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几乎不能!
再先说一个常识,一个国家能够靠人口红利崛起,那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气。但想在红利消失后仍能继续繁荣下去,就得靠智慧。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后来居上的国家,都踩过同样的节奏:年轻人多、工资低、工厂冒烟、出口狂飙。那几年大家都以为自己发现了经济增长的秘诀,其实就是人口红利在起作用。
日本六十年代、韩国八十年代、中国二十一世纪初,全是这路子。
那时候的逻辑也特简单——人多力量大。一个县城几万年轻人涌进城市,能把一片荒地干成工业园;大家工资不高,但特别能干,厂子只要多建几个,产量就上去了。
投资、出口、外汇、房地产,一环套一环,整个国家像台加满油的发动机。
但这玩意儿有个问题:它是暂时性的,并不是永久资产。
等到那天农民都进完城了、工厂再想招人得加钱了、年轻人数量开始下滑了,这台发动机的油就开始不够烧了。
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刘易斯拐点,说的就是这个时刻——当廉价劳动力耗尽、工资涨起来、农村不再有剩余劳动力时,靠人堆出来的增长逻辑就走不下去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开始开厂就像开外挂:随便拉人干活,产品源源不断。后来人不好招了,工资还得年年涨,机器、地租、能耗全上去,利润一点点被挤没。
企业开始犹豫:要不要换国家?要不要上自动化?要不要去越南?于是制造业外迁、投资放缓、经济增速下来了。
其实,这并不是哪个国家的人突然变懒了,而是靠“人多”这条路,天花板到了。
日本当年就是这么下来的,韩国也差点卡在那,拉美那一票国家更是没挺过去——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全都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陷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原因很简单:过去靠多劳赚钱,后来劳贵了,可是价值没跟上。
人口红利时代的繁荣,有点像打怪升级时的经验翻倍期。你杀一只怪掉两倍经验,升级飞快;但过了这段时间,就得靠真本事了。
那真本事是啥?就是效率、教育、科技,还有制度。
这也是为啥日本和韩国能爬出来:他们在工资上涨之前,就提前完成了产业升级。日本搞技术革新,韩国砸钱搞教育,工人从螺丝钉变工程师,人贵但值钱。
而那些没准备的国家,人一贵就崩。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拐点来了,不在于你还有多少人,而在于你的人能不能更聪明、更高效地干活。
人口红利的尽头,拼的就是效率红利。
表面上看经济从“人多”转向“人强”,听起来就四个字的变化,实际上是要整个国家重新洗牌的事。
为啥难?因为人口红利太香了。
那种全民忙碌、出口暴涨、投资高歌猛进的感觉,会让所有人都误以为增长是理所当然的。工厂老板觉得明年还能多盖俩车间,地方政府觉得多上几个项目稳妥,资本觉得地皮才是最安全的资产。
大家都沉浸在那种越投越赚的幻觉里,结果红利一消失,全体懵了。
说白了,这种繁荣是透支出来的。人力成本一旦上去,低端制造业第一个受不了。订单往外跑,利润被压扁,投资回报降得比谁都快。
再加上老龄化来了,储蓄率下降,社会保障开支暴涨,国家那台以人换钱的机器开始哐哐响,油都快烧干了。
这时候,国家要转型,就得从广延式增长变成集约式增长。
前者靠数量,后者靠效率。
以前你开十家厂子产量翻十倍,现在得靠技术创新让一家厂子顶十家。以前靠年轻人多,现在靠机器聪明、制度顺畅、分工科学。
听起来挺简单,不过实际做起来难得要命。
过去那套靠人拼出来的模式,本身已经养成了一堆惯性。工厂不想转、地方政府舍不得降杠杆、资本宁可去炒地也不想去投创新。就像一个吃惯了糖的人,哪怕知道血糖超标,也舍不得戒。
其实全世界早有一堆样本。阿根廷、巴西当年就是最典型的,他们在红利期里和我们现在特别像,年轻人多、工业化快、外资一波一波往里涌。可一旦工资上去、外资撤走,立马趴窝。因为他们没形成自己的创新体系,教育没跟上,产业附加值没提升,最后“人贵但不值钱”。
反倒是日本和韩国在关键节点上扛过去了。
日本那时候提“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看似是号召加班,实则搞技术革命;韩国那一波,直接靠财阀体制和教育体系把工人培养成了工程师。结果人贵但能产出更多,企业愿意给高工资。
说到底,工资上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生产率不上涨。
一个工人如果工资翻倍,但产出也翻倍,成本其实没变。怕就怕工资翻倍、产出不动。那企业就只能压价、外迁、裁人,国家整体陷入“增长慢加通胀高”的困局。
更深层的问题是,红利消失之后,社会矛盾会更明显。
以前经济快,分配再不均也没人太计较,底层也有上升感。现在增长慢了,分配不公就变成炸药。中产焦虑、底层无力、富人套利,信任系统开始崩。
这个时候,国家得从发展机器变成治理机器——从拼投资、拼项目,变成拼效率、拼制度。
说白了,真正的红利,不是人多,而是人值钱。
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的,正是这个节点。
说完这个基本逻辑,接下来再切入正题就能很明白看出为什么不可能一个国家永远保持全产业链。
你想啊,全产业链意味着啥?
上游要炼原料,中游要造零件,下游要搞品牌,研发、组装、物流、销售,全都得有人盯。
这在红利期确实能干,因为那时候人便宜、地便宜、钱也便宜,国家靠行政力量一铺,就能把一条链拎起来。
可一旦劳动力贵了、资本成本高了、创新没跟上,全产业链就变成了负担。
环环都有人干,可哪个环节都赚不到钱。
更麻烦的是,这种“全”往往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行政拼出来的。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宁可多花点钱,也要拼出一条自己的产业链。
于是全国到处都是芯片小镇、光伏园区、半导体基地,搞得像全民造未来。
短期看起来热闹,长期看都是重复建设、过度投资,产能过剩。
其实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全能造,而是关键节点你能控。就像苹果,不用自己炼钢、挖矿、造螺丝,但它控制了系统、芯片、标准和品牌。
别人可以帮它干活,但离不开它。
而我们这边,反而成了另一种极端:什么都要自己干,结果什么都干得一般。
这其实是一种后红利焦虑症。
创新是靠集中资源做难事的,而不是平均分配到每个省、每个城市去凑热闹。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全产业链的终结,不是衰退,而是成熟。
一个国家从“什么都干”到“知道该干什么”,这才叫转型。
关键是得敢放手——放掉那些别人能干、你干得贵的部分,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有价值的环节上。
比如关键材料、核心技术、制度创新,这些才是护城河。真正的强大,不是全覆盖,而是不可替代。
说白了,全产业链焦虑,其实是国家从人口红利时代走向效率红利时代的最后一道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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