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与我AA制42年，临终前见我将800万积蓄转给弟弟，却微笑了

当着我丈夫顾伟民的面，我把我一辈子攒下的800万，转给了我的亲弟弟。

他躺在病床上，已经说不出话，生命像一盏油灯，风中最后一点火苗随时都会熄灭。他只是看着我，看着我操作手机，然后，笑了。

那是一个很轻、很淡的笑容，却像一块巨石，轰然砸进我平静了四十二年的心湖。

四十二年。我和他就像合租的舍友，在一个屋檐下，分了两本账，过了大半辈子。我曾以为，他心里那杆秤，早就把亲情、夫妻情分算计得一清二楚，每一笔开销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我以为，我会带着这份怨与不甘，直到我们其中一个先走。

可现在，看着他那抹几乎耗尽所有力气的笑容，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记忆，却不受控制地回到了四十二年前，我们结婚的那个下午。

第1章 两本账簿

1980年的夏天，空气里都是燥热的、浮躁的气息。

我和顾伟民的婚礼办得简单。他是厂里的技术员，我是小学的语文老师，经人介绍认识，彼此觉得条件相当，人也老实，谈了半年就结了婚。没有婚纱，没有像样的宴席，只请了最亲的几家人，在单位食堂摆了两桌。

那天下午，送走所有客人，我坐在刷了红漆的新木床上，心里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某种朴素的向往。顾伟民走进来，手里没拿别的，拿了两本崭新的、牛皮纸封面的账簿，和一支钢笔。

“秀珠，”他开口，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甚至有些刻板，“有件事，我想我们结婚第一天就说清楚。”

我点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他把一本账簿递给我，自己留了一本。“从今天起，咱们家的开销，实行AA制。”

“AA制？”我愣住了，这个词在当时还很新鲜，我只是隐约听过，意思是各付各的。我以为那是朋友之间吃饭才有的事，夫妻之间，怎么……

“对。”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眼神很认真，“我的工资是我的，你的工资是你的。家里的米面粮油、水电煤气，每个月我们列个总账，一人一半。买大件，比如以后买家具、家电，也商量着来，各自出钱。个人的花销，比如你买衣服，我买书，那就各管各的。这样，清楚明白，以后不会为钱上的事吵架。”

我捏着那本还有油墨香的账簿，手指有些发凉。我看着他，想从他脸上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但没有。他一脸严肃，像是在车间里宣布一项重要的技术革新。

我的父母都是传统了一辈子的人，在我的观念里，结了婚，就是一家人，钱自然要放在一处，当家的女人管着，细水长流地过日子。顾伟民的提议，像一盆冷水，把我对婚姻所有温情脉脉的想象都浇灭了。

“伟民，我们是夫妻，有必要分得这么清吗？”我的声音有点干涩。

“秀珠，我不是不信任你。”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失落，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我只是觉得，亲兄弟明算账，夫妻也一样。钱这个东西，最容易伤感情。我们先把规矩立好，以后才能过得安稳。你放心，该我承担的家庭责任，我一分都不会少。”

他说得条条是道，理智得让我无法反驳。可我的心，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看着他那张因为认真而显得有些固执的脸，突然觉得很陌生。

最终，我还是点了头。也许他说得对，也许这是一种新式的、更文明的夫妻关系。我这样安慰自己。

于是，从我们新婚的第一天起，这两本账簿就成了我们家最特殊的存在。

每天晚饭后，我们俩就像单位的会计，坐在桌子两边，开始“对账”。

“今天买了五斤大米，一块二毛五；两斤肉，三块钱；一捆青菜，两毛。总共是四块四毛五。一人两块两毛二分五。”他用钢笔在账簿上清晰地记下，连半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

然后，我从我的钱包里，掏出两块两毛三分钱，递给他。他再从他的口袋里，找出半分钱的硬币找给我。

一开始，我觉得这种仪式充满了荒诞感。邻居家传来夫妻俩为孩子功课吵闹的声音，而我们，却在为半分钱的归属而“交易”。

时间久了，荒诞变成了习惯，习惯变成了麻木。

我教书的学校发了福利，一袋苹果，我提回家，他会客气地说“谢谢”，然后第二天，他会从菜市场买回一网兜橘子，放在桌上，说：“这是我还你的。”

他单位发了电影票，他会问我：“要不要去看？票价五毛，你给我两毛五就行，我那张算单位福利。”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想买一件呢（ni）子大衣，看中了一件，要八十多块钱，是我将近两个月的工资。我犹豫了很久，心里想着，他会不会主动说，他帮我出一半？毕竟，我穿得体面，他脸上也有光。

晚饭时，我状似无意地提起：“学校的王老师买了件呢子大衣，真好看，就是太贵了。”

他头也不抬地扒着饭，说：“喜欢就买，你的钱，自己做主。”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点火苗，“噗”地一下就灭了。是啊，我的钱，我自己做主。他的钱，他也自己做主。我们之间，隔着一道透明但坚硬的墙。

第二天，我还是去把那件大衣买了下来。刷掉我几乎所有的积蓄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和悲凉。这件大衣，是我一个人的，与他无关。就像这个家里的很多东西一样，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哪样是他的，哪样是我的。

我们的日子，就在这种精确的计算中，一天天过去。我们几乎不吵架，因为所有可能引起争吵的源头——钱，都被那两本账簿提前“解决”了。但我们的家，也安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寻常夫妻那种为钱争执的烟火气，也没有你侬我侬的温情。

第2章 弟弟的难处

我和顾伟民没有孩子。

结婚第五年，去医院检查，问题在我。那个年代，不能生育的女人，在婆家是抬不起头的。我做好了准备，迎接顾伟民的责难，甚至想到了离婚。

那天从医院回来，我一言不发地做饭，心里翻江倒海。

他下班回来，看到我的脸色，似乎猜到了几分。饭桌上，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口说：“没孩子就没孩子吧，我们两个人过，也清净。”

我愣住了，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这是他婚后对我说过的，最温情的一句话。

但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又把我打回了原形。

“以后我们老了，就去养老院。你存你的养老钱，我存我的。这样，谁也不拖累谁。”

我的眼泪还挂在脸上，心却又凉了半截。你看，他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那么理智，永远把未来的路算计得清清楚楚。连养老，我们都是AA制。

因为没有孩子，我把更多的感情，倾注在了我唯一的弟弟林国栋身上。

国栋比我小五岁，从小就是我带大的。父母去世得早，长姐如母，我总觉得对他有份责任。他结婚、生子，我都尽我所能地帮衬。

顾伟民对此，从不发表意见。因为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钱。在他的“AA制”原则下，他没有立场，或许也根本不关心我的钱花在了哪里。

有一回，国栋的儿子小军，也就是我的外甥，调皮爬树摔断了腿，住院要一大笔钱。国栋两口子都是普通工人，一时拿不出来，急得团团转。

我二话不说，从我的存折里取了五百块钱，送到医院。

晚上回家，顾伟民看我情绪不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了？”

我把小军摔断腿的事说了。

他“哦”了一声，点点头，说：“小孩淘气是难免的。钱够不够？不够的话，可以从我们共同的家庭储备金里，先‘借’给你。等你发了工资再还回来。”

我们有一个“家庭储备金”账户，是每月从我们各自的工资里，按照相同比例存入一笔钱，用于应对家里突发的、必须共同承担的大事，比如房屋维修。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他不是不通人情，他甚至愿意“借”钱给我。但他永远分得那么清楚，“借”和“给”，是两个概念。这笔钱，最终还是要从我的账上出。

“不用了，我自己的钱够。”我硬邦邦地回了一句。

他也没再说什么，拿起他的专业书，坐到台灯下，自顾自地看了起来。

我们之间，就是这样。他从不干涉我补贴娘家，我也从不指望他能对我娘家的人付出什么真情实感。那两本账簿，像楚河汉界，把我们的世界划分得清清楚楚。我的家人是我的责任，他的家人是他的责任。

有一年，他母亲生病住院，他忙前忙后，花了不少钱。我去看望过几次，买了些水果点心。放下东西，他当着他母亲的面，把钱塞回给我：“你人来了就好，这些东西的钱，我转给你。”

我尴尬得脸都红了，他母亲也觉得不像话，说了他几句。他却振振有词：“妈，这是我们俩说好的规矩。秀珠来看您是情分，但钱上不能让她吃亏。”

那一刻，我在他家人的目光中，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一个被规矩隔绝在外的、客气的“同住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账簿越来越厚。我的工资从几十块涨到几百块，再到后来的几千块。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从平房搬进了楼房。但那两本账簿，和AA制的规矩，却从未改变。

后来，我们都学会了用银行卡，用存折。账簿的形式变了，但核心没变。我们各自办了工资卡，又联名开了一个账户，每月自动转入等额的钱，作为家庭公共开销。剩下的，就躺在各自的账户里，互不相干。

我开始有意识地攒钱。也许是顾伟民那句“你存你的养老钱”刺激了我，也许是女人天生缺乏安全感。我看着我存折上不断增长的数字，心里才觉得踏实。这些钱，是我自己的，是我在这个“AA制”的家里，唯一的依靠和底气。

我不知道顾伟民存了多少钱，也从不问。就像他从不问我一样。我们是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3章 压垮骆驼的稻草

日子就像那本流水账，一天天翻页，平淡无波。直到三年前，顾伟民退休，我们的生活才有了些许变化。

他以前在研究所工作，是个不苟言笑的技术狂人。退休后，他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他不像别的老头那样去公园下棋、钓鱼，而是迷上了侍弄阳台上的那几盆花草。

我们家的阳台不大，他却收拾得井井有条。一盆君子兰，一盆蟹爪兰，还有几盆叫不上名字的多肉。他每天浇水、施肥、修剪枝叶，比对自己还上心。

有时候我看着他戴着老花镜，小心翼翼地用小镊子给多肉摘去枯叶的背影，会觉得有些恍惚。这个男人，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严谨、刻板，连养花都像是在做一场精密的实验。

我们的AA制，也因为退休而有了新的形式。退休金到账后，我们依然是雷打不动地往公共账户里打钱。只是，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沉默也变得更长了。

平静的生活，在去年冬天被彻底打破。

顾伟民在一次晨练时，突然晕倒了。送到医院，一系列检查做下来，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表情凝重。

“是胰腺癌，晚期。”

这几个字，像晴天霹雳，把我整个人都炸懵了。我扶着墙，才勉强站稳。

那个在我生命里，像一台精密仪器一样运转了四十多年的男人，那个连买一斤白菜都要记账的男人，他的生命，竟然被按下了倒计时。

住院，化疗。医院成里我们第二个家。

起初，顾伟民还坚持要和我算账。他把每天的医药费清单收好，用笔在上面清楚地标明，哪些是医保报销的，哪些是自费的。然后对我说：“这些自费的，我们一人一半。”

我看着他因化疗而日渐消瘦的脸，和稀疏的头发，第一次对他发了火。

“顾伟民！你都要死了，还算这些账有意思吗？”我把清单从他手里夺过来，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他愣住了，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错愕。几十年来，我从未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过话。

他沉默了半晌，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缓缓地转过头，望向窗外。

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提过医药费的事。但我知道，他每天都在偷偷计算。我每次去缴费，回来后他都会问我花了多少钱。然后，他会从他的银行卡里，转一半的钱到我的卡上。他固执地，用这种方式，维持着我们之间最后的平衡。

我没有拒绝。我知道，这是他的原则，是他活了一辈子的方式。我拒绝，就是否定了他这个人。

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但神志一直很清醒。他清醒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流逝，清醒地维持着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墙。

而压垮我心中那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我弟弟林国栋的一个电话。

电话里，国栋的声音带着哭腔。他告诉我，他唯一的儿子，我二十五岁的外甥小军，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亚于顾伟民的癌症诊断。小军是我看着长大的，在我心里，和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医生说，唯一的希望是做骨髓移植，配型找到了，但手术和后期治疗的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至少需要两百万。

国栋和弟媳，一辈子的积蓄，加上亲戚朋友凑的，还差一大截。他走投无路，才给我打了这个电话。

挂了电话，我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手脚冰凉。一边是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丈夫，一边是命悬一线的亲外甥。命运，为何要对我如此残忍？

我手里有钱。这些年，我省吃俭用，加上自己做了一些稳健的理财，我的个人账户里，有将近八百万的积蓄。这笔钱，是我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是我在这个AA制的婚姻里，唯一的安全感。

给，还是不给？

如果给了，我的晚年怎么办？顾伟民走了以后，我一个人，无儿无女，这笔钱就是我的命。

可如果不给，小军怎么办？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叫我“大姨”的孩子，因为没钱而失去生命？

我坐在那里，天人交战。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和走廊尽头传来的哭声，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窒息。

第4章 最后的决定

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

钱没了，可以再想办法。人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我不能对小军见死不救。至于我的晚年，走到那一步再说吧。

回到病房，顾伟民已经醒了。他看着我一夜未眠的憔悴面容，眼神里闪过一丝探究。

“出什么事了？”他问，声音虚弱但清晰。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小军的事告诉了他。我说得很平静，没有抱怨，没有哭诉，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他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那双曾经锐利如今却蒙着一层灰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说完了，病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能听见他呼吸机轻微的“嘶嘶”声，和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期待他能说一句“我帮你”？不，这不可能。这不符合他一辈子的行事准则。他或许会说，这是你的钱，你自己决定。或者更冷漠一点，他会说，这是你弟弟家的事，你要想清楚。

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你的钱，都在那张卡里吧？”

他指的是我存退休金的那张卡，也是我最大的一笔积蓄所在。

我点了点头。

“密码，还是你生日？”他又问。

我再次点头，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你自己想好就行。”他说完这句，便闭上了眼睛，似乎很累了。

这就是他的回答。没有支持，没有反对，把所有问题都推回给了我。一如既往的顾伟民。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是啊，我还在期待什么呢？四十二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着手准备转账的事。因为数额巨大，需要提前跟银行预约。我瞒着弟弟，说钱是我找朋友凑的，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

这几天，顾伟民的精神越来越差，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清醒过来，也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忙前忙后，眼神复杂。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

我知道，时间不多了。

转账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我走到顾伟民的病床前，他难得地醒着。

“伟民，我要去银行一趟。”我轻声说。

他看着我，没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走出病房，心里空落落的。我甚至有一种荒唐的想法，如果他开口挽留，哪怕只说一句“秀珠，再想想”，我可能都会动摇。

但他没有。

银行里的人不多。我坐在VIP室里，银行经理客气地为我端上热茶。当我在转账单上，颤抖着写下“捌佰万元整”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

这不仅仅是一串数字，这是我林秀珠半辈子的血汗，是我在一个没有温度的婚姻里，为自己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现在，我要亲手拆了它。

办完手续，走出银行，阳光刺得我眼睛发痛。我突然觉得浑身轻松，又无比虚脱。我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云很白。

我掏出手机，给弟弟发了条信息：“钱已到账，安心给小军治病。”

然后，我打车回了医院。

推开病房的门，顾伟民正睁着眼睛，看着门口的方向，好像一直在等我。

我走到他床边，坐下，心里出奇的平静。

“伟民，”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把钱，都转给国栋了。我的那八百万，一分没留。”

我说这话，带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决绝。我想看到他的反应，是震惊？是不屑？还是意料之中的冷漠？我想用这种方式，为我们这四十二年的荒诞婚姻，做一个最后的了结。

他静静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然后，就在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沉默，或者说出什么理智到冷酷的话时，他的嘴角，竟然缓缓地，向上牵起了一个弧度。

他笑了。

那是一个很轻、很淡的笑容，却清晰无比。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肌肉，这个笑容仿佛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让他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但那双眼睛里，却是我从未见过的，如释重负的光芒。

第5章 一封信的秘密

我被顾伟民那个笑容，彻底钉在了原地。

那笑容里，没有嘲讽，没有冷漠，更没有愤怒。那是一种……欣慰？赞许？甚至，是某种我无法理解的温柔。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笑？

我一辈子都以为他是个自私、冷漠、精于计算的男人。我把我们共同的“家”的根基——我自己的积蓄，全部掏空，给了我的娘家。按照他的逻辑，我这个“合伙人”已经“破产”，他应该感到不安，甚至鄙夷才对。

可他笑了。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四十二年来的所有认知，在这一刻，轰然倒塌。

“你……”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眼神示意我，看向床头柜的抽屉。

我拉开抽屉，里面放着他的那本用了几十年的旧账簿，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字，但封口处被浆糊粘得死死的，显然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我颤抖着手，拿起信封。很厚，里面似乎装了不少东西。

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的动作。他想让我打开它。

我撕开信封，从里面倒出来的，不是信纸，而是一沓沓的房产证、存单，还有一份打印好的遗嘱和一封手写的信。

我拿起最上面的那封信，信纸已经泛黄，字迹是顾伟民那手熟悉的、刚劲有力的钢笔字。

“秀珠吾妻：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大概已经不在了。有些话，我藏了一辈子，说不出口，只能写下来。请你原谅我的笨拙和固执。

还记得我们结婚那天，我提出的AA制吗？你当时一定觉得我不可理喻，觉得我冷血、自私。这四十二年来，你心里肯定也怨了我无数次。

其实，我不是不爱你，恰恰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你。

我的原生家庭，你或许知道一些，但你不知道全部。我的父亲去世后，我的母亲和几个叔伯，为了争夺祖上留下的一点房产和田地，闹得天翻地覆，对簿公堂，最后亲人变成了仇人。我亲眼看到，我母亲是怎样因为钱，被她的亲兄弟们在背后指指戳戳，过得没有一丝尊严。

那一幕，成了我一辈子的噩梦。

所以，当我决定要和你结婚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绝不能让我的妻子，将来也面临那样的窘境。

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我不会说甜言蜜语，也不懂浪漫。我能想到的，保护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钱，永远是你自己的。是任何人，包括我，都不能触碰的。

我提出AA制，不是为了和你分清界限，而是想给你一份绝对的、独立的保障。我想让你有自己的底气，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哪怕我们分开了，或者我先走了，你都能靠着自己，活得有尊严，不受任何人的掣肘。

我知道，这个过程很伤人，让你受了很多委屈。你买呢子大衣的时候，我多想直接把钱塞给你，但我忍住了。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我们的‘约定’就破了。我怕自己给你的，反而会成为未来束缚你的枷锁。

我们没有孩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知道，问题在我，当年是我让你背了锅。我之所以那么说，是怕你多想，怕你觉得对不起我。我想让你觉得，我们是平等的，谁也不欠谁。

这些年，你补贴娘家，我从不过问。因为那是你的钱，你有百分之百的支配权。我看着你把国栋一家照顾得很好，心里其实是为你骄傲的。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

我一直在等你，等一个能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时刻。

今天，你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小军。我很高兴，秀珠。真的，很高兴。

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是神圣的。你用它去救了亲人的命，这是最伟大的决定。这也证明了，我这一辈子的坚持，没有错。我成功地保护了你的这份权利。

所以，我笑了。

现在，轮到我了。

信封里的东西，是我一辈子攒下的。除了我们那个联名账户，我自己的工资、奖金、后来的投资收益，都在这里。有三套房子，还有一张一千二百万的存单。密码，是你的生日。

我没有别的亲人，这些，都留给你。

这是我作为丈夫，该给你的。和我们的AA制约定无关。那是我们的生活规则，而这是我的爱。

秀珠，对我来说，AA制不是不爱，而是我爱你的方式。一种笨拙的、刻板的、可能让你误会了一辈子的方式。

对不起。还有，我爱你。

伟民 绝笔”

第6章 四十二年的真相

信纸从我颤抖的手中滑落，飘落在病床上。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滴砸在那些房产证和存单上。整个世界天旋地ž转，我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能感觉到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AA制……

原来，那两本冰冷的账簿，那四十二年斤斤计较的岁月，那无数个让我心寒的瞬间，背后竟然藏着这样一个笨拙而深沉的秘密。

他不是不爱我，他是用他以为最正确、最理智的方式，在爱我。他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用一道看似无情的“规则”高墙，为我圈出了一块绝对安全的、属于我自己的领地。他让我独立，让我强大，让我拥有随时可以动用一切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的底气。

我想起他母亲生病时，他执意要把我买水果的钱还给我。他不是在和我划清界限，他是在向他的家人宣告：这是林秀珠的钱，你们谁也别想占她一分便宜。

我想起我说想买呢子大衣时，他说“你的钱，自己做主”。他不是冷漠，他是在捍卫我花自己钱的自由，哪怕这种捍卫的方式，让我心碎。

我想起他得知我不能生育时，平静地说“我们两个人过”，然后又冷冰冰地补上一句“你存你的养老钱”。他不是不想要孩子，他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然后用最“公平”的方式，来规划我们没有子女的未来，让我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这个男人，他用一生的固执，给了我一生的保障。他用一辈子的误会，换来了我最后的自由。

我抬起泪眼婆娑的眼睛，看向他。

他依然在看着我，眼神已经开始涣散，但那抹欣慰的笑意，还凝固在嘴角。他看到我哭了，看到我手里的信，他知道，我懂了。

我扑到床边，紧紧握住他那只干枯冰冷、插着输液管的手。

“伟民……顾伟民……”我泣不成声，想说的话太多，却哽在喉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所有这些，都显得那么苍白。

四十二年的怨与不甘，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迟到了近半个世纪的、排山倒海而来的爱与心痛。

他似乎想回应我，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却再也没有力气。

他的呼吸，渐渐微弱下去。监测仪上的心跳曲线，从剧烈的波动，慢慢变成一条平缓的直线，发出一声绵长而刺耳的“嘀——”。

医生和护士涌了进来。

我被隔在人群之外，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封信。

我知道，我的爱人，那个用一生误会来爱我的男人，他走了。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等到了他想要的答案，然后，安心地、微笑着，离开了。

第7章 没有他的日子

顾伟民的葬礼，办得很简单，这是他遗嘱里交代的。

弟弟国栋和小军都来了。小军的手术很成功，正在恢复期，脸色虽然苍白，但精神很好。他跪在顾伟民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国栋拉着我的手，眼睛通红：“姐，对不起，要不是为了我们家……”

我摇了摇头，打断了他：“不关你的事。你姐夫他……都知道。他走得很安心。”

葬礼结束后，我一个人回到那个我们住了几十年的家。

屋子里的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阳台上，他养的那盆君子兰，开出了几朵橘红色的花。我走过去，用手指轻轻碰了碰湿润的泥土。以前，这盆花是他负责浇水，我从不插手。现在，轮到我了。

我开始整理他的遗物。他的东西不多，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是满柜子的专业书籍。在书柜的最底层，我找到了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

钥匙，就在他那本旧账簿的夹层里。

我打开盒子，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贵重物品，只有一沓厚厚的、用牛皮筋捆好的信纸。

第一张纸上，是他写的几个大字：“关于林秀珠同志的观察报告”。

我愣住了，随即失笑。这个男人，真是刻板到骨子里了。

我一页页地翻看下去。

“1980年10月3日，晴。秀珠买了一块新桌布，蓝色碎花的，很好看。花费一块五毛。记入她的个人开支。我发现她很喜欢蓝色。”

“1982年5月12日，雨。今天发工资，她把大部分钱都存了起来，只留了很少的生活费。她似乎很有危机意识，这是个好习惯。”

“1985年9月10日，教师节。学校发了奖金，她很高兴，晚上给自己加了个菜，炒鸡蛋。她没叫我一起吃，这很好，我们的原则执行得很彻底。但我看她一个人吃，好像有点孤单。”

“1993年7月22日，酷暑。她给弟弟家送去了五百块钱。国栋的孩子上学需要。她回来时眼睛有点红，是心疼钱，还是心疼弟弟？我希望她永远有能力去帮助她想帮助的人。”

一页又一页，一年又一年。

他用他那工程师般严谨的笔触，记录了我几十年来每一笔重要的个人开销，每一次情绪的波动。他像一个沉默的观察者，站在我的生活之外，却又从未离开。

他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知道我存钱的习惯，知道我的每一次心软和每一次要强。

他什么都知道。

只是，他从不说。

我抱着那个木盒子，坐在地板上，从白天坐到黑夜，泪流了又干，干了又流。

原来，这四十二年，我不是一个人。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被他小心翼翼地收藏着，记录着。那两本公开的账簿，记录的是我们AA制的生活。而这本私密的“观察报告”，记录的，是他从未说出口的爱。

我把他的那张一千二百万的存单，单独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用于资助那些和我们一样，遭遇生育困难，或者和国栋家一样，面临巨额医疗费用的家庭。

我想，这大概是顾伟民最希望看到的，钱的用处。

第8章 最后的账本

日子还在继续。

我没有搬家，依然住在这个充满了顾伟民气息的屋子里。

我学会了侍弄他留下的那些花草，学会了在他常坐的那个沙发位置，看他没看完的书。我开始学着，过一种“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和“他”的生活。

有一天，我在整理书房时，找到了我们结婚时开始用的那两本账簿。一本是我的，一本是他的。四十二年，已经用掉了厚厚的一摞。

我把它们摊开在桌子上，从第一页开始看。

“1980年8月28日。大米，一块二毛五。肉，三块。青菜，两毛。合计四块四毛五。我出：两块两毛二分五。秀珠出：两块两毛二分五。”

一笔笔，一行行，清晰，冰冷，像我们过去的人生。

我翻到最后一页，那是他住院期间的记录。他的字迹已经有些歪斜，但依然努力保持着工整。

“2022年11月15日。住院押金，一万。我出：五千。秀珠出：五千。”

这是他记的最后一笔账。

我拿起笔，在那两本账簿的最后一页，郑重地写下了我们婚姻里的，最后一笔账。

我没有写具体的项目和金额，只写了一行字。

在他的账簿上，我写：“顾伟民，付出：一生守护。收入：林秀珠的余生。”

在我的账簿上，我写：“林秀珠，付出：半生误解。收入：一个男人最笨拙也最深沉的爱。”

写完，我把两本账簿，轻轻地合在了一起，放进了同一个抽屉里。

从今天起，我们之间，再也没有AA制了。

窗外，阳光正好。阳台上的君子兰，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对我微笑。我知道，那是顾伟民在天上看着我。

我们的爱情，算计了一辈子，糊涂了一辈子，也遗憾了一辈子。

但最终，我读懂了他。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