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当年他被招工到邮电所工作，一个漂亮姑娘经常来寄信

知青岁月回顾：知道了她是高干子女，他差点放弃了这份感情

1969年春，西安城的国槐树刚露出嫩芽，16岁的李成林就和二十多个同学挤上了同一辆解放牌卡车。车斗里的行李包裹摞得老高，每个人胸前都别着一枚主席像章，网兜里还装着写有“广阔天地炼红心”字样的搪瓷茶缸。温暖的春风卷着少年们的笑声撞在车栏上，又碎在一路向后退去的黄土坡里。卡车从清晨开到日头偏西，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在商南县青山公社的革委会大院门前停下——二百五十多公里的路程，满载知青的卡车足足行驶了六七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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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革委会大院的玉米糊糊冒着热气，混着肉菜和白面馍的香味，那是知青们抵达目的地后的第一顿饭，也是平常很难吃到的待客饭。饭后，田家沟四队的陈队长拿着旱烟袋来接人，他黝黑的脸上堆着笑：“娃们跟我走，八里路，一会就到家哩。”李成林和另外八个同学跟着陈队长和几名挑行李的社员往山里走，脚下的石子硌得鞋底板发疼，等看见田家沟四队那几排土坯房和一孔孔土窑洞时，夕阳正把村庄染成金红色。

田家沟大队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全大队五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不足二百人。耕地以山坡地为主，主粮就是红薯干和高粱，小麦和小米都算细粮，玉米是夹在粗粮和细粮之间的口粮，只能熬糊糊喝，想吃顿玉米面干粮就算改善伙食了，乡亲们的生活都很艰难。

知青们住的是队里腾出来的存放杂物的仓库，四壁透风，夜里能听见老鼠跑过房梁的声响。尽管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可乡亲们对省城来的知青还是很关爱，特别是陈队长，就像知青们的家长，知青们的吃喝拉撒他都跟着操心。看知青们没菜吃，他挎着一个土篮子，到社员家给知青们要菜要咸菜，他家仅有的一点胡萝卜都给知青们送来了，陈队长总把知青们当自家娃疼爱。

在生产劳动中，陈队长总是给知青们安排轻松的农活，并手把手教给知青们怎样使用劳动工具，怎样干农活。有的知青悟性差，他就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做示范。一名叫王长安的知青有点愚钝，陈队长教了他大半晌，他才学会了用锄头给禾苗松土锄草。

夏收割麦子时，天气炎热，陈队长怕知青们中暑，就安排一名女社员熬了绿豆汤送到地里，先可着知青们喝。割麦那段时间队里供午饭，一人两个白馍，陈队长说知青们可以多分一个白馍，社员们能饿肚子，不能让城里来的学生饿肚子。

往后的日子，李成林他们跟着社员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时弯腰播下玉米种，夏收时在麦浪里挥汗割麦，秋收时把沉甸甸的红薯装进麻袋，冬天还要跟着去修大寨田。手上的血泡磨成了茧，肩膀被扁担压出了红印记，可知青们从不叫苦叫累，因为社员们比他们知青更苦更累。他们虽然吃了不少苦，可也得到了锻炼，学会了干各种农活，身体强壮了，也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他们都发自内心地感激乡亲们。

1974年秋，田家沟四队的红薯干刚晒满场，陈队长就兴冲冲地跑来找李成林：“成林，公社邮电所招工，咱队里就这一个名额，你去吧。”那天的风里都带着甜，李成林攥着招工审批表走在山路上，想起六年前刚来的那天，突然觉得这八里山路这么亲切这么熟悉，不一会功夫就来到了公社驻地。

体检和各项审查都很顺利，李成林顺利参加了工作。

邮电所的工作新鲜又忙碌，前三个月，李成林背着绿帆布邮包，每天骑行几十里山路，把信件和报纸送到各个大队。路过田家沟时，总忍不住拐进去看看，陈队长还是会拉着他喝碗玉米糊糊，问他在公社邮电所过得好不好。后来李成林不当投递员了，转做柜员，坐在漆成绿色的柜台后收寄邮件、办理汇兑，日子过得充实，只是偶尔会想起西安城的模样。

变化是从一个笑脸开始的，那年冬天，总有一个穿灰布棉袄的姑娘来寄信，那个女子二十岁左右，辫子梳得整整齐齐，一笑脸上就有两个浅浅的酒窝，长相挺甜美的。她每次递过信封时，都会轻声说句麻烦你了，那声音像山涧的泉水，清凌凌的。她每次看到李成林，都会送上一个甜美的笑脸。

次数多了，李成林才敢主动搭话，知道她叫潘承兰，和自己同岁，三年前高中肄业后跟着下放劳动的父母来的青山公社，在花园大队小学教书。巧合的是，她也是西安城里人。

同是异乡客，两人很快熟络起来。潘承兰知道李成林业余时间多，就把自己的那套高中课本送给他说：“空闲时间，你自学一下高中课程吧，多学一些知识肯定有好处。”星期天李成林休息的时候，潘承兰还邀他去家里做客。

通过交谈，知道李成林是西安城里的工人家庭出身，潘承兰的父母更显热情，那天留他吃了晚饭，炒了盘鸡蛋和花生米，还端上了自酿的柿子酒，说：“在这儿遇见老乡，比啥都亲。”

那时李成林才知道，潘承兰的妈妈已经安排在公社卫生院工作了，她父亲在生产队担任副队长，也和社员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从交谈中就能听出，潘承兰的父母都很热情，说话都很温和，很有修养，一听就是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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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的日子，两人常借着寄信的由头见面。潘承兰会跟他讲学校里的孩子有多调皮，李成林会跟她说小时候在西安城里的生活往事。有时两人都休息，他俩会沿着林荫小道散步，话不多，却觉得心里满当当的。李成林总觉得，能遇见潘承兰，是这片大山给他的又一份礼物。

197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潘承兰突然来到了邮电所，她是来和李成林道别的，潘承兰一家要回城了，她父母下放劳动的日子结束了。

看着潘承兰喜忧参半的表情，李成林心里也说不出是啥滋味，他祝贺潘承兰回城的同时，心里又多了一些不舍和悲伤。两人交换了通信地址，李成林原本打算送他们一家去汽车站。潘承兰却笑着说：“不用送了，西安方面来车接我们了，家里的东西装在了卡车上，我和爸妈坐小车回。”

从潘承兰的话语中，李成林突然感觉潘承兰家的情况不一般，在那个年代，能来小车接，她家应该不是普通人家。但这只是猜测，李成林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潘承兰回城了，李成林心里失落忧伤了好久。

那年秋后，李成林接到了潘承兰的来信，潘承兰告诉了李成林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国家即将恢复高考了。潘承兰鼓励李成林，让他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全力备战高考。

看完潘承兰的来信，李成林高兴的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把潘承兰送的高中课本找出来，白天上班，晚上就在灯火下看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到学校找高中老师请教，李成林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复习功课上，他对参加高考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1978年初秋，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李成林收到了西北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商南县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李成林又回到了西安。

去学校报到那天，李成林无意中看到了潘承兰，潘承兰就像是从天而降，李成林又惊讶又惊喜，原来潘承兰是专程来找李成林的。潘承兰已就读于西安交大，她比李成林早入学半年。

重逢的惊喜像潮水般涌来，办理完入学手续，两人沿着马路一直往前走，话多得说不完。

一年后，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可当李成林从潘承兰口中知道她的家庭背景时，却犹豫了。潘承兰的爷爷是省委老干部，父亲也在省直机关工作，而自己家，只是西安城里普通的工人家庭。

“相爱是两个人的事，跟家庭有啥关系？”潘承兰急得红了眼，拉着他去见自己的父亲。潘承兰的父亲看着他，语气温和却严肃：“成林，工人阶级和干部家庭是平等的，你不能有封建思想残余，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好好读书，积极上进，这才是要紧的。”

一番话点醒了李成林，往后的大学时光，他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和潘承兰互相鼓励。毕业那年秋天，两人在民政局领了结婚证。领证那天，潘承兰笑着说：“你看，从商南青山到西安，从邮电所到大学校园，咱们绕了这么久，还是走在了一起。”

很多年后，李成林和潘承兰带着孩子回田家沟。陈队长已经老了，须发皆白，拄着拐杖，拉着他们的手，留他们吃了一顿红薯面的窝窝头和蒸红薯。

看着山坡上熟悉的红薯地，李成林突然想起1969年春天的那个清晨，卡车开动时的轰鸣，想起插队生活的艰苦，想起邮电所里那个甜美的笑脸，想起煤油灯下的课本，想起恢复高考的喜讯——原来那些年的苦与甜，那些遇见与重逢，都藏在时光里，像田家沟的红薯干，初尝时涩，细品时甜，一辈子都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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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完自己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李成林老师感慨万千，他说人生就是这样，年轻要吃很多苦，要努力拼搏，只有努力进取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这就叫生活，先苦后甜。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李成林老师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