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科技：为中华文脉注入时代新生力

历史长河浩荡，文明瑰宝璀璨。当凝视数万年前古人类的基因密码，触摸千年古刹的坚实梁柱，欣赏古代壁画的绚丽色彩时，这是我们与历史的对话，亦是在见证如何以科技创新之力点亮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面对时代的宏大命题，答案在实践中愈发清晰而坚定：创新是必由之路，科学技术要打头阵。在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工作会议上，这已成为行业的共识与行动。

回望来路，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始终与科技进步同频共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传统工艺，到改革开放后的科学化理念确立，再到新时代文物与科技的深度融合，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文物保护利用的时代之要。自2004年起，国家文物局创设了重点科研基地这一创新平台。本着“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开放理念，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单位的优势力量，旨在建设成为行业的“科技研发中心、人才孵化中心、成果辐射中心、交流合作中心”。如今，这支承载着全行业深厚期望的“国家队”，在文物保护利用的广阔天地里结出累累硕果。

攻坚克难

科技研发结出累累硕果

“十三五”以来，各科研基地围绕文物“防、保、研、管、用”的重大需求，开展了一场场科研攻关，攻克了诸多“卡脖子”难题，取得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的重大突破。据统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部署的文物领域科研任务中，大多数由科研基地所在单位牵头承担或深度参与。这支“国家队”已然成为我国文物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

在风险防控领域，他们是文物的“守护神”。卫星遥感天眼观测，无人机低空巡查，物联网实时感知……前沿技术被广泛应用，为文物构建起一道道坚固的“智慧防火墙”。主动预防、精准防控的理念，已从蓝图化为现实。

文物防震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主任葛家琪介绍，文物历经千年侵蚀，其结构性能已发生根本变化，现行建筑安全理论往往“失灵”。针对这一国际性难题，基地团队提出了砖石质文物建筑损伤预测的离散体力学理论模型，并研发出“外置套箍－原位修复－内撑框架”等一系列新型稳定性提升措施。

“这项技术已全面应用于西安碑林开成石经等重型碑刻文物的保护展示中。”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贾强表示，这项技术为“沉睡”的国宝筑牢屏障。

另外，“开发的馆藏文物防震成套技术装备体系已在全国二十多个博物馆广泛应用，并成功经受了多次6.2级以上强地震的考验。”葛家琪说。

在保护修复领域，他们为文物“续命延年”。文物病害机理复杂，修复工作常常如履薄冰。各基地通过跨学科交叉研究，推动文物病害诊断与保护修复向精细化、科学化迈进，在多个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基地建成世界首个文物多场耦合实验室，不断深化对文物病害发展的认识。”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主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介绍，针对古代壁画面临的微生物侵蚀威胁，研制出专有治理材料和装备；针对砂岩石窟寺的风化问题，构建集化学渗透、生物矿化、软覆盖、保护棚于一体的综合技术体系。

研发成果守护着莫高窟的绝代风华，也推广应用于甘肃、浙江等16个省市的200余项工程，并沿着“一带一路”播撒至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让敦煌经验绽放国际光彩。

在考古阐释领域，他们是文明的“解码者”。科技的深度介入，让考古学不再局限于一把手铲、一个探方。空间科学、分子生物学、核技术等手段的集成创新，为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路径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依据。

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尤为瞩目。“古DNA团队通过开创性追踪捕获并深度解析东亚现代人和古老型人类基因组，用关键古DNA和古蛋白证据确证距今至少14.6万年的哈尔滨人是已知最早的丹尼索瓦人支系并在亚洲有广泛分布，并解锁了丹尼索瓦人体质形态之谜。”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任高星介绍，团队在Cell、Nature、Science等国际刊物发表的论文，提出东亚多样性祖源群体及迁徙演化模式新假说，构建中国－东南亚基因流动网络。

同样，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北京科技大学）作为骨干力量，全程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厘清了中国冶金起源的脉络，揭示了商周青铜文明的生产网络。制定的《古代青铜科技信息提取》等行业标准，填补领域空白，大幅提升我国在国际冶金史研究中的话语权。

在活化利用领域，他们是文化的“传播使者”。数字孪生、知识图谱、沉浸式互动……这些曾经遥远的概念，如今正让文物“活”起来，走进千家万户。石窟寺文物数字化保护基地（浙江大学）与云冈研究院合作，开创性地实现了对云冈石窟第3窟的整窟1:1复制，让宏伟的石窟艺术得以“行走”天下。

山西省文物局局长刘润民提到，通过实施文物数字化战略，“数字云冈”先进计算中心已建成运行，“云出云冈”文献知识库上线，形成了“一库两端六应用”的数字化展示体系，让云冈石窟、永乐宫壁画等艺术瑰宝在“云端”触手可及。

厚植沃土

人才培养与体系构建成效明显

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科研基地自设立之初，便将“人才孵化”作为核心使命。经过多年建设，一支专业化的科技人才队伍已然形成，成为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

截至2024年，40家科研基地的1436名固定人员中，高级职称占比58%，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71%，人才层次稳步提升。更可喜的是，科研基地正成为汇聚高层次人才的“强磁场”。

在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陈坤龙介绍，其所在的金属与矿冶基地，40余名全职研究人员平均年龄仅39岁，学缘背景涵盖考古、冶金、材料等多个学科，40%拥有海外学历。基地拥有科技史和文物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中科学技术史连续获评A+学科，近五年培养的数十名硕博研究生和博士后，已成为全国文博单位和高校的骨干力量。

各地也积极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山西依托山西大学联合四大高校、五大石窟研究机构，成立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陕西则通过实施文物系统“秦鼎计划”，与20多家国内外高校合作，系统化培育领军人才、中青年骨干和青年后备力量。一项项高瞻远瞩的举措，为文物科技事业注入源源不绝的青春活水。

辐射引领

协同创新与国际合作格局广阔

科研基地的价值，在于自身的突破，更在于其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近年来，各基地通过技术服务、标准制定、设立工作站、开展国际合作等多种形式，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迅速推广到文物保护一线，形成覆盖全国、联通世界的开放合作网络。

在国内，协同创新的网络越织越密。截至去年，科研基地设立的工作站总数已达150余家，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土木漆器保护基地（湖北省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通过下设的8家工作站，为南昌海昏侯墓等重大考古发现提供关键的木漆器保护技术支撑。

省级文物部门积极作为，主动与国家级基地对接，构建区域性创新体系。山西省成立全国首个文物科技处，构建“11356”新发展格局，联合8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古建筑保护研究联合工作站，有效拓展国家级平台的辐射作用。陕西省则整合在陕8家国家级科研基地资源，组建“陕西省文物科技保护创新联盟”，实施人才共建、设备共享、同题共答，在秦东陵考古发掘等重大项目中，联合近20家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实现多学科、多团队的协同攻关。

在国际上，中国智慧的声量越来越响。各科研基地与美、俄、英、法、日等20多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学术合作关系。纺织品文物保护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发起的“世界丝绸互动地图”项目，吸引13个国家的约40家机构参与，构建了世界首个丝绸遗产数据库。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基地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开展联合考古，拓展学术资源。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从国际标准的“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文物防震科研基地在2025年瑞士洛桑ICOMOS学术会议上的成果获得高度认可，为牵头筹备“砖石质文物建筑防震”系列国际标准奠定坚实基础。基地计划在“十五五”期间，主导完成“馆藏文物防震”系列国际标准的编制工作。这意味着，源于中国实践的文物保护理念与技术方案，正逐步转化为国际共识，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科技日新月异，创新永无止境。从实验室到田野，从故纸堆到云端，当古老文明的智慧之光与时代的创新之智交汇，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拂去历史的尘埃，映照出未来的方向。

（图文来源于“国家文物局”，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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