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四十年（三）

文/邢铁

《一路走来四十年》系列共四篇，曾发于2021年3月，现应广大读者要求重发。

二 、我们“历史系”的执着坚守（上）

我1982年在河北师院历史系毕业后，考取了云南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师从李埏先生学习唐宋经济史，有三年的时间在昆明。我在《不自小斋问学琐议》中写过这段经历，刊登在《宋史研究通讯》2008年第2期。为了叙述的连贯，跳过这三年，接着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河北师院历史系教书以后的情况。

1.四代老师的传承

我国高校教师的退休制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确立，此前似乎没有严格的规定或没有执行，加上“文革”结束以后高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一些知名教授七八十岁才开始带研究生，甚至终身担任教职。所以，我在这里读书教书的40年间，我们历史专业的老师可以分为四代：清末民初出生、解放前读大学的是第一代；二三十年代出生、解放初读大学的是第二代；“文革”前读大学、“文革”后读研究生的是第三代；我们“七七、七八级”可以算作第四代。至于“文革”期间毕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老师，年龄与第三、第四代交叉，后来多数调离教学岗位，算不上单独的一代。

我们学校1952年在天津期间建立历史系，后来到北京参与组建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再后来才搬到宣化和石家庄。我们历史专业最初有十几年的时间在天津和北京，学术起点比较高，当年国内史学界对我们有一种似誉非誉的评价，说我们是三流大学、二流专业、有一流教授。就老师们的学术水平来看，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我们这里把大学教职作为谋生职业的相对多一些，不可能像一流大学那样潇洒超逸、群贤毕至，我们的每一代老师中都能有一两位知名学者已经很不容易了。四代老师经历的时代不同，学问和风格也不一样，却有着相同的执着和忠诚，一代代地讲授历史专业，坚守教育事业，也传承了学术精神。

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代老先生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他们大都有家学渊源，有很好的国学功底，都曾师从名家，治思想史的张恒寿先生是抗战前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刘文典先生的学生；研究文献学的王树民先生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从禹贡学会时代就从事学术活动。他们年事已高，住在北京和平里的留守处，很少来宣化，我们读书期间张先生只做过两次报告，王先生做过一个讲座。他们曾经被称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老先生”或尊称“老”，不只是年长，是因为他们有传统的士人精神，属于被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在时代风云变换中坚守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可以说是“中国最后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大师，是追随过大师、传承了大师精神的一代。

老先生们经历了清朝、民国和共和国，经历过解放前的战乱和解放后的政治运动，所以不像民国年间的大学教授那样张扬放肆，也不像后来影视剧描写的那样猥琐。张恒寿老先生属于光风霁月的清醇儒者，荒村野岭素心人，有同学说，看到张老清癯瘦小的身影，就会想起拄着拐杖定时散步的康德。张老在哲学史论著中不时流露出对浅人乃至常人、常识的蔑视看不起，内心清高孤傲，平常又很谦和，学问和生活分得很清楚，说话做事很得体很有涵养。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张老与很多老先生一样也力求跟进，真诚地接受思想改造，参与了对胡适、傅斯年的批判，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念不曾动摇过，表达分寸也把握的比较好。“文革”结束后张老担任过省政协常委，1988年教师节河北电视台采访他，他没有说现在多好多满意，只是说现在可以说真话，不用说假话了。弄的年轻的主持人很为难，接不上去。其实，这正是张老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他们看重的不是生活待遇，也不是当家作主，是精神的独立和自尊。

第二代老师当时四五十岁，给我们“七七、七八级”上课的主要是这个年龄段的老师。胡如雷老师和苑书义老师在“文革”以前已经小有名气，“文革”结束后很快提升为副教授和教授，学术上很活跃。不过，这个年龄段的老师中有名气的就他们两位，其他人的专业水平都很一般。1958年大学搞“史学革命”，拔白旗插红旗，用出身好的年轻教师取代旧知识分子，他们正好赶上了，一大批人，有的甚至是三年制的专科生，被留下来当老师了。他们读书期间和毕业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不断，接着是十年“文革”，该出成果的时候光搞革命了，没有时间读书。还有，冒犯地说，这些老师当初被选中留下来，并不是因为专业好，主要是出身好，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不适合搞专业。后来强调业务的时候他们很吃力很受罪，很多人到退休还是副教授。

这一代老师最初是以批判的方式介入历史专业的，他们最注重的是阶级立场，他们的专业论文往往也带着学习心得或批判文章痕迹，传统的士人精神在他们身上整体退化，甚至没有出现过。只有胡如雷老师是个例外，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真懂《资本论》；又有着传统士人“狂”的一面，我行我素，形神颇似梁启超。他是阎锡山的堂外甥，解放前夕正在大学读书，阎锡山撤离大陆的时候劝他一同去台湾或出国留学，他说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共产党不错，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阎锡山说你不懂，共产党对你们是先甜后苦。没能说服他，他还是留了下来。解放后历次运动胡老师都挨整，“文革”结束后成为统战对象，受到重视，做过省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有段时间省委宣传部长跟他“交朋友”，每年教师节春节都去家里看望他，他每次都问部长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然后就提意见，弄的大家都很尴尬。无论挨整还是走红，胡老师的个性一如既往，有话就直说，也特别敢说，当年曾经有个说法，“河北两杆枪，漆侠胡如雷”，说他与河北大学宋史专家漆侠先生一样学问大，脾气也大。

与现在京师高校是大腕教授唯一产地的情况不同，那些年地方院校也藏龙卧虎，有很多知名教授，尤其是“古”字头的“遗老”专业如中国古代史、中国古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学校除了历史系，还有中文系的萧望卿先生，清华大学毕业，是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最后一位研究生，研究陶渊明的权威；朱泽吉老师辅仁大学毕业，余嘉锡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明清文学的大家。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象征，营造出了地方师范院校少有的学术氛围，奠定了我们学校文史专业的层次和走向，也使我们一开始接触专业就有了高山仰止的机会和追求。尽管难以风景再现，也由此得以薪尽火传。

第三代老师在“文革”前夕上的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农村劳动锻炼了十多年，“文革”结束后考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已经40岁左右，错过了做专业研究的最佳年龄，已经不是引进师资的最佳选择。当时苑书义老师是我们的系主任，有远见有魄力，他知道我们系这个年龄段的老师大都顶不上去，就排除阻力引进了9位刚毕业的研究生。别的专业也有引进，比我们力度差多了，我们是整体“换血”。最初那两三届研究生中有很多“同等学力”考取的，就是没有读过大学直接考研，类似逆袭的“民间科学家”；我们引进的这些老师都有历史本科学历，专业基础扎实，治学路子也纯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都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毕业的，大都师从名家，赓续道统，自然续接上了第一代老先生的学术精神。

这一代老师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当过红卫兵造过反，有过狂热的冲动，也有过痛苦的反思，独特的人生体验对于认识中国历史问题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他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入职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没有了书生意气，沾染了一些底层社会的生活痕迹和习性，有的散漫怪戾不思上进，有的沉溺杂务不愿自拔，过早地放弃了学术追求。他们当中也有的人天分很高，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都很强，在前面两代老师退下来以后，为我们的历史专业支撑了很多年，避免了青黄不接的断层问题。最有成就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沈长云老师，赵光贤先生的学生，是先秦史领域的学术权威，2005年我们成功申报中国古代史博士点，他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学术带头人。

第四代就是我们“七七、七八级”这些人。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试推迟到年底，所以“七七级”入学和毕业跟我们“七八级”都在同一年，都比我们早半年，后来被合称为“七七、七八级”。我们大都是50年代出生，“文革”期间读的小学中学，没有学到多少东西，考上大学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当时第一代老先生还健在，读研究生跟的也是这一代老先生，我在云南大学读的研究生，导师李埏先生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我入学那年李先生已经68岁。我越来越感到，可能是对我们这代人学业荒殖的补偿，能见一见这一代老先生，亲炙他们的教诲，零距离感受一下民国范儿的学问风貌，真的很幸运。老先生教给我们专业知识的同时，也给我们传授了大学精神，给了我们内在的定力，这些年不论外界怎么变化，不管有过多少彷徨与无奈，我们的价值观念没有改变，对传统学问有着一如既往的敬畏。

不过，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这代人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都有缺陷，写一般的东西还可以，做真学问做到一定程度就深不下去了。我们对老一代的学问和精神只是知道，没有能力真正学到，达不到老先生那样的精神境界，也很难有老先生那样的学术成就。这一点已经有人看出来了，认为我国人文社科界的第一第二代退下来以后，第三代人数过于稀少，第四代人多拉不开距离，群体素质比较平均；说白了，就是与前面三代相比，我们这代人都很努力，但水平都差不多都不行，没有真正的学术大家。

至于士人精神，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已经很难看到了。我们读小学中学的时候，甚至刚读大学的时候，传统的士人精神都是作为“封建糟粕”批判的，我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这是我们先天性的缺陷。随着我们这代人资历的增长，这个缺陷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就像《围城》里说的猴子的烂红臀，蹲在地上的时候看不见，爬到树上就供大家瞻仰了。对我们做专业的人来说这个缺陷只是局限，做不出大的成就；对从政掌权的人来说则是没有底线，容易出大问题，就全国来看，这几年被双规的高官大都是“七七、七八级”出身，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第一代老先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已经退休，现在大都不在了；第二代老师在世纪之交退休，健在的也不多了；第三代老师在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退休，已经卸去了教学任务，身体好的还可以做自己的学问。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七七、七八级”成了教学和科研的主力，已经支撑了十几年的时间，现在也陆续退休了。现在看来，我们学校的历史专业连续四代有这样的师资力量，得益于当年学校在北京时期的人脉和积累，也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事管理体制，大家一辈子被束缚在这个地方了。对张老、胡老师和沈老师来说，这个平台确实小了些，他们的学术影响本来应该更大；至于我自己，中等偏上的智商，土生土长的草根，栖身于此也算不上浪费。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40年是一个完整的时期，随着我们“七七、七八级”的陆续退出，已经到了翻篇的时候；往大处说，静下心来做传统学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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