单列得密密麻麻，轻重机枪、小钢炮、步枪箱，一应俱全。按惯例，战利品就地补充前线，并不给对手留回旋余地。就在官兵清点装备的时候，军委的一纸命令却悄然北上。

3月30日傍晚，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从南京飞来的刘仲容。刘是李宗仁、白崇禧派出的“总参议”，肩负两件差事：一是请求解放军放松对安庆夏威兵团的包围，好让桂军补给弹粮；二是希望归还此前在下花园被缴械的一个团武器，好保住桂系的脸面。毛主席微微点头：“武器可以还，人情也得还。但请他们记住，我们的部队迟早要过江，这点不能谈。”

有意思的是，就在谈话前，白崇禧还在南京作了盘算。他手头掌握十数万桂军，又号称可以调动汤恩伯集团等七十万兵力，自认为凭借江防、海空优势，加上春汛阻隔，解放军最多只有六十万人能渡江，桂系完全拖得起。可他没想到，毛主席早已胸有成竹，二野、三野主力加上四野先遣兵团已超过百万，再加数目庞大的地方武装，数字翻了一番。

刘仲容把这一情报如实转述，桂系幕僚当场愣住，“不可能吧？”话音未落，北平又来电：安庆可暂缓攻势，下花园缴获装具照数归还。桂系以为自己大获全胜，殊不知这只是争取时间的“窄门”，能不能把握，全看白崇禧下一步怎么走。

4月2日，刘仲容二度进香山。毛主席追加一句：“请白先生放心，只要桂军按兵不动，我军三年不入广西。但一旦阻我渡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刘仲容当晚飞回南京，迫不及待向李宗仁、白崇禧复命。李宗仁颇为动心，却被白崇禧一句话压回去：“不过江，才有谈的价值；要过江，谈也白谈。”

周恩来并未放弃。4月5日夜，他召见桂系高级顾问黄启汉，用近乎恳切的口吻说明利害：“李宗仁最好留在南京，这样可减少流血；你们只要把部队撤到花园以南，我们绝不主动进攻。”周副主席还提出可派桂军师进驻南京保护“代总统”安全，确保蒋系潜伏势力不敢轻举妄动。

遗憾的是，在密室会议里，白崇禧依旧估计河水将涨、木船难行，坚持等待汛期拖垮解放军攻势。他甚至拒绝派兵入宁，理由是“全部兵力必须用来固守江防”。刘仲容提醒说百万大军随时可能渡江，白崇禧口气愈发焦躁：“让他们来！我有飞机、重炮，还有长江大水！”

4月15日，军委向南京递交《国内和平协定》最终修正案，明确20日为最后签字期限。文本在北平顺利通过，但一抵达南京就被搁置。李宗仁心有犹豫，白崇禧与溪口方面则坚决反对。签字时限一步步迫近，江面水位也在悄悄上涨，战与和只剩五天窗口。

4月20日深夜，南京方面正式拒绝签署。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对全国发布进军命令。夜幕下，三野各军炮火首开，随后二野、四野在多处抢滩，木帆船、机帆船、汽艇混编，贴着江面疾进。白崇禧寄望的汛期并未提供哪怕一天缓冲，反而因江防兵心涣散、火力点过早暴露，整个防线四小时即告崩溃。

4月23日晚，南京城内警笛大作。李宗仁仓促登机离开，白崇禧则飞往广州。城门开启时，市民惊讶地发现，先头进入的不仅有三野，也有四野先遣兵团的部队，他们使用的部分轻武器正是半月前“归还”给桂军的那批。原来下花园放回去的枪，还没来得及运出湖北，就在渡江初期被再次收缴。战士们调侃：“两道手续，一支枪，桂军挣了个寂寞。”

到这里，毛主席为何亲自下令发还武器的用意就十分明朗。第一，战略欺敌。通过小范围让步制造“我方尚可谈”的信号，瓦解对方心理防线；第二，分化蒋桂。武器归还给桂系而非蒋系，暗示两系有选择的空间；第三，争取时间。获取必要情报，配合前线对水情、岸情的侦察，以便确定渡江最佳日。

事实证明，这三点全部达到目标。桂系迟疑不决，两周黄金时间被消耗殆尽；蒋桂双方矛盾浮出水面，南京高层决策进一步混乱；而解放军则在4月19日前后完成渡江总预案，连船桨打桩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白崇禧的两次误判——错估兵力、错算汛期——终使其全盘皆输。

1965年，行将回国的李宗仁谈到这一页往事，语气沉重：“如果那年我们不误信江防，或许结局会不同。”只是历史从不假设。短暂的“发还”，换来对手彻底失去战机，刀枪低垂处，胜负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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