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六出祁山皆败，但为何却成千古偶像？这三点原因揭开真相！

一个六出祁山未能兴复汉室、54 岁病逝五丈原的 “失败者”，为何让杜甫写下 “出师未捷身先死” 的千古哀叹？为何千年后百姓仍为他立庙，甚至将其奉为 “智圣”？

一、被误读的 “失败”：还原诸葛亮的一生轨迹

诸葛亮生于公元 181 年，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人。其祖上曾官至西汉司隶校尉，父亲诸葛珪任泰山郡丞，可他 8 岁丧父、12 岁丧母，只得随叔父诸葛玄前往荆州投奔刘表。公元 197 年诸葛玄去世，16 岁的诸葛亮便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一边耕种田地，一边苦读经史，常自比管仲、乐毅 —— 此时的他，虽身处乡野，却已在暗中观察天下大势。

公元 207 年，46 岁的刘备历经半生漂泊，仍无立足之地，听闻诸葛亮之名后，带着关羽、张飞三顾茅庐。第三次到访时，诸葛亮为刘备献上《隆中对》：“天下三分，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番精准的战略预判，让刘备茅塞顿开，当即恳请诸葛亮出山，而诸葛亮也因这份 “知遇之恩”，从此踏上辅佐刘备兴复汉室的道路。

出山后的诸葛亮，首战便显露出超凡能力。公元 208 年，曹操率 20 万大军南下，刘备仅有两万兵力，危急时刻，诸葛亮亲赴江东，说服孙权联合抗曹。他不仅分析出曹操 “劳师远征、北方未定、不习水战” 三大劣势，更促成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中以火攻大败曹军 —— 此役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也让诸葛亮的 “智” 开始传遍天下。

公元 211 年，诸葛亮辅佐刘备入蜀，历时 3 年夺取益州；公元 219 年，刘备在汉中之战击败曹操，进位汉中王，诸葛亮被任命为军师将军，总管左将军府事。此时的蜀汉，终于实现《隆中对》中 “跨有荆、益” 的格局，距离兴复汉室的目标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突然：同年关羽失荆州、被孙权斩杀；公元 221 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举全国之力伐吴，却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火烧连营 700 里，蜀军损失兵力 10 余万人，粮草辎重尽失。

公元 223 年，刘备在白帝城（今重庆奉节）病危，召诸葛亮托孤：“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面对这番重托，诸葛亮涕泣作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此时的蜀汉，国土仅剩益州一地，人口不足百万，兵力仅存 8 万，外有魏吴夹击，内有南中叛乱 —— 诸葛亮接手的，是一个濒临崩塌的烂摊子。

此后 11 年，诸葛亮扛起蜀汉重任。公元 225 年，他亲率大军南征，采用 “攻心为上” 策略，七擒七纵孟获，彻底平定南中叛乱，为蜀汉赢得稳定的后方；同年，他开始在成都平原推广 “堰官” 制度，派 1200 名士兵守护都江堰，保障农田灌溉，让蜀汉粮食产量逐年提升；他还制定《蜀科》，严明吏治，即使是亲信马谡，也因违反军纪而被依法处置，史载蜀汉 “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

从公元 228 年到公元 234 年，为实现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的承诺，诸葛亮先后六次北伐：第一次北伐（228 年），蜀军初期连下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却因马谡失街亭被迫撤退；第二次北伐（228 年冬），攻陈仓（今陕西宝鸡），因魏军早有防备，粮草耗尽后撤军；第三次北伐（229 年），夺取武都、阴平二郡，这是六次北伐中唯一的战术胜利；第四次北伐（231 年），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输粮草，与司马懿对峙于卤城，大败魏军，却因李严谎报粮草短缺而被迫撤退；第五次北伐（234 年），诸葛亮率军 10 万进驻五丈原（今陕西岐山），与司马懿率领的 20 万魏军对峙，为解决粮草问题，他甚至在渭水之滨屯田，打算长期作战。可同年 8 月，54 岁的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临终前仍安排杨仪、姜维率军安全撤退，未让魏军有机可乘。

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终其一生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从 “结果” 来看，确实是 “失败”。可这份 “失败” 的背后，藏着的却是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 他用一生践行了对刘备的承诺，也用行动诠释了何为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失败” 为何能传千古？三点揭开核心原因

1.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坚守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实力悬殊：魏国占据中原，人口约 443 万，兵力约 40 万；吴国占据江南，人口约 230 万，兵力约 20 万；而蜀汉仅有益州一地，人口约 94 万，兵力不足 10 万。无论是人口、疆域还是经济实力，蜀汉都处于绝对劣势，诸葛亮对此心知肚明。

可他从未放弃。公元 223 年白帝城托孤后，蜀汉内忧外患，大臣们多主张偏安一隅，诸葛亮却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他明知北伐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却仍坚持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只因这是刘备毕生的理想，也是他出山时的承诺。

这种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精神，恰恰击中了中国人心中的 “理想情结”。古往今来，多少人在困境中放弃初心，而诸葛亮却用一生证明：即使理想遥不可及，坚守的过程本身就值得被尊重。正如民间俗语所言：“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诸葛亮的坚守，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2. 超凡绝伦的能力与担当

诸葛亮的名声，绝非仅靠 “情怀” 支撑，他的能力早已被历史验证。在战略层面，《隆中对》在公元 207 年就精准预判天下三分，此后十年间，刘备的发展轨迹完全按照这一战略推进，这份战略眼光，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在治国层面，他接手蜀汉后，用 11 年时间让一个濒临崩塌的政权焕发生机：经济上，他推广屯田制，修复都江堰，让蜀汉粮食储备足够支撑 10 万大军三年之用；法治上，他制定《蜀科》，打破士族特权，即使是元老级人物李严，也因延误粮草被罢官流放，做到 “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军事上，他创立 “八阵图”，提升蜀军战斗力，史载 “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即使在他去世后，姜维仍能凭借八阵图多次抵御魏军。

更难得的是他的担当。公元 228 年第一次北伐，因马谡失街亭导致失败，诸葛亮不仅上书刘禅自贬三级，还主动承担所有责任，在《街亭自贬疏》中写道：“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这种不推诿、不甩锅的担当，在封建时代的官员中极为少见。

3. 廉洁奉公的品格与忠诚

诸葛亮的品格，更是后世为官者的典范。他身居蜀汉丞相之位，手握军政大权，却始终廉洁自律。公元 234 年临终前，他给刘禅上了一道《自表后主》，其中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份坦诚，足以证明他一生清廉，从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而他的忠诚，更是被传为千古佳话。白帝城托孤时，刘备赋予他 “君可自取” 的权力，可诸葛亮始终恪守臣道，从未有过半点僭越之心。他辅佐刘禅时，虽大权在握，却事事请示汇报，甚至在《出师表》中详细叮嘱刘禅 “亲贤臣，远小人”，连宫中府中官员的任用都一一安排妥当。这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忠诚，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成为中国人心中 “忠” 的终极象征。

三、历史与文化的加持：让诸葛亮成为文化符号

诸葛亮的名声，不仅源于他的一生事迹，更离不开后世的推崇与塑造。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这份客观的评价，为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代，文人墨客开始频繁提及诸葛亮。杜甫先后写下《蜀相》《八阵图》等诗篇，其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句，道尽对诸葛亮的惋惜与敬佩；李白也在诗中写道：“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赞扬诸葛亮的壮志豪情。宋代陆游更是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写下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将《出师表》誉为千古奇文。

明清时期，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诸葛亮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虽然小说中加入了 “空城计”“借东风” 等虚构情节，但这些情节恰恰迎合了百姓对 “智慧” 的向往，让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变成了 “智圣” 的象征。民间开始为他立庙祭祀，甚至将他与关羽并称为 “文武二圣”，时至今日，成都武侯祠仍是游客络绎不绝的文化圣地。

四、结语

诸葛亮的 “失败”，从来不是真正的失败。他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却用一生诠释了理想、能力、品格的真正含义。当我们谈论诸葛亮时，谈的何尝不是对 “鞠躬尽瘁” 的敬畏，对 “一诺千金” 的坚守？在这个追求结果的时代，诸葛亮的故事提醒我们：过程中的坚守与付出，往往比结果更有价值。若你身处困境，会像他一样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