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在陇南（二百零七）

賨人是陇南氐羌人和秦国政府签订并刻石后形成的族群

一、李雄建立成汉政权后追人曾祖父李武为巴郡桓公，说明陇西李氏氐人祖籍生活桓水，在白龙江

李特：成汉政权的奠基人，字玄体，祖为武都宕渠氐人。父恭，为东羌猎将。306年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李特、李远武都宕渠（宕昌）人，賨人，“板楯蛮”（盘瓠、犬种）。东汉末年，张鲁统治汉中，李特的祖辈从巴西郡宕渠县迁至略阳的杨车坂，号称杨车巴。曹操攻克武都后，李特的祖父李虎带领五百多家归附曹操，授任将军之职，迁移到略阳以北地区，号称巴氐。李特的父亲李慕，官至东羌猎将。自李虎以来，李氏就是略阳郡氐人的望族。

在巴賨李氏和六郡大姓领导下，秦雍六郡流民起义演变成为外来大族与土著大族的斗争。外来大族一度势危，由于涪陵大族徐举和青城范长生的归附，才转危为安，建立起成汉政权。李雄称王后，拜范长生为丞相，尊称“范贤”；称帝后，加为天地大师，封西山侯。通过对范长生的优待尊重和对部曲制的承认，两类大族相互妥协，形成联合统治，同时在巴賨贵族间也推行了部曲制。元康八年(298),由于战乱和连年灾荒，秦雍二州的天水（上邽东二里有祁山堡即今礼县）、略阳（宕昌县南阳）、扶风（侨置武都）、始平（天水市天水镇）、武都（陇南市成县）、阴平（陇南市文县）等六郡（今甘肃东南和陕西西部地区）人民数万家，在巴氐豪酋和汉族大姓率领下流入汉中就谷，继而进入益州。其中少数首领曾进行过劫掠，绝大部分流民都分散到各地充当佣工和佃户。秦雍六郡流民起义开始。

据《陇南史志》记载：西晋末年，297年，天灾人祸横行，武都宕渠（宕昌）氐族领袖李特、文县县令氐人李远率领陇南流民团南下四川。302年，自称为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第二年(303年)李特率军攻打成都，益州刺史罗尚拒守，李特战死。其弟李流继续带领流民作战，次年病死。由李特之子李雄接任首领，同年李雄攻下成都，十月自封为成都王，306年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李特、李远武都宕渠（宕昌）人，賨人，“板楯蛮”（盘瓠、犬种）。李特：成汉政权的奠基人，字玄体，祖为宕渠人。父恭，为东羌猎将。306年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李特、李远武都宕渠（宕昌）人，賨人，“板楯蛮”（盘瓠、犬种）。东汉末年，张鲁统治汉中，李特的祖辈从巴西郡宕渠县迁至略阳的杨车坂，号称杨车巴。曹操攻克武都后，李特的祖父李虎带领五百多家归附曹操，授任将军之职，迁移到略阳以北地区，号称巴氐。李特的父亲李慕，官至东羌猎将。自李虎以来，李氏就是略阳郡氐人的望族。

追认的先祖

巴郡桓公

李武

李雄曾祖父

陇西襄王

李慕

李雄祖父

始祖

成都景王

李特

玄休

?-303

建初303-304(九)

李雄之父，

据《陇南史志》记载：西晋末年，297年，天灾人祸横行，武都宕渠（宕昌）氐族领袖李特、文县县令氐人李远率领陇南流民团南下四川。302年，自称为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第二年(303年)李特率军攻打成都，益州刺史罗尚拒守，李特战死。其弟李流继续带领流民作战，次年病死。由李特之子李雄接任首领，同年李雄攻下成都，十月自封为成都王，306年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李特、李远武都宕渠（宕昌）人，賨人，“板楯蛮”（盘瓠、犬种）。

二、氐族賨人

賨人的网络解释：賨人，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又称寅人、板楯蛮，也是现在土家族的“主源”。其存在于春秋战国之前，主要分布于嘉陵江畔。古书中记载，该民族勇猛彪悍，且善歌舞。在巴渠上古墓葬挖掘中出土了种类较多的青铜兵器，也证明了该民族的勇猛并且擅长冶铸技术。

賨人是周朝秦国人，在秦灭巴蜀、楚，统一六国中功莫大焉

所谓“賨”，源于巴人口语。《说文》释賨：“南蛮赋也”；另文释蛮：“南蛮，蛇种”。由此知悉賨人是蛇种南蛮的变名。《晋书·李特载记》说得更明白了：“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可知，纳賨赋这支夷人，原本就是以巨蛇为图腾的巴人

賨人神犬石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年——前251年），白虎危害秦、蜀、巴、汉四郡，秦王重赏幕人除患，“国中有人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重赏之下，勇夫豁出。賨人廖中药、何射虎、秦精等做白竹弩于高楼，射虎，中头三节。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论功行赏时，秦王犹豫了：想兑现事前的许诺，又“嫌其夷人”——“南蛮西南夷”，还要“加官晋爵”？左思右想，终于有了新的嘉奖策略：“夷人”每户田在一顷以下者不交租税；虽有十妻也不交人头税；打伤人者按情节轻重论罪；杀死人者向死者家属赔偿一定钱财即可免罪。不仅有这样的宽松政策，而且刻石为盟：“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1984第1版）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huì），尽搏杀群虎，大吼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盟约，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乃安……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

这段文字，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述略同，仅仅是阆中夷人和“金百镒”有异而已。说明述有所本，是较为可靠的。史料来源大约均取自秦史《世本》所载。

然而，认真审读却甚为困惑：古来虎患何其多也，单单这次虎患显得异常不同；并且，言之凿凿的一次偶发事件，却记录得像一个滑稽的故事，细节经不得推敲，其结局更是匪夷所思。发生“虎患”的时间点，也有那么点“巧妙”。

三、賨人、巴人和夏人都穴居，宕昌羌人都聚居在依山而凿、排列整齐的洞屋

巴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春秋时期巴、楚战争频繁，巴多败，都城被迫多次向西迁移。

巴人和夏人都穴居

夏代前的巴人，古代巴人以穴居为主，今人称它“蛮子洞”，目前在达川区还保留着几处蛮子洞。在渠县龙潭山上，肇者曾参观了一座天然岩洞，那是典型的巴人穴居。这种岩居冬暖夏凉，傍岩壁还筑有灶台，洞顶凿有通风口，相当于现代的抽油烟机。宕昌县是大禹的故里。孟子说：“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所谓“西夷”，其实就是指“西羌。”《史记》记载：“禹兴于西羌。”西汉陆贾的《新语》也说：“大禹出于西羌。”　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初学记》二十二，《路史。後纪》十二。）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自灭西羌，定陇西郡。二十八年（前279）置陇西郡后，始置有羌道。陇西郡（治岷县狄道）羌道，治所地在宕昌县南河镇路固村。《遁甲开山图》荣氏解曰：女狄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所以这个石纽，大致范围应该就是在“西羌”的地境之内。根据字意，石纽和宕是一个意思，都是指石洞。《吕氏春秋》曰：帝颛顼生自若水，宕处空桑，乃登帝位。根据考古发现，专家考证，宕昌羌民族在宕昌这片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上万年，在商代就有了族名，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国在宕昌设置羌道。许慎《说文解字》对“宕”的释义是：洞穴；洞屋。宕昌羌人都聚居在依山而凿、排列整齐的洞屋。至今宕昌县城西边还保留着很多氐羌人居住过的洞穴。

巴国成为夏的统治集团的一个部分。《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夏后启之臣日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竹书纪年》也记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人巴泄讼。”虎患”是一次偶发事件

西汉杨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西晋左思《蜀都赋》：“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概括基本到位，表明是一种民族杂居共处状态。

廪君白虎之巴发端于“夷水”（今鄂西清江），“廪君之先，故出巫蜑。”说是赤穴、黑穴五姓争神，巴氏“务相”立为廪君，君乎“夷城”（今涪陵）。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故称“虎巴”。这支巴人命运多舛，一直处于与楚、蜀强国死生博弈与不断迁徙之中。
《汉书·地理志》记载：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过江夏，谓之夏水，入江。

秦封泥有 “氐道丞印”，可知氐道始置于秦代。废除：西晋时被废除。

“氐，夷种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

• 《魏书》卷一百一 列传第八十九◎氐：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而世一朝见，故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也。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

氐族自称"盍稚"，"氐"为它族对其之称。魏晋以降，逐渐成为氐人自称。似与分布在秦陇、巴蜀之间峻岅相接的地势有关。如陇阺等。由于氐与羌相邻，先秦时期乃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鸾鸟"的注中就提到:"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渭之氐矣。"氐，乃由地名而转为族名。其部落众多，因地而异，有巴氐、白马氐、清水氐、略阳氐、临渭氐、沮水氐、氐、隃麋(糜)氐等。又以服色而名之为青氐、白氐、蚺氐(一说即赤氐)等。

末代蜀王讨伐川北苴侯，苴侯是蜀王之弟，先有自立门户之意，早就与迁都于阆中的巴国勾搭在一起。巴子国既与蜀国“世战争”，敌人的敌人就易于成为盟友。被楚国赶跑的极其虚弱的巴国，需要友邦，自然是愿意亲善苴侯的。可是，此时国力很不济，只得求救于秦。秦国君臣早就垂涎巴蜀之富饶，正愁没有向西拓展的适当借口和理由，机会就这样送到了“家门口”。

秦者，“虎狼之国”也。秦国既灭蜀，回头顺手牵羊又取了巴，“执巴子以归”，这是巴国统治集团始料不及的。蜀、巴皆与秦国有正常的邦交，巴人没想到国际间不带“这么玩儿的”，请帮手入境打仗，帮手却将邀约方和所要打击的对手两个一并结果了去。时当战国之际，风云雷电，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最大化，再没有将虚假的道义神圣化。巴国历史上，以巴蔓子将军“一头换三城”的把戏，还算讲“诚信”以弥纷争。是时已今非昔比。

巴蔓子将军像

以此之故，廪君蛮失国贵族心有不甘，仇恨强压在心底，累积着暴乱的能量。仅管秦国相应地采取了降温或预防措施，在政策上表达出笼络的意思，不仅保留了巴人贵族的“君长”名号，并且“世尚秦女”；其民也“爵比不更”。然而，事情却是没完。

四、李特为巴氐豪酋属略阳郡，在宕昌县南阳镇，魏晋析天水郡置略阳郡治安戎即西汉戎邑

元康八年(298),由于战乱和连年灾荒，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现在的天水镇）、武都、阴平等六郡（今甘肃东南和陕西西部地区）人民数万家，在巴氐豪酋和汉族大姓率领下流入略阳就谷（西和县鹫谷），继而进入益州。其中少数首领曾进行过劫掠，绝大部分流民都分散到各地充当佣工和佃户。秦雍六郡流民起义开始。

六郡的流民一致推举李特做首领。李特让六郡流民的部曲督李含、上邽县令任臧、始昌县令阎式、谏议大夫李攀、陈仓县令李武、阴平县令李远、将兵都尉杨褒等人上书，请求依照梁统奉窦融的旧事，推举李特为行镇北大将军，按照正式程序拜官受爵，同时封任其弟李流为镇东将军，号称东督护，镇守统领一方。李特就是武都氐人豪酋

元康六年，氐首领李特率民入蜀。他们入蜀后，由于地方官吏的贪暴和政府限期迫令流民还乡，流民领袖、略阳氐族李特等利用流民的怨怒，于301年在绵竹聚众起义。

晋武帝分天水郡置略阳郡领五县

略阳郡治安戎西汉时戎邑

东汉时，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改天水郡为汉阳郡，郡治移至冀县（今甘肃省甘谷县南）。郡名“汉阳”是指该郡位于汉水的北面。汉阳郡的辖境略有调整，从陇西郡划入了上邽和西县。另外，撤销了五个县级区划：清水县、戎邑道、绵诸道并入陇县，街泉县并入略阳县，奉捷县（礼县永兴乡奉捷村）街泉县。西汉置县。东汉废县，改为略阳县之街泉亭。见《续汉书·郡国志》：“略阳，有街泉亭。”东汉末，献帝初平四年分设永阳郡，街泉亭改为街县。建安十九年废永阳郡，街县又改为“街亭”。三国时马谡被张郃击败于街亭，即此地。街亭在西县（西和县）。街亭应在汉中至礼县祁山沿西汉水的蜀军补给的命脉上，武都郡嘉陵道设在礼县雷坝乡附近，流过的西汉水称街陵或嘉陵水。为了确保战事顺利，诸葛亮安排精锐将领马谡，前去镇守关键的街亭。

这条路是蜀军补给的命脉，一旦失守，前线将面临严重危机。

马谡虽是智勇双全，缺乏实战经验。

街亭前，马谡背离诸葛亮的战略指令，放弃水源地，选择在山上扎营。

魏军的老将张郃，看穿马谡的布局，围而断水，让蜀军兵士干渴难耐，陷入困境。

街亭告急，蜀军的粮草补给也被截断。

诸葛亮闻讯，心中一沉，明白北伐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能下令撤军。

（一）、秦置阿阳县在宕昌县南阳镇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君十一年，县义渠。归魏焦、曲沃。义渠君为臣。更名少梁曰夏阳

阿阳县《汉书·高后纪》：高后六年（前182年），“匈奴寇狄道，攻阿阳”，说明狄道（岷县）近，宕昌县西羌夏都，即夏阳，宕昌县南阳镇夏为夏阳，秦周汉为略阳，魏晋宕阳。陇西郡析天水郡治街泉。阿阳县秦置，秦属陇西郡，西汉属天水郡，魏晋属略阳郡

绵诸道。战国秦惠公五年（前395年）秦灭绵诸戎，置绵诸道，属陇西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绵诸道并入陇县。北魏复置绵诸县，后又废。绵诸即绵渚、绵瀦即水浒应在河池、武都、仇池、氐池附近。

略阳道。西汉置。为十三氐道之一，即氐族聚居区。治所在宕昌县南阳镇。齐万年氐人起义攻陷汉阳，侨置今甘肃省秦安县。东汉改为略阳县。

.冀县。春秋初为冀戎居地。《史记·秦本纪》：“秦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置冀县，属陇西郡。治所在西汉水以北。西汉属天水郡。东汉时汉阳郡治于此。汉灵帝后兼为凉州治。西晋后废。

成纪县。秦置陇西郡：上邽（八百石）、冀、襄武、成纪、平乐、羌道、故道、狄道、戎邑。治所在成县府城，西汉时（前108年）氐羌人起义，侨置成纪县治所在今甘肃省静宁县西南、南河西岸。（今治平乡刘河村与李店镇五方河村、王沟村交界处有成纪故城遗址。）

宕渠在先秦就是宕昌。秦灭义渠置陇西郡在狄道即岷县，置羌道在宕昌县南河，置阿阳县在南阳《汉书·高后纪》：高后六年（前182年），“匈奴寇狄道，攻阿阳”，说明狄道（岷县）近，秦置陇西郡时没有显亲县，后汉即东汉时天水郡有显亲县即秦安县。

宕昌县古为宕州：管县二：怀道，良恭。怀道县，

本周武帝天和元年置，属甘松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属宕州。皇朝因之。

苏董戍，在县西一百八十三里。

本周阳谷县

（二）宕昌县南阳地名由来

旧以良恭河名命名良恭街，又名“来杨街”，意即有“来”“杨”两姓，1949年后，根据“来、杨”谐音而得“南阳”。

东汉末年，张鲁统治汉中，李特的祖辈是巴西郡略阳郡宕渠人祖上在杨车坂，号称杨车巴。曹操攻克武都后，李特的祖父李虎带领五百多家归附曹操，授任将军之职，号称巴氐。李特的父亲李慕，官至东羌猎将。自李虎以来，李氏就是略阳氐人的望族。
良恭河即清水江古称清水。东汉汉阳郡的辖境略有调整，从陇西郡划入了上邽和西县。另外，撤销了五个县级区划：清水县、戎邑道、绵诸道并入陇县，街泉县并入略阳县，奉捷县（礼县永兴乡奉捷村）街泉县。西汉置县。东汉废县，改为略阳县之街泉亭。

良恭河发源于兴化乡马槽沟，途径南阳、韩院、白河等乡镇，是西汉水的重要支流之一。车拉乡地处宕昌县东北部，东与兴化乡相连。八力草原位于宕昌县北部，距县城50公里，省道209线从这里穿境而过，与滩子草原、车拉草原相接壤。八力乡即巴荔，理川镇即荔川，是义渠国荔戎聚集地。八力镇地处宕昌县东北部，东与岷县闾井镇接壤。境内最高峰位于八马梁，八马梁古称巴马梁，东与岷县闾井镇接壤。杨车坂可能就是巴马梁。楊即阳、羊、漾，“车”地名，拉即那。英语称中国秦那，日语称中国支那，

理川镇北宋，置荔川寨。明朝时期，建岷州卫于理川。清朝时期，为喃铁里。民国元年（1912年），设理川镇。1949年10月，设理川乡，属白龙区。1958年11月，建理川公社。1983年11月，理川公社改理川乡。2004年8月，撤理川乡改为理川镇，大舍乡并入理川镇。理川泰山庙位于宕昌县以北40公里的理川镇任家山，始建于明朝天启（公元1621——1627）年间，已近400年历史。2016年6月，甘肃省政府公布的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宕昌县理川泰山庙名列其中，包括沙湾梓潼文昌庙在内我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加至两处。

泰山庙建筑群总体包括泰山殿、子孙殿、赫赤庙、代王庙、六角亭、、钟鼓楼、亭台画廊等。

地名由来

古称“荔川”，“荔”原为上古羌族姓氏，以姓氏和地形而得名。民国元年（1912年）后，岷县政府将“荔川”更名为“理川”，意在文明开化，以理为先。李姓本姓理，先人吃了李子即姓李，李姓出于陇西郡成纪人，天下李姓出陇西。东汉为天水成纪，西汉水即天水、天河、汉水、白水，伏羲、唐朝李氏诞生天水成纪，伏羲诞生在仇池山，仇池山即昆仑山，武都山，仇池山下洛峪就是白马氐武都郡，宕昌是羌水源头，羌道，大禹生于西羌，大禹的父亲鲧即白马，鲧被舜杀于毛羽山

《史记·匈奴传》之说，穆公所服西戎八国中，绵诸戎

大荔之戎在今陕西大荔县。这一戎族于秦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599年)为秦所伐，并取其王城。秦厉共公之时已在春秋之后，王城的筑成却是相当早的。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阴饴甥和秦伯会盟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王城。王城虽未必始建于大荔之戎，大荔之戎既据有王城，当可促其由游牧生涯向农耕生涯的转化。

《史记·秦本纪》记载：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县频阳。晋取武成。二十四年，晋乱，杀智伯，分其国与赵、韩、魏。二十五年，智开与邑人来奔。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三十四年，日食。厉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郑反。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怀公。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诛蜀相壮。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伐义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秦惠文君十一年，县义渠。归魏焦、曲沃。义渠君为臣。更名少梁曰夏阳。

秦武王元年，与魏惠王在临晋会盟。诛杀蜀相陈壮。说明临晋离蜀近。《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载：“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史记》卷五《秦本纪。集解》引徐广说，谓大荔即“今之临晋也”。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谓大荔之戎在北地。秦灭大荔，其种落盖有居于临晋者，后人遂合而一之，谓临晋即古大荔，非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徐广说为证，谓大荔之戎在临晋无疑，并指责全说未谛。然《史记·匈奴传》已指出秦穆公时大荔之戎在岐梁山泾渭之北，则全氏在北地之说，亦未可厚非。
《史记》卷五《秦本纪》。大荔之戎虽在北地，然厉共公所伐则是在临晋，其地有王城可以为证。临晋有大荔之戎，当是由北地内徙的。

《左传·僖公十五年》。按：鲁僖公十五年为秦穆公十五年。秦穆公时，大荔之戎尚在北地，何能即已移徙于临晋?故当时秦晋两国得在王城会盟。颇疑其后大荔之戎才徙至其地，并据有这个王城。既据有这样的城郭，当已可能舍去其固有的游牧生涯，转变为农耕生涯。

陇西的大荔戎指羌源宕昌县理川镇，古称荔川、八力乡即巴荔乡，脚力铺即脚荔铺。《水经注》又记白水江:“羌水出羌中参谷”，“俗谓之天池白水。……西北去天池五百余里，水又东南经宕昌婆川城东南，北注羌水。”“羌水又东南，阳部水（在今武都县西）注之，水发东北阳部溪，西南经安民戍，又西南注羌水。又东南经武阶城（今武都附近）西南，又东南至葭芦城 （今武都东南）西，羊汤水（今文县北羊汤河）入焉，水出西北阴平北界汤溪，东北经北部城（今武都附近）北，又东南经三部城（不详）南，东南与妾水（在今文县北）合，傍西南出，即水源所发也。羌水又经葭芦城南，经余城（不详）南，又东南，左会五部水 （今武都南五库河，北三仓河）；水有二源，出南北五部溪，西南流合为一水，屈而东南注羌水。羌水又东南流至桥头，合白水。东南去白水县故城九十里。”

和秦国有关的还有白狄。《左传》，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载晋国吕相绝秦之辞，其中曾提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孔颖达以《周礼》雍州来解译，谓白狄和秦同在雍州。《史记·匈奴传》：“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间，号曰赤翟、白翟”。固水今为窟野河，在陕西神木县境。洛河发源于今陕西定边县白于山下，东南流至大荔县人于黄河。这里既说在河西圁洛间，则当时距秦国已远，似难说得上有什么关系。

命大夫，召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晋国因执蛮子，交与楚国。阴地就在伊洛两河的上游。这本是九州之戎的居地。九州之戎亦称阴戎，当是因为居住于阴地的缘故。九州之戎本已娴于农事，这时晋国又任命了命大夫治理阴地，则阴地已经成为农业地区。蛮子投奔晋国，晋国为它分田地，筑城郭。这虽然都是圈套，蛮子却相信不疑，这说明蛮氏之国在当时已经从事农耕经营。在这些戎蛮之中，有关扬拒、泉皋、伊洛之戎的记载不多，未能详审它的变化过程，不过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和陆浑之戎以及蛮氏都杂居于伊洛流域，而且互有交往，其间就不能完全没有影响。陆浑之戎和蛮氏都已改变他们的畜牧生涯为农耕生涯，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恐难于独为例外。可以说，至迟到春秋后期，伊洛流域虽还有杂居的戎蛮，当地已经成为农业地区，游牧业不再占主要的地位。

陇山以西，折向西南今四川云南等处，有关春秋时期遗址的发掘为数并非甚多，出土器物中更鲜生产工具，殊不足以觇当地农牧业的发展。《华阳国志》论述蜀地史事说：“有周之世，限于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当地情况不为世人所具知，是有它的原因的。蜀地尚如此，蜀的西南，自中原人士视之就更为渺茫了。

根据上面的论证，春秋时期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除陇山以西及其西南各地暂时尚未能具体说明外，陇山以东，则由秦国都城雍以北沿岐山、梁山东北行，再经麻隧、彭衙之北，而至于梁国的龙门山下。以今地来说，就是经过陕西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之北，而达于黄河之滨。这条分界线由龙门山下东越黄河，经屈之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太原市阳曲县北，也就是当时盂县之北，又东南绕今盂县之南，东至太行山上，再循太行山东麓，过当时燕国都城蓟之北，而东南至于渤海之滨。在这条分界线之南，春秋时还曾经有过各种戎狄杂居于诸侯封国之间，甚至周王室雒邑附近的伊洛流域，也有戎迹。这些杂居的戎狄，其初当然仍以游牧为生涯，由于与华夏诸国杂居于宜农地区，故后来也都逐渐舍弃其游牧的旧俗，执耒耜操作于田亩之间了。

《史记·封禅书》所说“天水”是当时祭祀的天神之一，应该是天上司雨之神，与天水地名并无关系；又据文中“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按所管方位各司其祭祀职责来看，“梁巫”所祭祀的“天水（神）”。

“秦岭”和“汉水”都是王朝名与地名的重合。然而“秦岭”因“秦王朝”而名，“汉王朝”却因“汉水”而名。“秦岭”“巴山”皆有与部族名号的关联，而蜀道克服这两座山脉实现的交通史成就，曾经是秦人与蜀人、巴人多族群共同开发获得的成功。“秦岭”名号的早期文献载录，除班固《两都赋》散见之外，《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秦领山”也值得重视。“秦岭”名称大致在汉代已经通行于世，与“黄河”同样成为汉文化的地理标志。“秦岭”名号的历史文化意义也与穿越“秦岭”、实现关中和蜀地两处“天府”之连接的“蜀道”的作用相关。对于“秦岭”这一文化符号的久远影响，可以比照“秦人”称谓在社会多层面长久使用的事实予以理解。

《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溪径逶迤，山高岩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于众阜之中，亦非为杰矣。汉水又西南，与甲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东北流注汉水。汉水又西径南蚜北蚜中。上下有二城相对，左右坟垅低昂，亘山被阜。古谚云：南蚜北蚜，万有余家。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汉水西南径武植戍南。武植戌水发北山，二源奇发，合于安民戍南，又南径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于汉水。汉水又西南，径平夷戍南，又西南，夷水注之。水出北山，南径其戍，西南入汉水。汉水又西径兰仓城南，又南，右会两溪，俱出西山，东流注于汉水。

五、賨人的形成“刻石盟约”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而致强。通过变革土地制度，废除了世卿世禄制；重农抑商，鼓励耕战，依军功授民以爵位；实行郡县制和新的户口政策等，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秦国以“严刑峻法”著称。律法禁私斗及私藏军械武器等等。

面对这次“虎患”，虽有秦王的悬赏，普通民众却是断断不敢以命相博的。历史偶然事件中的另一个必然是，引出了巴郡另外一个族群的闪亮登场，即后来所称的“白虎复夷”或“板楯蛮”出手了。这又是为什么？

板楯蛮天性劲勇，质直尚义，俗喜歌舞。他们擅长制作竹弩，同样具有强大杀伤力，记载“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只是故事情节上的夸张，可以理解为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击毙了暴乱队伍的一些个头目。当然，武器以竹弩为主。这是合法地使用暴力，平息了“虎患”。

这个事件进一步发酵，故事情节又有翻转。说好的赏赐不给也罢了，板楯蛮出手的动机本来就并非稀罕什么重赏。这里边的曲折令人展开更多的想象：比如板楯蛮跟廪君蛮同样严重不睦，历史上他们接壤相处，也是存在领地争夺战事的。因为各自不同族群和地盘，生存空间上的斗争不可避免。宣汉县罗家坝M33号墓主身份显赫，身中数枚箭镞，呈现出其亡于惨烈的战斗场面。然死于哪一次战斗？尘封的往事我们不能据以知悉。

秦国处理平息“虎患”的后续延伸，是整个事件的重点。秦王闻报，当然很高兴了，直接夸赞“功莫大焉”。如果仅仅是射杀了几只虎，三个区区小民虽然有功于国，不予封侯赐爵也就罢了，赏金完全可以且应该给付的。于理不通的是，一次偶发事件完结之后，为什么反过来要与有功人群订立“互不侵犯”的盟约呢？明显是用政治手段来进行善后处置了。讨要封赏的过程被上升到国家与蛮夷关系层面和地方治安稳定的高度，这就摆明“前车之鉴”，需要在国家和蛮夷之间寻求一个维护长治久安的政策举措。当然，缔约对象是基本对等的一方了，即代表整个夷人群体的族酋。秦国约定：对夷人族酋实行“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的优待政策，“伤人者论”是说要看什么情节再计较具体办法，而杀了人却可以“雇死倓钱”，也就是拿钱可以赎死罪。这个尺度大大超越了一般国民待遇。

接着，重点来了——乃刻石盟约，盟曰：

“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互不侵犯条约。违约的质押物品纯粹只是一个象征，体现信守承诺而已，其实质是：

其一，国家实行羁縻政策，板楯蛮享有民族自治地位；

其二，夷人承认秦国的统治地位，遵守国家的基本章法；

其三，秦国对夷人的各项优待政策将长期有效。

这个盟约事实上起到了稳定蛮夷地区社会治安的作用（“夷人乃安”），因而具有重大的政治效应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巴蜀地域上一个崭新开端，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六、“刻石盟约”的历史意义

巴蜀自古为蛮夷所据，国史、方志具载多个蛮邦及二十余种夷人族群或部落，民族关系十分复杂。秦国在新开辟的蛮夷之区，除了建立郡县，推行秦国的政治体制外，在管理民众方面，大体上实行羁縻政策。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分类施治的举措。以巴郡“白虎为患”事件的处置来看，通过“刻石盟约”，可以说成为一个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冲突的经典范例。

以“刻石盟约”事件为标志，巴郡两大族群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走向。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笔者注意到这个除去爵位之“罪”不见另载，只是“白虎为患”事件之后，巴氏贵族再无什么大事要闻见于载籍。再后来，说有巴氏五子在枳地又打起了“巴王”旗号，《史记·楚世家》说“楚得枳而国亡”，时间在公元前280年。然后，巴氏五子逃进武陵山，各为一溪之长，是谓“五溪蛮”。而廪君蛮大部分族众东移到了南郡，巴之故国地域，廪君蛮势单力薄，再也没有多大动静了。可见，廪君蛮之罪可能正是“白虎”之乱。

然而，板楯蛮却是异常地活跃了起来。

其一，产生了賨赋之制。赋役制度是集权国家立国的基础，秦国一般国民的“口算”（即所谓“人头税”）为120钱，夷人因为射虎之功，口算仅为一般国民的1/3。谯周《巴记》云：“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夷酋更有“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的豁免政策，的确得到了厚待。

其二，由賨赋而衍生出一个新的族名——賨人。应当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以秦昭襄王时代为分界，以前尚无“賨人”的记载。杨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这是文献中最早记载蜀国之东聚居巴人、賨人的状态。应劭《风俗通义》曰：“巴有賨人，剽勇。高帝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乡侯，并复除目所发賨人卢、朴、沓、鄂、度、夕、袭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锐气善舞”。

中原人将巴人归于南蛮系列。所谓“賨”，源于巴人口语。《说文》释賨：“南蛮赋也”；另文释蛮：“南蛮，蛇种”。由此知悉賨人是蛇种南蛮的变名。《晋书·李特载记》说得更明白了：“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可知，纳賨赋这支夷人，原本就是以巨蛇为图腾的巴人。

渠县賨人谷賨王桥（蓬州闲士摄）

賨人之先民是渠江流域的世居土著，大巴山是其发祥之地。“巴”原为蟒蛇，先民族群从新石器时代来到这一地区，在地理认知过程中因为惧怕和敬畏巨蛇，产生集体“崇蛇”的心理意识，遂以巨蛇“巴”成为氏族图腾了。賨人祖先的巨蛇崇拜，已从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渠县城坝2019年发掘M45号大墓，出土三把金剑格的青铜剑，其中一支剑的剑身铸为长蛇覆盖，一支剑的剑身铸有双蛇缠绕覆盖，如此高规格的佩剑，则是墓主人尊贵身份的象征。

其三，“故世号‘白虎复夷’”什么意思呢？古汉语除特定用字外，多有假借或通变。“复”繁体为復，作动词有“覆盖”之义而无“覆灭”之义。“覆”则有“伏击”“覆灭”义项。笔者以为，此处复即通假覆。既然“白虎为患”是故事新编，“白虎复夷”也不便说得那么直白，只可意会。拿现在的话说，“白虎复夷”就是“覆灭白虎的那支夷人”。当然，这个“故世”是指秦及先秦之世。“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既然再无“白虎”为患，何须賨人司以专职？这表明汉高祖对賨人另眼相看，视为“义民”，一依秦时故事，不仅薄赋轻徭，还负责监视廪君蛮不得反叛兴乱，赋予了镇压剿灭“叛乱”的“特权”。

昭襄王后，秦汉宕渠地域中的巴人已演化为“賨人”族称，其人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号。而他们原来的族称则很少有人在意了。

刘邦为汉王时，正如《风俗通》所言，阆中人范目知刘邦必能成帝业，主动要募发賨人参与还定三秦的战事。《华阳国志·巴志》又说：“秦地既定，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我们由此了解到賨人有七大部落，俗称“七姓夷王”。至于“板楯蛮”的名号那就更为响亮了，“板楯蛮”是“賨人”的别称，这是由于后汉时期州郡常率以征伐，賨人所持木盾外形独特，一望便知，朝廷官员或汉人的另外叫法。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卷二说：“板楯蛮以木板为盾，故名。”《后汉书》记载“巴郡南郡蛮”就是以“板楯蛮”为名、从秦昭襄王开始写起的。其后缀是“遂世世服从”，跟《华阳国志》刻石盟约之后，“夷人乃安”各有奥妙。

值得注意的是，盟约中的“清酒”，是一种纯度较高的酒品。《酒赋》谓：“精者为酒，浊者为醴”；《周礼·酒正》：“...…三曰清酒”，是为上品。作为民族争端责任的偿付物品，其名贵程度则“清酒一钟”与“黄龙一双”（金质）等价齐观，成了賨人贵族尊仪和信诺的象征。这一条史料有以下两个信息：

1.这是四川境内所产而见于文献的最古老的优质名酒，距今已2300年以上。酿酒是在谷物剩余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达到名酒还得经过相当长的过程。《华阳国志》记载了賨人世代传唱的歌谣：“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善酿尚饮是賨人社会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四川盆地发达的酒文化也以此为滥觞。

2.表明渠江流域古代农业经济的发达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兴盛。重要的是战国中晚期就有了这样的水平，除地域相对封闭的特殊性所赋予的社会稳定外，以生产力决定论而言，应该是在相当发达的社会组织形态的条件下才有此可能。

此外，从渠江流域罗家坝和城坝发掘的大量战国及更早时期墓葬的青铜器物看，讲板楯蛮尚处于射猎阶段或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断言，已经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