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坤：行政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行政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杨海坤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顾问

杨海坤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同行和新老朋友们：

久违了！今天我特别兴奋、深感荣幸地应邀出席在湘潭大学举行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并与大家一起隆重纪念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湘潭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伟人毛泽东、彭德怀的故里，也是胡耀邦、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对我个人而言和湘潭也很有缘分，我曾三次来到湘潭。第一次是六十年前，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期间，曾经在湘潭参加过为期半年的“四清”运动，湘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第二次是在二十年前，我应当时胡肖华院长邀请，来参加过湘潭大学举行的中国诉讼法学会行政诉讼专业委员会年会。第三次是这次，感受到湘潭巨变，感受到湘潭大学巨变，特别有意义。

时光飞逝！四十年前的1985年，对我个人还是对我们在座许多人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难忘的年头。这一年开始，我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调到了我的故乡苏州大学法律系工作。刚一报到，就被安排去参加司法部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全国行政法学第一期师资讲习班的学习，这也是我人生和专业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一群被戏称为行政法学“黄埔一期”的学员在讲习班受到了数个月行政法学的启蒙教育，并有幸认识了张尚鷟、应松年、朱维究、王名扬等导师，当年师生共同讨论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而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具体来说，就是8月份，我和不少在座的同学和朋友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第一批骨干有幸参加了中国法学会在常州举行的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有幸结识了罗豪才、王连昌等法学前辈以及许多现在已经成名的行政法学大家。抚今忆昔，我借此机会，特别缅怀张尚鷟、罗豪才等老会长以及为我们播下中国行政法学种子的王名扬教授、龚祥瑞教授等前辈，他们为中国行政法学做出过开创性巨大贡献，功不可没！也特别向健在的德高望重的应松年教授、王连昌教授、朱维究教授等致敬致谢！应该由衷感谢他们四十年来笔耕不辍、兢兢业业，为新时代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刚才会议举办者和组织者给王连昌老师、朱维究老师和我颁发了“终身成就学者”称号及证书，我感觉到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刚才也听到了马怀德会长等对我个人四十年间在公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研究、教学等方面的高度评价和赞美之词，我深感愧疚，同时深怀感激之情！回顾人生，自感是一个极平常之人、一个凡夫俗子，但同时我又是一个幸存者，一个幸运儿，或许还称得上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名弄潮儿！我个人获得学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学者”荣誉，归根结底，首先是我运气好，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正好遇上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我始终认为，我的那些研究成果只不过是在我国法学界人才青黄不接时期，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拓荒时期所作的勇敢的探索而已，我的那些成果只不过在中国当代行政法学恢复和重新崛起的思想长河中增添了几颗理论种子！

在这里，我仅想就大家刚才提及的“政府法治论”多说几句。“政府法治论”是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行政法学奠基之际所提出，历经四十余年不断修订和完善的理论。在参加全国两会和国务院法制办活动时，我曾斗胆向李鹏、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可把政府法治论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理论基础。我认为：行政法学的核心课题是要讨论和解决法律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讨论法治形态下的政府、宪法和法律下的政府应该如何具体运作问题。我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最佳经济模式，民主政治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佳政治形态，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建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进程中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和目标，并进而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应该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应该把政府由法律产生（建设民主型政府）、政府由法律控制（建设有限型政府）、政府依法律治理并为人民服务（建设治理型、服务型政府）、政府对法律负责（建设责任型政府）、政府与公民法律地位平等（建设平权型政府）等五个方面内容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任务和内容。我认为：政府法治论实际上融合并吸收了“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等诸种学说的精华和积极成分，因而在中国具有更强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这种学术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为人民服务，与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特别是与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以人民为中心”等正确政治理念是一脉相承，高度吻合的！诚然，我今天在这里的发言，可能有敝帚自珍，甚至“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成分，但我的出发点仅仅只是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思想观点的注意，并引起大家进一步对这一理论观点的批评、商榷和讨论的重视！

今天大会要求我讲的主题是行政法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我与其说是展望，不如说是我个人的感悟和期待，因为我这四十年来对研究会感情很深。我简单表达几个感悟和期待。

第一，正反两个历史事实表明，国运昌则行政法学盛，国运差则行政法学衰。行政法学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必须有它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基础。刚才视频反映的我国行政法学发展的情况全面真实，行政法学研究和教学人才不断成长，行政法学成果质量大幅度提升，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我国行政法的建设和行政法学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

第二，国家法治离不开政府法治，政府法治离不开行政法学研究。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研究作用绝对不能轻视。当今，行政法学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不是无缘无故的。研究会四十年经久不衰，靠的是队伍不断壮大。这完全适合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相比经典、传统的民法学，行政法学作为相对年轻的一个学科，更具有活力和创新性，我们每位研究者要有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三，行政法学研究完全离不开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必须要持之以恒地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学术创新。坚持创新，就要敢为天下先，行政法学者要自觉秉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

第四，研究会的学风建设最根本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记得龚祥瑞教授当年主编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就是作了大量的行政诉讼情况的调查。现在，很多学者从事行政案例和行政诉讼的研究调查，就是继承了这个好的传统。我孤陋寡闻，我看到了马怀德教授今年新出版的《政府何以法治》，胡建淼教授的《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周佑勇教授的《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余凌云教授的《行政自由裁量论》、章剑生教授的《现代行政法总论》、章志远教授的《行政法学总论》、杨登峰教授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其适用研究》、沈岿教授关于软法的研究、何海波教授关于行政诉讼与实质法治的研究，以及行政法学界深入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形成的一批著作，都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理论指导实际的好学风！今年行政法学年会讨论的题目非常广泛，涉及的内容非常深刻，这表明研究会确实是一所理论与实际交会融合的大学校。

第五，研究会要保持和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会风。不仅会议发言讨论气氛热烈，而且会后交流频繁。另外，我曾记得当年行政法学研究会开会之余也非常活泼，充满朝气。研究会不应该老气横秋，特别要让年轻人活跃身心。“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我看到，我们这里也是遍地英雄，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人。

第六，研究会要高屋建瓴，面向未来，更要为新人辈出创造条件。我们现在面临很多新的课题，特别是研究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关系以及相关行政法典化的问题。应该鼓励行政法学流派的自然形成，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法学研究的奖励机制，让更多年轻人迅速成长。

人生过得太快，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古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深感自己无论是对人生还是学问都领悟得太晚太浅！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奉劝和期待大家要珍惜生命，珍惜时间，争取在自己最宝贵的年龄、在最适合的领域用尽全力做最优秀的自己。今天我获得“终身成就学者”殊荣，一方面是大家对我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的最大褒奖，但另一方面“终身”一词正在拷问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个人最美好的日子毕竟过去了。我尤其希望诸位在座的朋友保持健康，保持青春，能为行政法学研究和教学事业至少再做出更辉煌的四十年贡献！

再过两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就要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要重点研究“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联想到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一切都预示着，行政法的更将更加大有用武之地，行政法学的作用将更加充分发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任重而道远，期待和恭贺诸君加倍努力，争取获得更辉煌的成绩！无限的希望寄托在各位同行、各位年轻朋友的身上！

谢谢大家！

内容来源 |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