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秘密叛变，要和叛徒联手杀害同志，妻子听到后：我也一起去

一九二九年七月，胶州湾上浮着一层滚烫的湿雾，青岛督察署里的电报机彻夜哒哒作响。街头的海风吹来啤酒香，却掩不住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捕共清剿”这个词已成了特务们的暗号。

丁惟尊原本是码头工人出身，经王复元介绍加入地下党，入党前后判若两人。婚后第三个月，他突然对妻子傅玉真说要“出趟差”，语气生硬得像在背稿件。那天夜里，傅玉真借口手洗汗巾，悄悄把家门虚掩，她等的正是丈夫回家时那一丝松懈。

午夜过后，脚步声在石阶上回荡。丁惟尊与王复元低声交换一句“行动改在高密”，便匆匆散去。窗后的人影微微一动，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傅玉真心里已经明白，对面那两个男人正在策划一桩抓捕行动，目标正是青岛外围两处交通站。

青岛的地下交通线错综复杂，表面是补鞋铺、豆腐坊、理发店，暗里却是一张递送情报的网。王复元对这些门道门儿清，他被开除后投奔青岛警备司令部，拿到了“捕共队长”的头衔。为了邀功，他盯上了曾经的同志，也盯上了自己昔日的小兄弟丁惟尊。

傅玉真不能当场揭穿丈夫。地下工作守则里第一条写着：不可因感情冲动而暴露身份。她决定反跟踪，先把事情弄透彻。于是接连两晚，她在街角杂货铺二楼租了间阁楼，透过破木窗观察丈夫与王复元碰头。第三晚，她听见王复元说：“这次要一网打尽，活口都不要留。”

从阁楼回到家，她端着热粥递给丈夫，眼里却没有一丝波澜，只随口问：“明早还出门吗？”丁惟尊轻点头，避开妻子的目光。小小的屋里灯芯噼啪作响，谁也没提那晚高密之行的真正目的。

动身那天清晨，傅玉真提了个旧藤箱，对丈夫说：“回娘家省亲，我跟着一道吧。”丁惟尊迟疑数秒，终究没拒绝。赶往火车站途中，王复元忽然出现。三人同乘一节车厢，空气像结了冰。车开出不久，两人便低声商量行动细节。傅玉真把帽檐压得更低。

列车靠近高密北站前五分钟，傅玉真借递水之机，将暗号夹在纸片上塞给对面一名“赶集商人”。那是高密交通站的联络员，他会先行示警。列车一停，站台上瞬间散开四名同志，可还是有两人被晚到的特务堵住——枪声惊起了栖鸟，也坐实了丁惟尊的叛变。

返回青岛后，傅玉真立刻把情况写成加密报告交给组织，旋即得到一句批示：“查证属实，执行特别清除。”三天后，行动人张英到她家敲门。短促的对话只有一句—— “必须今晚。” “明白。” 讯息干净利落，没有再多字。

夜色降临，丁惟尊被告知“中央来人”，刚走到街口就觉不对劲。张英手起枪响，叛徒应声倒地。枪火明灭间，墙上溅起碎石粉末，空巷里唯余火药味。手续办完，张英转身离去，傅玉真静静站在门框下，手指冰凉，却没有颤抖。

丁惟尊伏尸街头的消息第二天便在码头传开。有人说他横死于黑帮火并，也有人说是女人报复。真正的缘由，只有极少数人知晓。组织没有给傅玉真任何公开评价，她仍旧每日清点药品和传单，只是眼底的疲惫更重。

事未了结。王复元逍遥法外，并自诩“青岛第一捕共高手”。他自负而张扬，每逢周末必到江西路一家洋皮鞋店订做靴子。情报部门捕捉到这一习惯，决定在店口设伏。傅玉真主动承担引路工作，张英与交通员王科仁负责动手。

那是八月下旬，沿海夜色潮湿。王复元哼着小曲挑选皮鞋，翻转皮料时露出腰间佩枪。柜台镜面里，他突然发现背后站着的张英。还没等他拔枪，王科仁已从鞋架后闪出，短促的三声手枪声几乎重叠。王复元身体猛地一震，倒在堆满牛皮味道的地板上。

皮鞋店内外寂静无声，只有雨滴落在门檐上。张英迅速收枪退去，傅玉真拎起一只旧布包，像个普通买鞋的主妇转身离开，路对面路灯闪烁，她的身影被拉得极长。

青岛海港灯塔依旧轮转，码头汽笛照常嘶鸣。城市表面恢复如常，但隐藏在暗处的战线从未沉寂。一个叛徒的结局终结了数十名同志的危机，也提醒更多人：枪口不会因为昔日情分而调转方向，立场决定生死，动摇即是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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