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周扬回老家扫墓，突然大雨倾盆，他脸色大变：这是淑媛在哭

“1980年3月12日下午两点，别再下了，淑媛，你别哭……”羞山山腰的石阶上，一位头发半白的老人握着一把旧伞，对着灰蒙的天空低声说。话音刚落，雷声炸响，雨水像被掀开的闸门倾泻下来，老人脚下一滑，一阵慌乱转身，顾不上膝盖隐隐作痛，踉跄着奔向山下的老屋。

山脚的井水在骤雨里翻涌，溅起的泥点染得裤脚斑驳。邻里见状，一时议论纷纷：“堂堂副部长，怎么狼狈成这样？”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旧识心里明白，羞山坡上的坟，是他四十五年前离开的结发妻子吴淑媛。那场短暂而突兀的扫墓，掀开了一段外人难以想象的往事。

1923年正月，益阳城迎来一桩盛事。周家与吴家的联姻，八抬大轿、十里红妆，唢呐声直冲屋脊。周扬出身士绅，祖上自称“三国周瑜第五十九代”，家学渊源；吴淑媛则是提督之后，风姿卓绝。两人才十六七，见面不过三次便定终生。街坊私下感叹：“这对小两口，怕不是戏本里走出来的。”

新婚第二年长子周艾若降生。那时周扬志在求学，脚步不断——长沙、东京、上海，一路读书、结交文友，最后踏进秘密的左翼文化圈。上海白色恐怖浓云密布，租界随时会闯进带枪便衣。为了掩护地下印刷、散发传单，他需要频繁搬家。租房、购置油印机、接济同志，开销像无底洞。

钱从哪里来？周扬的答卷是：妻子的嫁妆。吴淑媛每隔数月便把金钗玉镯打包送去当铺，赎不回来就干脆再典下一批。她知道危险，却不吭声；他也习惯了安稳的后方支援。1934年秋，局势更紧。周扬一句“江南风声不好，你们先回益阳”，便把妻儿送回老家。吴淑媛挺着七月身孕，没多问。

之后的情形有意思：周扬留在上海，换掉西装，扮成白衫儒生，出入各种沙龙。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年轻姑娘——苏灵扬。关于两人最早的合影，背景是公共租界的咖啡馆，时间赫然写着1935年春。可在益阳，吴淑媛刚为他诞下幼子，取名约瑟，还亲手腌了一坛甘草梅子，打算等夏天让丈夫尝鲜。

那坛梅子最终酸腐。暑假、寒假、明年、后年，信里反复出现一个字：忙。吴淑媛一年腌一坛，到第七坛时，母亲病逝、弟弟破产、佣人散尽，她拖着羸弱的身子挑水种田，仍给孩子们保留一口干净米饭。有人劝她改嫁，她摇头：“夫妻一场，总有归期。”她不晓得，远在延安的丈夫已经和苏灵扬生了两个孩子，还在《救亡日报》的公开信里写道：“苏已进抗大，小孩已进幼儿园。”

报纸辗转被长子带回。那晚，吴淑媛读完这句话，手抖得连油灯都点不着。第二天，她卧床不起。乡间郎中束手无策，皆言“心病”。不到一年，这位曾被称为“娇小姐”的女子撒手人寰，年仅三十五岁。葬礼极简，棺木还是族亲赊账。他没出现，甚至没来信，三个孩子由破产舅舅收留。

解放后，周扬仕途顺遂，参与主持文化工作，名片上的头衔越加闪亮，却对益阳故居绝口不提。1950年代初，周立波曾暗示：“叔公，老家的坟头草已经半人高。”他沉默良久，只说一句：“忙不过来。”此后二十多年，他在若干重要会议上纵论文艺与政治，却避开任何私人往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扬被卷入漩涡，“反动文棍”的标签一度将他推向批斗台。批斗场上，有人质问：“你对原配妻子负心薄幸，有何话说？”红卫兵的喇叭声淹没了他的回应。清样上据说留下过一句潦草的铅笔字：“欠她的账，迟早要还。”文革结束后，他获平反，重新进入领导岗位，外表依旧温文，深夜却常在日记里絮语“益阳”“羞山”。

所以，当1980年春天的探亲假摆在桌面，他选择返乡。路过旧宅，墙皮脱落，窗棂腐朽，邻居递上那年未寄出的请柬——吴淑媛下葬时留给他的空座。老人捧了许久，什么也没说。随后他独自攀上羞山。山腰的松林间，坟碑早已斑驳。正当他俯身摆放白菊，乌云迅速聚拢，雨点噼里啪啦砸在石碑上。

那声“淑媛在哭”并非作秀，也绝非迷信，而是一个负债人下意识的惊呼。四十五年，他以身影逃避。一旦直面，精神防线瞬间被冲垮。老人仓皇而去，第二天一早，却又悄悄让司机把墓地修葺妥当，碑文增刻四字：淑媛永安。费用用的是自己的稿费，没有公家报销。

益阳当地流传一句话：“雨水洗不掉的，是旧账。”此后数年，周扬每逢清明必托人献花，再未亲至羞山。1989年暮春，他病重住院，翻看老相册时喃喃：“那年雨太大。”身边护士听不懂，他却合上相册，再未言语。

吴淑媛的一生，被历史的车轮碾得悄无声息。有人说她命薄，也有人替周扬辩解“革命需要割舍”。可事实摆在那儿——政治理想、个人情感、道德责任无法调和，总得有人付出代价。雨停后，羞山松针滴水，一切归于寂静。

江南春雨年年有，欠下的情债却无人再提。与其说那一场惊慌是报应，不如说是人心深处无法驯服的愧疚。淑媛生前腌的七坛梅子没人记得味道，但坛口贴的纸条还在——“盼君平安”。世事无常，字迹却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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