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巴的审判（四）

1948年11月12日的东京，初冬的冷风吹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玻璃幕墙嗡嗡作响。

花费了六天半时间宣读完长达1082页判决书的审判长韦伯，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尽管这种程序性的工作对他而言，完全就是驾轻就熟，接下来当日下午的定罪和量刑也不可能再掀起什么波澜，但这场从1946年5月开庭、前后延续两年半时间的“马拉松式”审判的即将结束，确实是让他如释重负。

随后的定罪采取了集体判决的形式，而量刑则逐一单独宣判。

如韦伯所料，下午庭上没有出现什么大风浪风浪，就当东乡的辩护律师还想借着要求公布法官团队的少数意见来拖延时间时，韦伯毫不犹豫地一把强行按下。

头上顶着麦克阿瑟的“圣旨”，面对一帮胡搅蛮缠的律师诉棍，还要竭力弥合法官团队的分裂撕扯，他已经忍耐太久了，硬气地宣布庭审即终审并坚持判决不变之后，一种久违的轻松终于到来。

只不过在那份轻松里，藏着连他自己都察觉得到的别扭。

策划“九一八”事变和扶植“伪满洲国”的元凶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以八项罪名并列榜首，紧随其后的东条英机、武藤章、木村兵太郎各得七项罪名，其余众犯也分获数项罪名，仅得一项罪名的分别是松井石根、白鸟敏夫、大岛浩等三人。

量刑判决则是：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松井石根、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判绞刑，荒木贞夫等十六人被判终身监禁，重光奎和东乡茂德分判七年、二十年监禁。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罪孽深重的松井，尽管只得一项罪名，也未能逃脱被送上绞刑台的命运，这对于惨死在日寇屠刀下的三十万中国民众算是一份告慰，只是这份告慰实在是太轻太轻。

从最初的28名战犯受审，到最后25人被定罪判刑，漏掉的3人有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和大川周明。

松冈和永野因病死得以逃脱审判，而大川则是凭借着庭审时猛扇东条英机耳光和胡言乱语的精湛演技，竟然以精神病为由被撤诉。

看来求生欲极强的理论家大川平时《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没少读，活学活用居然搞了一把成功自救。

关于大川的装疯表演，并非随意猜测。

这位“一级演员”后来脱身后，没少在日本右翼圈子里吹嘘自己“如何成功地骗过了国际法庭”。

韦伯的别扭不难理解，这样的审判结果终究是令人意难平的。

除了策划和参与对华侵略战争外，那些最终未被送上绞刑台的战犯中，很多都是日本战争机器得以开动和运转的重要角色。

重光奎早年间策划了“一二八”事变，指挥日军轰炸上海，还帮着日本榨取中国资源，把东北煤矿、华北棉花攥在手里，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输血续命。

梅津美治郎在山西推行“三光政策”，焚毁村庄，屠戮百姓，还签署命令组建起731部队的多个分支，扩大活人细菌实验的范围。

畑俊六在长江流域纵兵抢劫强奸，武汉会战时长驱直入屠杀平民，还大搞“清乡运动”，把反抗村民关进集中营里折磨致死。

星野直树在东北强推鸦片种植，垄断经济搞殖民掠夺，中国企业家要么破产要么被吞并。

贺屋兴宣任日本大藏大臣时，在华北大兴苛捐杂税搜刮民财，六成军费靠他强抢中国百姓的血汗钱来补充。

小矶国昭在东北搞“归屯并户”，切断抗日武装与百姓的联系，还组织日本移民强占土地。

南次郎鼓动关东军扩大“九一八”事态，后来又在东北强推奴化教育，禁汉语，改教材，妄图挖断中国人的根。

历历罪行，数不胜数，……

开什么玩笑，甲级战犯的哪一条罪行不该被送上绞刑台？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从来就不是“少数人失控”，更不能用国家行为来掩盖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罪行。

那种把战争视为国家行为而为元凶首恶及仆从帮凶脱罪的观点，本质上是对历史责任模糊化的虚假建构，进而对侵略历史的诡辩篡改。

国家行为并不能凭空而来，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推动。

日本的侵略扩张属于整个战争机器系统性、长期性的作恶，从决策层的东条英机、南次郎，到执行层的梅津美治郎、畑俊六，再到支撑层的贺屋兴宣、星野直树，等等。

其间的每一个人，都是这部庞大的邪恶机器里的齿轮，而且是最肮脏、最血腥的那部分。

单论“战争罪”这一项，就够这些甲级战犯死上数十次，更何况他们并不是被动听令，而是主动出谋划策。

贺屋兴宣为战争算钱，星野直树为侵略敛财，梅津美治郎为屠杀下令，都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天，我们清醒地看待东京审判，确实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这是国际社会对侵略战争的一次正式定性，确立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国际法准则，从法律和道义上宣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死刑。

但这仅仅只是美国人政治操弄下的一次有限正义。

它惩罚了一部分战犯，却放走了最重要的元凶；它揭露了一部分罪行，却掩盖了最邪恶的交易；它试图给战争画上句号，却为历史留下了巨大的问号。

复盘这场审判，不容忽视的还有“法律正义”与“事实正义”的反复博弈，以及控辩双方的激烈较量。

在东京审判每一场法庭辩论中，被告一方总能避重就轻，紧盯着价值理念和程序流程或是插科打诨、或是胡搅蛮缠，也总会在事实证据上或是诡辩开脱、或是装聋作哑。

而作为战胜国的司法力量，却始终纠结于法律正义与事实正义的争执不休，深陷于辩方永无休止的拖延陷阱，哪有战胜国雷霆清算的样子，恍惚然倒是有了几分佛家打机锋、论禅道的辩经成色。

所以即便是令人意难平的有限正义，中国代表团也为之付出了十倍百倍的努力。

作为首次参加国际审判战胜国一方的中国，派出17人的代表团中有11人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 。

向哲浚

其中担任法官的梅汝璈，是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担任检察官的向哲浚，是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两位都是留美法学博士，是当时中国顶尖的法学家。

面对诸多不利局面，中国代表团仍穷尽一切办法，坚持不懈斗争。

在开庭前法官席位的座次安排上，梅汝璈轻易识破了韦伯所谓开庭预演的说词把戏，坚持按照《日本受降书》签字顺序的排位据理力争，紧随美国之后，坐在了英国之前。

不要小看座次排位的细微差别，这不仅关乎国家尊严，也关乎话语权的争夺，开场输了气势，往后讲话就少了份量。

进入检察举证阶段，面对土肥原和板垣律师的强烈反驳，精通英美法的倪征燠紧急受命带队赴日支援。

倪征燠

在手中缺少证据的情况下，通过调取日本内阁、军部和外交档案中的原始文件，以彼之矛破敌之盾，证实了其侵略计划和战争罪行，并在质询板垣时，连续十几个问题步步紧逼戳穿谎言，使其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成就了东京审判中不可多见的精彩辩论之一。

为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中方团队克服万难，找到了关键证人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南京鼓楼医院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和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等人出庭作证。尤其是约翰·马吉秘密拍摄的影像资料和伍长德当庭展示身上的刀伤，并讲述自己从日军屠杀中侥幸生还的经历，都给法庭带来极大震撼，最终认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并将其写入判决书内。

在最后的判决阶段，面对法官内部的立场对立和观点分歧，尤其是韦伯本人有意轻判的意见倾向（至于印度法官帕尔这个日本的“迷妹”和“搅屎棍”，这里实在不愿多提），梅汝璈进行了艰难的说理和辩论，最终得以6:5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七名战犯元凶的死刑判决。

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正义，从来不是由天而降或是别人施舍给予的恩赐，唯有努力斗争才能一点一点获取，哪怕这份正义并不完整、并不彻底，也是弥足珍贵的。

但羸弱的国力和忙于内战的国民党政府，使得对于中国代表团参与东京审判的支持仍然力不从心，尤其是因为关键证据和证人的缺失，又在美国政府的刻意包庇和阻挠下，不仅无法追究裕仁和731部队的深重罪行，也没能充分调查指控三井、三菱等战争财阀和一些同样罪大恶极但却更为隐蔽的日本官僚及法西斯思想分子。

更因为国家话语权的微弱，未能通过审判更好地解决与日本相关的领土和殖民地问题。

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审判中的表现，是团队专业能力的辉煌与国家整体衰弱的悲凉的结合体。

因此，东京审判留给中国人的，既有一份对先辈努力抗争的敬佩，也有一份对正义未能完全伸张的“意难平”，而这二者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庭审尘埃落定后次年的1月30日，即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蒋介石就下令匆忙将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秘密送上“维克斯”号美国轮船，遣返回了日本，使其彻底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冈村宁次

早在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在南京代表日本派遣军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后，很快就成为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服务于其发动内战的需要，并协助国民党政府完成了数百万日俘、日侨的遣返工作。

鉴于其对蒋介石的“劳苦功高”，尽管冈村宁次在1948年7月12日被正式指控为战犯，送至上海受审，但仍受到到了国民党政府极其罕见的庇护，最终得以全身而退。

之所以将冈村宁次的脱罪放在文章收尾，其实就是想为东京审判的拧巴，再加上一处注脚。

前方有出国团队殚精竭虑誓将战犯绳之以法，后方却是国民政府倚重罪魁发动内战，如此矛盾拧巴，又与美国政府处处权谋算计有何差别。

日本辩护团虽然最终未能解救被送上绞刑台的七个战犯，但他们的拖延战术确实奏效，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冷战格局日益显现，美国对日本也从惩罚转向扶持，大批关押战犯陆续被无罪释放。

最早被定罪判处终身监禁或有期徒刑的18名战犯，除了梅津、白鸟、东乡、小矶、平沼等病死狱中，其余各人都在1954年后陆续出狱，并且大多数都得享高寿。

罪恶滔天的战败一方，却有大批战犯在权谋的纵容庇护下逃脱惩罚，再为东京审判的拧巴加上了一个烂尾的结局。

可悲可叹却更发人深省！

在强权即是公理、权谋压制道义的丛林世界，我们必须时刻警醒：正义需要伸张，正义也需要力量来捍卫，但更需要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力量来保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