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求“熟”

“庆历”年间（1041–1048），范仲淹等力倡新政，意在整顿吏治、富国强兵，然改革触动旧势，终因阻力而废。党争激烈，士风日下，灾异频仍，民间怨言四起，时有“天不祐宋”之叹。次年，赵祯改元“皇祐”，以安人心，重振朝纲。

皇祐年间（1049–1053），虽无大刀阔斧之改革，政局却渐趋稳定，为日后“嘉祐之治”奠定了制度与心理之基础。改元之初，仁宗广开选才之门，推举贤能，以儒德为本、文章为用，特于地方行“举茂才”之政，意在网罗遗贤、振作士气。不同于全国统筹的“常科”进士选拔，举茂才由地方官根据德行与才学荐送上报，朝廷据以考核任用，多在政治动荡后作为安抚士林、激发文教的手段。此举吸引了许多年长而屡试不第、心存鸿鹄之志者参试，虽无“状元震天下”之盛，却成为士林士气复苏、心志再起的重要节点，亦为一场象征意义上的文化动员。朝廷示以尊文崇儒之意，亦激励无数士人重整行装，启文心于沉寂之中。

是年，年近五旬的苏洵亦应荐而至京。彼时他已勤读多年，文思渐成，然终未被录用。名落孙山之后，他非怨尤命运，却深自反思，毅然返家，焚毁旧作，闭门谢客，潜心读书，开启人生真正的“苦读”阶段。苏洵少时不喜章句之学，及至二十五岁，方觉为学之要，始与士人游。而志起虽早，勤奋不足，初学多依傍古人，才气虽盛，然缺锻炼，常陷自得之境。直到多次失意，他才幡然醒悟：古人文章之旨趣远非表面模仿所能达。于是退隐守屋，独守寒窗，潜读圣贤，七八年间，苦读《论语》《孟子》与韩愈诸贤之文，朝诵暮思，昼夜不息。初则惶惧，继则震惊，久之则贯通融会，胸怀豁达。终于明白，古人之言，理所当然。初不解，愈读愈觉其不可易。即便如此，仍不敢妄立新说，恐未臻深微。直至所思酝酿已久，不吐不快，方试著几篇，再三吟诵自校，始觉文气自生，意脉通达。其后，《洪范论》《史论》七篇渐次问世，理致深远、文辞简奥，自成一家。其文或百字或千言，皆援物喻理、叙事析情，简中见详，写远若近，述广不杂，状微尤明。文风雄浑，如江河决堤，光彩耀人，若牵星辰。其自评：“既能温柔如诗，又能精微如骚；兼孟韩之温厚，具司马班之雄强；辞简意赅，如孙吴之兵书，文思所至，无所不能。”其文不为辞章之丽，实为志节之托。所感所思，皆形诸笔墨；所忧所望，必寓于文章。即使应酬之作，亦不离大义，启迪后人，抒己之志。观其一文，已可见其志；察其辞气，便能知其魂。

苏洵深知：世人多叹文章无力，然其病根，多在“不得熟”。读书不熟，即使博览群书，亦难得其精义。故他焚稿苦读七八年，不求捷径，不慕虚名，惟求“熟”字。韩愈《答李翊书》云：“业精于勤，荒于嬉。”欧阳修作文，必反复推敲；苏洵则胸中成文、方肯动笔，其难更甚。《朱子语类》：吕居仁记老苏说平生因闻“升里转，斗里量”之语，遂悟作文章妙处。这箇须是滥用酱熟，纵横妙用皆由自家，方济得事也。其语之熟、义之深，已臻化境。

今人多才拙志躁，稍有所得即自满，遇挫即废止，终不过浅尝辄止，难窥古人堂奥。读书作文，无他法，“熟”而已。熟能生巧，巧能生慧。孔子曰：“参也鲁”，质朴之人，终成大器。世之学者，若能如苏洵焚稿闭门，精读圣贤，日日磨炼，文自胸中生，不求浮华，方为正道。

也正是在这一年，年仅十四岁的苏轼，以一篇《却鼠刀铭》初露锋芒。刀不盈尺，鼠自惊遁；文未满篇，却动人心志。若今人读之，或视为少年意气之作，然其辞处处有理、有象、有光。刀之不动，鼠之自逃，非器有神力，乃人有诚意，寓理深远。此非炫技之文，而是文学对于现实问题的生动回应。日后，苏洵感叹：“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一场举茂才之荐，虽未造就显赫功名，却成为苏门文脉之起点。父未登科，子初发端。名落孙山，不失志气，焚稿苦修，终成文章之宗。其文如山，其气如虹。

所谓“天不祐宋”之叹，终有“皇祐”之名；所谓“名落孙山”之憾，终有“太山北斗”之誉。登科易与难，不过浮名一纸；立德、立言，方为不朽之业。真正的荣耀，往往萌芽于看似失意之年。功不唐捐，一“熟”千秋。

王国刚

2025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