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暴雨夜，我收留了来避雨的赤脚女知青，她浑身湿透，眼神躲闪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提着一个看起来就很贵重的皮箱，站在我那破旧的筒子楼门口，眼神复杂地打量着我。他看起来比我儿子还有出息，可我搜刮了半天记忆，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张脸。

“您是，卫建国，卫叔叔吧？”他开口了，声音很沉稳，但带着一丝不易察otic的颤抖。

我点点头，心里犯嘀咕，这年头找上门的可不兴是好事。

苏婉韵……这个刻在骨头里，四十来年没敢碰一下的名字，像一道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响起。我的手一抖，刚端起的搪瓷茶缸“哐当”一声摔在地上，热水溅了一地。

而这一切，都要从1981年那个电闪雷鸣的暴雨夜说起。

那年我二十六，是红星纺织厂的一名机修工，凭着手艺分到了一间单身宿舍，就在厂区边上。那晚的雨下得邪乎，跟天漏了似的，黄豆大的雨点子砸在石棉瓦的屋顶上，吵得人心慌。我正琢磨着明天上班路上的积水，门被“砰砰砰”地敲响了，那动静，与其说是敲，不如说是砸，还带着点绝望的意味。

门外，站着一个女人。说“站”都不准确，她像是被雨水钉在那儿的一道影子。头发乱糟糟地贴在脸上，一身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湿得跟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紧紧裹在身上，勾勒出过分消瘦的轮廓。最让我心头一颤的，是她那双脚，光着，踩在冰冷的泥水里，脚背上全是划痕和泥污。

她抬起头，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照亮了她那张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她的眼睛很大，很亮，但那光里全是惊恐和躲闪，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鹿，不敢看我，也不敢看我身后的屋子。

“同志，行行好，让我……让我躲躲雨。”她的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牙齿上下打着颤，也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

她犹豫了一下，那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和挣扎，但外面的風雨實在太大了，她最終還是咬著牙，一瘸一拐地挪了進來。她一进屋，一股冰冷的潮气就扑面而来，地上瞬间留下了一串泥泞的脚印。她局促地缩在门边，双手紧紧抱着胳膊，头垂得低低的，不敢往里走一步。

我给她找了条干毛巾，又翻出我妈给我做的一件干净的旧外套，“先擦擦，换上吧，别冻感冒了。”又转身去煤炉上给她烧了碗姜汤。

她捧着那碗滚烫的姜汤，手抖得厉害，热气熏得她眼睛发红，也不知道是暖的还是想哭。她小口小口地喝着，像是在喝什么救命的灵药。我坐得远远的，不敢多问。那个年代，男女之间得避嫌，我一个单身小伙，屋里留个陌生女人过夜，传出去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可看着她那副可怜样，我又实在狠不下心把她再赶进那片暴雨里。

第二天雨停了，她执意要走。我看出她有心事，就没强留。临走前，她才嗫嚅着告诉我，她叫苏婉韵，是从乡下回城的知青，行李和钱都在火车站被人偷了，跟家里也暂时联系不上。

我信了。那个年代，这样的事不少见。我从床底下的铁盒子里，拿出了我攒了小半年的三十块钱和一些粮票，硬塞给了她。“拿着，先找个地方落脚，再想办法联系家人。”

她死活不要，眼圈红得像兔子。“同志，我不能要你的钱，我们非亲非故……”

她捏着那几张被汗水浸得有些潮的票子，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冲我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跑了，那背影，仓皇得像是在逃离什么。我当时看着她跑远，心里还有点空落落的。我以为，这辈子，我们也就是这萍水相逢的一面之缘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三天后的夜里，她又来了。

这次，她比上次更狼狈。嘴角破了皮，带着血丝，手腕上还有一圈清晰的青紫色，像是被人用力抓出来的。她一见到我，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哭着说：“同志，求求你，救救我！”

原来，她根本不是行李被偷了，而是逃出来的。她在乡下插队的时候，被村里一个叫马横的无赖给缠上了。马横家在村里有点势力，靠着耍流氓、打架斗殴横行乡里，没人敢惹。他看上了苏婉韵是城里来的文化人，就一直纠缠不休。苏婉韵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最后……最后还是被他糟蹋了。

说到这里，她已经泣不成声，瘦弱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那种屈辱和绝望，隔着空气都能刺痛我的心。

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后，她以为自己终于能逃离魔爪了，谁知道那个马横阴魂不散，竟然也跟着她混进了城里，就住在不远的城中村。这几天，他天天来堵她，逼她“跟他过日子”。她手腕上的伤，就是白天被马横拽的。

我听得拳头都捏紧了，胸口一股火“噌”地就往上冒。那个年代，我们年轻人心里都有一股子英雄气，最见不得这种欺负妇女的流氓败类。

“你别怕，”我拍着胸脯跟她保证，“你就安心住这儿，他要是敢来，我让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就这么着，苏婉韵在我那间小屋里住了下来。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让她白天别出门，我每天下班从厂里食堂给她带饭。那是一段很奇特的日子，我的小屋里，第一次有了女人的气息。她话不多，但手很巧，把我那狗窝似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还用我换下来的破布料，给我缝了两个新坐垫。

“建国啊，最近下班咋不见你人影了？是不是屋里藏着个俊俏的小媳妇儿啊？”她堵在我的门口，皮笑肉不笑地问。

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涌来。“卫建国搞破鞋”、“拐了个乡下野女人回来”……各种难听的话传得沸沸扬扬。厂里的领导也找我谈话，让我注意“个人作风问题”。我咬着牙，什么也不解释。我不能把苏婉韵的遭遇说出去，那会彻底毁了她。我只能一个人扛着，心里憋屈得像压了块大石头。

而那个马横，也终于找上门来了。

我当时血冲上头，把自行车一扔就冲了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嘴巴放干净点！再敢在这儿撒野，我废了你！”

马横显然没把我这个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工人放在眼里，他甩开我的手，骂骂咧咧地说：“你算哪根葱？这是我跟我们家女人的事，识相的滚远点！”

“她不是你家女人！”屋里的苏婉韵听到动静，也冲了出来，她哆嗦着躲在我身后，却鼓足了勇气冲马横喊道，“马横，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再敢来骚扰我，我就去派出所告你！”

这话太毒了，像刀子一样扎在苏婉韵心上。她的脸“刷”地一下全白了，浑身抖得像筛糠。

我彻底被激怒了。我这辈子没跟人动过手，但那天，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拳就砸在了马横的脸上。他被打蒙了，反应过来后就跟我扭打在了一起。我们俩从门口打到院子里，引来了街坊四邻的围观。我虽然比他瘦，但常年在车间干活，身上有股子蛮力，硬是把他压在地上揍。

还是厂里的保卫科和派出所的人来了，才把我们拉开。

那天晚上，她给我擦脸上的伤，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我手上，滚烫。“卫大哥……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她第一次这么叫我。

我咧着嘴，忍着疼，还想安慰她：“没事，一个大男人，挨几下算啥。”

她却摇着头，眼神里是化不开的绝望。她沉默了很久，突然对我说了一件让我如遭雷击的事。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我看着她平坦的小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一直那么恐惧，那么绝望。这不仅仅是名声的问题，这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小生命，一个她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的印记。

“我想……我想去把它打掉。”她声音轻得像羽毛，却透着一股决绝。

可那个年代，未婚流产需要单位开证明，她一个黑户，去哪儿开证明？小诊所又危险，搞不好一尸两命。我们俩坐在煤油灯下，相对无言，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婉韵，你走吧。”我说，“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

她愣住了，抬头看我。

我从铁盒子里拿出我全部的积蓄，一百二十块钱，还有我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全国粮票，推到她面前。“我老家有个远房亲戚在广州，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他。广州是大城市，没人认识你。你把孩子生下来，就说是……就说是你男人的，你男人出意外死了。然后重新开始生活。”

“卫大哥……”她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是个好姑娘，不该被这种事毁了一辈子。”我站起来，语气不容置疑，“天一亮，我就去火车站给你买票。”

送她走的那天，是在一个清晨。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在检票口，她把一缕头发，用手帕包好，塞进了我的口袋。“卫大哥，这辈子，我报答不了你。要是有下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

火车开动了，她站在车窗后，冲我挥手，嘴里无声地说着什么。我看着她的口型，好像是“谢谢”，又好像是“再见”。

从那以后，四十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消息。我遵守了我的诺言，不去打听，不去寻找，让她在那个遥远的地方，过着没有阴影的新生活。我后来也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日子过得平平淡淡。这件事，被我尘封在记忆最深的角落，成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直到今天，她那个西装革履的儿子，跪在了我的面前。

他告诉我，苏婉韵到广州后，嫁给了一个忠厚善良的男人，那个男人接受了他，视如己出。他们一起做生意，日子越过越好。只是苏婉韵的身体因为早年的遭遇，一直不太好，前几个月，还是走了。临终前，她才把这个埋藏了一辈子的秘密告诉儿子，让他一定要找到我，替她还了这份天大的恩情。

“我妈说，您不是我的生父，但您是给了我生命和尊严的恩人。”中年男人泪流满面，对着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我扶起他，眼眶也湿了。我没要他的钱，也没要他的房子。我只是把他拉进屋，指着墙上那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过世多年的妻子。

有些善良，不是为了回报。在那个漆黑的暴雨夜，我只是为一个走投无路的姑娘，撑了一把伞。而这把伞， ternyata照亮了她余生的路，也让我自己的良心，安稳了一辈子。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