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富平和白水曾互换县长，对调治理后成效还出奇滴好

《汉书·薛宣朱博传》有这么一段：“频阳县北当上郡、西河，为数郡凑，多盗贼。其令平陵薛恭本县孝者，功次稍迁，未尝治民，职不办。而粟邑县小，辟在山中，民谨朴易治。令巨鹿尹赏久郡用事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在粟。宣即以令奏赏与恭换县。二人视事数月，而两县皆治。宣因移书劳免之曰：“昔孟公绰优于赵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显，或以功举，‘君子之道，焉可怃也！’属县各有贤君，冯翊垂拱蒙成。愿勉所职，卒功业。”

《薛宣朱博传》是班固给西汉能臣薛宣和朱博立的传。撇开朱博不谈，班固给薛宣的定义是“薛宣起佐史，历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为世吏师，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诚有极也。”意思是说，薛宣从佐史小吏起家，经历各种职位而登上宰相之位。薛宣任职过的地方都治理得很好，是当世官吏的表率，等到身居高位，却因为苛察而失去名声，所以说人的才能确实是有极限的。

在薛宣的这篇传里，班固为了说明他当政时知人善任、让下面的官吏都能人尽其才，便举了频阳（今富平）县令薛恭和粟邑（今白水一带）县令尹赏相互交换治地的这个例子。

西汉的行政管理延续的是秦朝的郡县制，所以西汉的郡很大，一个郡下面有很多县。秦初全国设三十六郡，西汉基本延续的是秦制。富平在西汉时属河上郡（东汉时属左冯翊），与北边的上郡和西河郡紧挨着，如果把西汉的郡理解为现在的省，也就是相当于富平县在当时是个三省交界的地方。西汉是中央集权，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称郡国制，地方行政区划分为郡、县两级，王国同郡、侯国同县。富平地处三郡交界，所以盗贼猖獗。平陵（今兴平一带）人薛恭是他们县的大孝子，被举荐为孝廉而从官，而且一步步升迁为频阳县令。

这里顺便说说西汉的“举孝廉”制，西汉还没有实行科举取士（科举制是从隋朝开始的），所以朝廷的各级官员都是察举而来，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西汉很看重儒家的“孝”，所以，西汉你如果是大孝子，就有可能被地方察举上去而当了官。另外，地方的廉吏也可以被推举而担任更高的职务，这就是举孝廉制，最初的“举孝”和“举廉”其实是指两个不同的察举途径，后来“举孝廉”就变成了一个笼统的举荐概念。举孝廉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具体操作流程包括太学生的教育、补郎或补吏的行政实习、举孝廉的选拔过程以及最终的考试和入仕等。孝廉是功名，有功名便可实授官职，孝廉，即孝子和廉吏。

频阳县令薛恭就是“举孝”为官的。你想，一个大孝子，哪有治理百姓的经历，所以他“未尝治民，职不办”（未曾治理过百姓，不能胜任职务），也就是说，他当官有点“软”！

粟邑县令尹赏，跟频阳县令薛恭不同，他原本就是“公务员”——在他们老家巨鹿郡当小吏多年，所以有官场阅历和管理经验。后来因为廉洁而被“举廉”做了楼烦长（楼烦是县名，今山西宁武。“长”是秦汉时对万户以下小县领导的称呼），后来又被举荐为“茂材”（才德优异之士），升迁到粟邑任县令。

薛宣看到了两人的不同和短长，就让尹赏与薛恭交换治所，对调任用。两人在新的县令任上，经过几个月治理，两县都治理得非常好。因为粟邑县规模很小，地处山中，民风淳朴，很容易治理，所以孝子出身的薛恭完全能管理得住这个小县。

薛宣于是发文慰问勉励他俩：“从前孟公绰在赵、魏两国任职时表现优秀，但不适合在滕、薛任职。所以有的人因德行而显达，有的人因功劳而被举荐，‘做人做事嘛，怎么可能面面俱到呢！’下属各县都有贤能的官员，我这个冯翊太守只要垂衣拱手就能坐享其成。希望你们能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最终成就功业。”

这里提到了孟公绰，他是春秋时鲁国大夫，《史记》里说他是孔子所尊敬的人。他廉静寡欲，但短于才智。孔子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意思就是说，让孟公绰做晋国的赵氏、魏氏这种大贵族家的总管，能力肯定绰绰有余；但让他去做滕国、薛国这种小国的大夫，够呛。也就是他适合当个大家族的好管家，但却做不好小国家的治国能臣。“老”是古代对贵族家臣头目的尊称，即“家老”。

那么，薛宣为什么会想到让尹赏去盗贼横行的频阳县去对调薛恭当县令呢？而尹赏为什么也最终能把频阳治理得很好呢？因为尹赏是个能下黑手、铁血手腕、杀伐决断的“二杆子”！可以说，他的行事风格相当硬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暴力执法”的典范。

汉书

这可不是我自己给他的定义，是《汉书·酷吏传》里对他“二杆子”行为有明确的记载：“尹赏字子心，巨鹿杨氏人也。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举茂材，粟邑令。左冯翊薛宣奏赏能治剧，徙为频阳令，坐残贼免。后以御史举为郑令……”

在这篇酷吏传里，班固给大家详细讲了尹赏的“丰功伟绩”——

西汉永始、元延年间，皇上懒得管政事，权贵们彻底放飞自我。红阳侯的兄弟和黑道称兄道弟，北地黑老大为报仇，把义渠县长老婆孩子六口全杀了，还敢在长安“三环”内招摇过市。丞相派专案组追捕，诏书下了好久才逮到人。此时长安犯罪率飙升，古惑仔们组团杀官吏，收钱报仇还开发出特色业务：三色抓阄定分工——抓到红豆的就去砍武官，抓到黑豆的就是杀文官，抓到白豆的专业为死去的兄弟处理后事。每天傍晚长安街尘土飞扬，劫匪当街开工，命案现场比夜市还热闹，报警鼓敲得比跨年鞭炮还响。

这时，尹赏以“三辅地区年度考核优秀公务员”身份空降长安县令，获得“见机行事”的特别授权。

他上任后，先搞监狱改造，挖出数丈深的地坑，用砖石砌成“虎穴”单间，大石板当盖子。接着发动全城治安系统（从户科公务员到街道大妈），对长安街溜子进行普查——凡是穿爆款潮服、披铠甲带刀具的精神小伙，连无证摆摊的都在列，登记造册好几百人。

某天清晨突然全城收网，几百辆公务车同时出动，全部以“给盗贼管饭”的罪名批捕。批捕回来的人，尹赏的审讯简单粗暴——每十人放一人。审完立刻把这些人丢到了“虎穴”里，接着巨石将虎穴盖上。几天之后，那些被投入虎穴的人全部窒息而死。在虎穴被打开之时，那般惨状让所有人都冷汗直冒。这些尸体被尹县长用板车运到衙门东墙外集体安葬，还插着木牌写上姓名。等百日之后才让家属认领，当时哭嚎声与路人唏嘘声响一片，民间当即流传爆款民谣：“哪儿找我家娃？衙门东头少年坟场。活着时候不学好，如今枯骨埋在哪？”其实尹赏留了后手：那些被他放掉的大多都是黑帮老大和误入歧途的guan二代，这些特赦的人被人编进“特别行动组”后，抓同行比正规军还卖力，整治那些地痞流氓时眼睛直冒绿光。

这套操作下来，长安实现治安奇迹，各地逃犯宁可回老家啃馒头也不敢来首都逛街。后来尹赏调任江夏太守剿水匪，又因杀人太多被免职（梅开二度）。等南山土匪闹事时，朝廷第三次请他出山，最后在警署署长（执金吾）任上退休。临终前给儿子们传授职场秘籍：“儿啊，当官宁可因为手段太猛被撤（反正朝廷还会请回来），千万别当软蛋（一怂就永无出头之日）！这比贪污还丢人！”四个儿子深得真传，大儿子尹立当京兆尹时，黑道分子看见他的仪仗队自动清空半条街。

这便是富平历史上一段和白水互换县长的有趣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