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闻见录”西方思想殖民打向东方的第一枪

以下是《PEKING MAGAZINE》（《中西闻见录》）第一期（1872年8月）的主要撰稿传教士及其背景：

1.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丁韪良）

•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27年出生于美国，1850年来华，长期在北京从事教育与出版工作。

• 他是《PEKING MAGAZINE》的创办者之一，并在其中撰写了多篇文章，如《论读书法》等。

1. Joseph Edkins（艾约瑟）

•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23年出生，1848年来华，精通汉语，致力于将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

• 他是《PEKING MAGAZINE》的另一位创办者，并撰写了《地理学章节》等内容。

1. John Shaw Burdon（包约翰）

• 英国圣公会传教士，1830年出生于英国，1853年来华，曾在中国多个地区传教。

• 他撰写了该期杂志中的《运河与河流》一文。

1. Stephen Wootton Bushell（卜世礼）

• 英国医生兼外交官，1844年出生，1868年来华，曾任英国驻华使馆医师。

• 他撰写了《日食》一文，并配有插图。

1. Li Shanlan（李善兰）

• 中国著名数学家，1803年出生，与多位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

• 他撰写了《阿拉伯与罗马数字》一文，并配有插图。

这些传教士与学者共同构成了《PEKING MAGAZINE》第一期的核心撰稿群体。

第一战线，数千名八国联军，早已在1901年的《辛丑条约》里灰飞烟灭——铁甲、军旗、洋枪、炮火，被时光收编进博物馆的玻璃柜，成了可以拍照打卡的“历史文物”。

但第二战线，那支由“作者群”编成的联军司令部，却从未解散，只是换掉了军装，隐去了番号。

丁韪良（美）仍在“总司令”的位置上，把炮口从天津炮台移到同文馆的讲台；

艾约瑟（英）继续把舰队换成地图，把舰炮换成论文；

包约翰（英）把运河测量图塞进新的“全球水治理”白皮书；

卜世礼（英）把军医徽章换成学术院士徽章，继续用“科学无国界”的听诊器，按听东方的脉搏。

国籍不同，却同隶一个永不退役的“联军司令部”——他们的兵营改叫“国际合作项目”，

他们的弹药库改叫“核心期刊”，

他们的作战图改叫“知识体系”。

于是，第一战线，数千名八国联军，没了；

第二战线，当“作者群”变成“联军司令部”，还在，而且弹药更精准，射程更远，甚至能让被殖民者自己拉动扳机，还以为是扣响了“进步”的扳机。

《当“福音”成为炮弹：＜中西闻见录＞与殖民叙事的先声》

1872 年 8 月，一纸油墨飘进北京胡同，报头四字——“中西闻见录”——看似温文尔雅，却像一颗经过精密计算的炮弹，划破暮气沉沉的东方天幕。

它不是散兵游勇的游击，不是鸦片烟馆里低声兜售的“洋货清单”，而是西方思想殖民的正规军、大部队，在“科学”“教育”“新闻”三面军旗下列队而来。所有传教士都上了，枪上膛，笔蘸墨，瞄准的却不是个人的灵魂，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知识主权。

一、当“杂志”成为兵营

首期目录就是一张火力配置表：

——《道路蒸汽机》图解，把钢铁巨兽包装成“便民利器”；

——《阿拉伯与罗马数字》配图，用符号体系置换筹算、珠算两千年的身体记忆；

——《日食》插图，借牛顿的预言力反衬“天朝”钦天监的失语；

——《论读书法》，丁韪良亲自训读，教你怎么“正确”阅读西方。

这不是栏目，这是炮兵阵地：一篇论文是一门口径，一张插图是一枚榴霰弹，目标一致——让“闻见”只通西、不通中，让“录”所留下的尽是东方的自我否定。

二、当“福音”换成“定理”

早期传教士手捧圣经，被紧闭的城门挡在澳门外；70 年代他们手捧《几何原本》与《天文略论》，却能在京师设坛开讲。

上帝发现，东方人对“天”过敏，对“定理”却好奇；于是他们把救赎论折叠进“日心说”，把原罪论改写成“进化论”，让“科学”成为福音的特洛伊木马。

《中西闻见录》正是木马的第一块木板：它先承认你有“古学”，再论证你“古而不通”；先夸赞你有“文明”，再声明你“文而不明”。结论呼之欲出：只有被西方知识格式化的头脑，才算“现代头脑”。

于是，殖民不再只是割地赔款，而是割让你的认知地图，赔款你的话语主权。

三、当“作者群”变成“联军司令部”

丁韪良（美）、艾约瑟（英）、包约翰（英）、卜世礼（英）……国籍不同，却同隶一个“联军司令部”：

——丁韪良是总司令，负责战略火力：教育（京师同文馆）、出版（《中西闻见录》）、翻译（《万国公法》）三线并进；

——艾约瑟是情报官，用“地理学章节”把山河重划为经纬与航测；

——卜世礼是军医出身，却执笔《日食》，让“天象”不再是“天子”的私产，而是西方天文学的注脚；

——中国学者李善兰被拉来“站台”，成为本土“带路党”：当自己的算盘被拿去与罗马数字对比，当自己的《几何》被说成“源于希腊”，他无意中为殖民叙事提供了“内部证言”。

所有传教士都上了，或执笔、或插图、或翻译、或站台，人人有分工，个个有靶心。

他们不再只是“福音的使者”，而是“知识殖民”的工兵，用杂志的排版线重新丈量中国的思想边疆。

四、当“读者”成为“俘虏”

杂志的印刷数是 3000 册，却通过三条扩散链指数级放大：

1. 同文馆学生——未来的总理衙门译员、北洋水师参谋，他们把“西学源始”写进奏折；

2. 江南制造局技师——把蒸汽机图解带进工厂，让“洋匠”成为技术权威；

3. 科举落地秀才——考场失意后转投“西学”，成为地方新式学堂教习，把殖民叙事翻译成乡音俚语。

3000 册杂志像 3000 颗种子，在帝国的神经节点发芽，最终让“师夷长技”成为政治正确，让“中学为体”步步退缩。

最深刻的殖民，不是让你失去土地，而是让你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却用别人的坐标系丈量山河；不是让你失语，而是让你用别人的语法说出“救国”二字。

五、当“第一枪”回响150年

今天，我们在数字洪流里重新翻开《中西闻见录》，纸黄易碎，弹片却仍在：

——当“国际化”被简化为英语化，

——当“核心期刊”以影响因子为炮口，

——当本土概念必须翻译成“世界学术通码”才能发声，

我们仍在那一枪的延长线上。

真正的“解殖”，不是把旧杂志封进档案馆，而是学会在别人的炮口上，用自己的火药反向装填：

让中文成为前沿科学的发布语言，

让中国的山川河流自己开口讲述地质年代，

让“闻见”不再单向度地“中西”，而是“中”与“西”互为坐标、互为方法。

唯有如此，那一声1872年的枪响，才能从殖民的号角，变成文明互鉴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