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如何审判“恶魔”？

​​也许你曾经在祖辈的老相册里瞥见过模糊的军装，在纪录片中听到过可怕的炮火、看到过惨无人道的屠杀。

你是否会在那个时刻打个寒颤，庆幸自己生活在和平年代？

也许你依稀记得“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这些名词曾在历史课本的某一页悄然出现过，但你从未觉得这些遥远的审判与我们如今的生活有何关联。

你所不知道的是，纽伦堡审判首次确立了"危害人类罪"，规定任何政府都不可以公然屠杀平民，它也首次确立了"发动和实施侵略罪"，规定强国不能随意欺凌弱国。

这些规则的制定，与世界如今的格局、与你我今天的生活状态，都息息相关。

零时：两场审判，同一个使命

1945年11月，纽伦堡审判在德国纽伦堡司法宫600号法庭展开。

司法宫600号法庭，是一个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地点。

过去，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纳粹党代会举办之地。

如今，也就是1945年11月，这里成了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地方。过去纳粹政权的高级官员成了纳粹主战犯，坐在了曾经的观礼席上。

人类史上首次对国际战争罪行进行的审判，也是在此地拉开了序幕。

纽伦堡废墟一角（拍摄于1945年前后）

纽伦堡与东京这两大审判，虽远隔重洋，却如同二战之后的双生子，在世界的“零时”遥相呼应，共同肩负起了清算法西斯主义的重大使命。

纽伦堡法庭首次提出的反和平密谋罪、发动和实施侵略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这四大罪名，也为后世立下了规训战争的尺规。

当然，审判台前的控辩交锋只是那段历史的其中一个面向。

在法庭之外，另一群至关重要的人物也正在观察、记录、思考并诠释着这一切——他们正是历史的“第二现场”的构建者们，也是《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这本书的主角。

纽伦堡审判法庭中的记者席

这些“主角们”住在纽伦堡市郊，由一座名为法贝尔-卡斯特尔的幸存城堡改造成的特殊记者营里。

就在这座城堡里，《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威廉·夏伊勒曾埋首整理笔记，他总是生病，勉强出现在法庭、新闻工作室和播音室时也总是病怏怏的；

也是在这座城堡里，苏联记者伊利亚·爱伦堡那饱含激情的笔锋，与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精于人性剖析的观察在此碰撞；

还是在这座城堡里，手持挪威护照的年轻抵抗战士维利·勃兰特（未来的西德总理）与冒充苏联记者的马库斯·沃尔夫（未来的东德情报首脑）有过历史性的相遇。

这群非凡的“观察者“们，就这样前所未有地聚集在一起，讨论着、争辩着一些全人类至今仍旧在追问着的难题：

影像资料中那些惨绝人寰的、噩梦般的场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那些站在被告席上的、手中沾满鲜血的纳粹战犯，为何会如此残忍对待同类？

炼狱之中的法贝尔堡群像

在法贝尔城堡中，记者们、作家们不仅是审判的旁观者与见证者，更是众多历史证据的直接承受者。

在法庭上目睹那些拍摄于集中营的证据资料，带给他们的冲击，绝对是毁灭性的。

在《作家城堡》中，作者乌韦·诺伊玛尔就曾这样写道：

人们对集中营内的罪恶行径不是没有耳闻，作为再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同盟军早在 11 月就开始在德国各地的影院放映纪录片《死亡磨坊》。但在法庭中，只有少数人亲眼见过集中营内的惨状。这些影像资料是在盟军解放集中营后当场拍摄的：尸体堆积如山，焚尸炉内还有残存的焦尸，重获自由的囚犯被剃光了头发，穿着侮辱性的条纹囚服，瘦骨嶙峋，面色苍白，凝视着镜头的眼神空洞极了，好像死亡早已不能激起任何恐惧。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镜头中，观众看到一名幸存者饿得蜷缩在地，旁边一辆推土机正将赤裸的尸体推入集体墓穴，为了抵挡尸体腐烂的恶臭，驾驶员不得不用手帕捂住鼻子。

这些影像如今已被无数次地拷贝和引用，成了“灭绝的图像”。当它们在纽伦堡法庭上首次被公之于众时，其所带来的冲击是无可比拟的。很多人哭了起来，还有人因无法忍受而离场。

著名德语作家、编剧、记者和电台撰稿人格雷戈尔·冯·雷佐里也曾感慨：

谋杀一个人是恐怖的，谋杀十个人是令人发指的，谋杀一百人几乎变得难以想象；而当死亡人数达到几百万时，这种恐怖变得抽象，人们已经无法将凶手与他们的罪行建立起清晰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公正惩罚，罪与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已被彻底打破。

就连玛莎·盖尔霍恩——诺曼底登陆的唯一一名女性记录者——也曾带着达豪集中营的创伤来到纽伦堡。

足迹遍布半个地球的盖尔霍恩，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一处的残忍程度能够与达豪集中营相提并论：“那些饥饿的、受虐的、赤裸而无名的尸体横陈着，没有一场战争中出现过如此丧心病狂的景象。”

这段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催生了小说《覆水难收》的结局。故事中，主人公在愤怒中驾车冲向德国妇女，完成了一场虚构的无差别报复。

1941年， 玛莎·盖尔霍恩曾到访中国报道 抗日战争

在那样一个欧洲失落、美国崛起的重要时间节点，参与纽伦堡审判的记者作家们对人性的认知都遭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精神世界也在被自己的所见所闻狠狠撕裂。

所有人似乎都身处炼狱之中，有人选择用酒精与舞会麻痹自己，有人选择沉默着书写、记录这一切——当你翻开《作家城堡》，你即将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精彩的群像横截面。

法庭内外的荒诞现实

无论是深受战争折磨的民众们，又或是对德国罪行感到愤怒的作家与记者们，几乎所有人都对纽伦堡审判寄予了无限厚望。

但不可避免的是，在近一年的、漫长的审判过程中，总不乏一些荒诞的、令人失语的“小插曲”。

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在这样一个针对二战德国的审判中，犹太人大屠杀的证词反倒被严重边缘化，139名证人中，仅有3位是犹太裔！

由于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诉讼程序，取证过程也是极为困难。

立陶宛诗人阿夫罗姆·苏茨克维尔请求用意第绪语作证，却被以“无翻译”为由拒绝，强行被归为“苏联公民”，要求其用俄语陈述。

在我们更为熟知的东京审判中，中国代表团也曾遭遇类似的法理困境，印度法官拉德哈比纳德·帕尔甚至坚持对所有战犯宣布无罪。

这些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刻揭示了，在二战胜利方同盟国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是真实存在着的，这些分歧也为后续各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一些伏笔。

除此之外，在纽伦堡审判过程中还有个离奇的小插曲。纽伦堡审判中使用的是IBM公司提供的同声传译设备，但这个设备偏偏在宣判纳粹“二号人物”戈林死刑时遇到了故障，莫名其妙失灵了。

再精密再先进的仪器也承载不了这沉甸甸的、历史血泪的重量。

更荒诞的，还有冒牌记者瓦尔特·乌尔曼。他以“古巴新闻社负责人”身份混入记者营，在数百期电台评论里大放厥词，因“对被告流露同情”失去了同盟国的支持......这场荒谬的冒名顶替事件,直到审判结束才被揭穿。

未完成的审判

如今，我们迎来了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的判决书虽已落定，但关于罪责判定的争议从未停止。

八十年后的今天，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前，人流如织。

纽伦堡审判的法庭遗址也被改建成了一座纪念馆，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国内外访客去到那里，实地参观并倾听曾经审判的过程。

纪念与展览，并不是为了沉溺于过去，而是让正义的精神继续在人类心中生长。

历史并非沉睡的故纸堆，而是由无数个体的记忆、证据与叙述交织而成的立体故事。而大部分故事的走向，都源自无数个普通人在至暗时刻的英勇抉择。

对暴政的审判是绝对没有终点的，正义也将在每一代人守护真相的勇气中得到延续与滋养。

让我们祈祷祝愿，世界和平，再无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