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第二篇（8）宽容、自由、闲暇与创造力

《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是一部面向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教师及家长，系统阐述“创造力可教、可练、必练”的通俗教育读物。

全书以“万众创新”时代亟需大批原创人才为背景，用华为研发、日本诺奖井喷等案例佐证“创造力＝国家核心竞争力”；随后依次拆解大自然、兴趣、阅读、信息素养、宽容与闲暇等九大“创造力能源”，示范如何把课堂变成研究场、把作业变成微课题；继而给出观察、提问、假设、验证等一整套“科研方法工具箱”，并推介创客教育、翻转课堂、小微学校等全球最新教学形态，呼应乔布斯之问——“IT几乎改变了所有领域，为何独独对学校教育影响甚微？”。

在【重新认识“教育”“学习”】这一章节中，作者梳理了当下中式课堂“标准答案—高密度训练—唯分数评价”的流水线逻辑，指出其本质是一台高效“复印机”：学生越努力复印，自主性、想象力与创造力便被抹杀得越彻底；借此呼吁把“学习”重新定义为“研究”，把“考生”还原成“探究者”，真正实现从“复印时代”到“创想时代”的范式跃迁。

作者是深圳第二高级中学教师刘伟和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李睿。

《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第二篇

第八章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

1917 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创新精神办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让北大焕然一新。当时的北大一切均为开风气之先，领中国之潮流，成为兼容、自由、开放的圣地。北大也成为中国近代英才辈出的名校，对中国近代的文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校名虽然由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校，但本质并无多大变化，封建主义的一套理论、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许多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当官。

面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北京大学，蔡元培上任伊始，便提出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遵循这种办学理念，首先从改变师资队伍入手。

蔡元培反复申明：“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他这样理解大学精神：“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在聘请教师时，只问学问、能力、专长，不问思想、主义、派别，能够兼容和吸纳不同观点的人才。在这种宽容精神的吸引下，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群集蔡元培麾下。旧学与新学共存，中学与西学互融，保守与激进竞争。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甚至提倡 “情人制”“外婚制” 的 “性博士” 张竞生。陈独秀称赞：“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辜鸿铭当时是复辟保守派的代表，辛亥革命时，他表示效忠清王朝，反对革命，而且在宣统退位后愤然辞职以示抗议。中华民国成立十年之后，还保留着那根表示效忠清王朝的大辫子。他公开反对文学革命，主张尊孔读经，甚至反对维新派倡议的 “妇女不缠足” 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又极端保守的人，蔡元培却把他请到北大任教。蔡元培看重的是他的专长，辜鸿铭在英、德、法留学十多年，打下了扎实的西方文化基础，精通英、德、法、希腊语、拉丁语等多国语言，在英国文学研究方面造诣极深，并积极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蔡元培慧眼识才，让其在北大讲《英诗》，而不介意他思想是否反动和保守。

刘师培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作为饱读经书的大师级学者，其学术上的成就不容置疑，人们所诟病的，是他的政治立场。早年，他曾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但后来却急剧退化，投靠清朝权臣端方，为其效力，在江浙革命党人起义时充当密探，向端方告密，后来又投靠袁世凯，成为 “筹安会六君子” 之一，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但蔡元培看中的是他的学术成就，因此力排众议，坚请他到北大任中国文学教授，兼任文学研究所指导教师，并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他果然不负众望，成为一名杰出的北大教授。

当时新潮派的学生不断攻击辜鸿铭和刘师培，要将这两人驱除出北大，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很坚定并以最快速度聘他为文科学长。为请到陈独秀，蔡元培不仅到前门小旅馆 “三顾茅庐”，坐在房门口等他起床，甚至为陈独秀编假履历，称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

蔡元培在各种派别并存的北大实行 “教授治校”，设立教务、总务两处，聘任财务等委员时，都以教授为委员。在北大最高的权力者并非校长蔡元培，最高决策机构是教授组成的评议会，重大事情都在评议会上决定。

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蔡元培 1920 年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 北大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如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蔡元培本人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各路学生领袖竞相登场，如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朋、高君宇等，后来他们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北大当时 “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崇尚学术、民主自由的风气已初步形成。针对历史与现实问题，师生发表不同见解，进行辩论争鸣，不受约束和排斥，形成了良好的学风。这也是北大区别于其他大学，吸引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蔡元培的这种宽容思想，容纳了形形色色的学界名流，使北大文化生态多元化，各种思潮自由表达，营造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

蔡元培是清朝进士，曾官居翰林院编修，还去德国留过学，对于旧学新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但他更为人称道的是对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的尊重。蔡元培和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大相径庭，蔡元培代表红学研究中的 “索隐派”，力图把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联系起来，考证 “本事”；胡适代表红学研究中的 “考据派”，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胡适曾讽刺蔡元培的研究方法为 “大笨伯猜笨谜”，用词可谓相当尖刻了。可蔡元培并没有因此与胡适交恶，相反，他还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对手找材料。胡适为了证明曹雪芹的身世，急需清朝人写的《四松堂集》，但是各处寻觅均无果，最后还是蔡元培帮他找到了。凡是北大的学生，在蔡元培面前都可以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而蔡元培总是微笑地看着他们，就像一个可以宽容一切的老爷爷。正是在这种宽容的环境下，北大涌现出了大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创造性人才，发起了震惊中外的 “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林语堂说：“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蔡元培比任何人大。” 许德珩则说：“‘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大，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

胡适先生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没有宽容的环境，特别是兼容开放的多元思想市场，自由也无法容身。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曾给中国一个忠告：“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 1949 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无数事实证明了：宽容开放的思想市场，是产生创造性人才的必需。

古希腊：自由的奇迹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希腊人是最有原创性的民族，古希腊文化对现代文明的产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北大教授吴国盛曾指出：古希腊人开启了哲学也开启了科学，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哲学是科学的纯粹形态。从公元前 500 年左右开始，古希腊人中出现了一大批才智卓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以后许多学科的鼻祖。在这些光辉灿烂的群星中，有最早期的自然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芝诺、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留基伯、德谟克利特；有人文哲学家普罗泰哥拉、高尔吉亚、苏格拉底；有体系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天文学家默冬、欧多克斯、阿克斯塔克、希帕克斯、托勒密；有数学家欧几里得、阿波罗尼、希罗、刁番都；有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有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盖伦；有地理学家希西塔斯、埃拉托色尼；有生物学家特奥弗拉斯特。

这些天才人物许多不仅在一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工作，而且在多个领域均有建树。像亚里士多德，几乎在每一个知识领域都发表了他卓越的创见，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希腊科学是近代科学的真正源头和先驱，几乎在每一领域、每一个问题上，古希腊人都留下了思考的结晶，都是近代科学的老师。

不仅在哲学和科学领域，在文学、历史和艺术方面，希腊人同样毫不逊色。照样可以列出一长串天才的名字：诗人荷马、品达、萨福；寓言家伊索；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是无与伦比的韵文；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是文艺理论家；著名的维纳斯雕像是希腊雕刻艺术的精彩写照。

希腊人并没有创造出多少物质文明，他们既没有留下造福于后人的伟大工程，也没有做出什么杰出的技术发明，但在精神文明方面却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光辉夺目的文化成就，而且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真正的现代精神。

古希腊是科学精神的发源地，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或者只有神话或宗教式的自然观，或者缺乏一个独立的自然界概念。自然界或者被认为是混乱、神秘、变化无常的，或者被认为与人事密切相关的。而古希腊人，首先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其次，他们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内在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再次，他们发展了复杂精致的数学工具，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对数学的重视，是希腊人最为天才的表现，也是留给近代科学最宝贵的财富。希腊人相信心灵是掌握自然规律最可靠的保证，因而极大的发展了逻辑演绎方法和逻辑思维。在几个特殊的科学领域里，古希腊人成功地将它们数学化，并得出了高度量化的结论。这些领域是天文学、静力学、地理学、光学，它们不仅在古代世界达到了该领域最高的水平，而且为近代科学的诞生起了示范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希腊人都开科学精神之先河，为现代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古希腊人这么有创造力呢？

众多学者、专家研究了古希腊文化后发现：古希腊人是一个天性自由的民族，他们酷爱自由，不肯屈服于暴君，其民主体制年轻而富有活力；他们热爱生活，天性乐观，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奥林匹克竞技大会是他们欢乐生活的写照。他们崇尚理性和智慧，热爱真理，对求知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忱。整个希腊世界，各城邦独立自主、相互竞争，外人可以自由出入各城邦，使得整个希腊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为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古希腊文化是一种追求自由的文化，这种文化负载着希腊人的宏大理想而定向于个体自由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文化里，“每个个体都被期望成为一个整体的人”，一个全能的多面手。这个 “人” 被定义为人的典范而最具人性。因此，希腊文化实质是对自由人的寻找和培育。

在世界各国的古代文化中，唯有古希腊文化不以政治权力为中心，没有官本位的观念，而以人的独立、自由和自我管理为目标。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各种方式追求自由和发展自己。诗歌、文学、宗教、艺术、政治思想和哲学，还包括政治生活与自由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自由发展的工具，且构成自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人不应为他人活着。古希腊政治体制经历王政、僭政和民主制。城邦是希腊式国家，它作为公民共同体，是一群平等者一致行动的国家，有别于王制与僭政。所以，城邦与一人统治不协调，它是公民群体的国家。正因如此，人们才把城邦这一政治形式称为 “公民政治”。而 “公民政治” 中，民主是典型的自我管理的政治样式，即便是泛希腊共同体那样的城邦之间的运作也不以政治统一为标志，而是以文化的自由发展为导向。

古希腊人是自由的思考者和敏锐的观察者，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烦恼，没有权威强加的一切。这种心灵通过思考寻求答案，通过讨论做出决断。思考、讨论和决断是自由文化的本质特征。他们发展了高度发达的思维技巧，提出了极富天才的自然哲学理论，对近代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是自由的精神和自由的生活方式，使古希腊涌现出了大批创造性人才。爱因斯坦说过：“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呀。真正的民主绝不是虚幻的空想。”“事实上，现代的教学方法还没有把神圣的求知欲完全扼杀掉，这差不多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之外，首先需要自由 —— 没有自由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夭折。”

古希腊奇迹证明了：自由，是培育创造力的温床。

闲暇出创意

深圳一位老大爷曾问一位老师：“我的外孙女 4 岁，我女儿让她参加了许多培训班，让孩子学高尔夫、学画画，花 27000 块钱买了个钢琴，又要左脑右脑开发，学奥数，反正每个星期 7 天时间，6 天小孩都不能玩。我对她这样做有意见，还和她吵起来了。我女儿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其实，如今很多中国家长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恨不得把孩子的每分每秒都填满，让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以为这样就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这是极大的误区。

古希腊人为什么那么有创造力？涌现出了那么多具有创造性的杰出人物？重要原因就在于：闲暇出创意。希腊奴隶制保证了贵族和自由民优裕的生活及充分的闲暇。奴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没有政治权利。大量的奴隶使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充分的闲暇从事哲学、科学、艺术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 1 卷中提出了希腊学术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出自 “惊异”，纯粹为着 “求知”；第二个是以 “闲暇” 为条件。

亚里士多德也明确指出，纯粹的求知活动，必须要等到社会出现闲暇阶层才有可能。亚里士多德指出：“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由此，在埃及地区，数学技术首先形成，在那里僧侣等级被允许有闲暇。” 只有知识阶层不用为着生活而奔波劳碌，才有可能为求知而求知。因为，整天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没有闲暇的人，是无法从事这种复杂的脑力劳动的。

可见，闲暇是从事复杂脑力劳动的前提，也是创造性人才产生的前提。爱因斯坦说过：“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 孩子负担过重，没有充分自由的思考时间，必然导致肤浅，更难成为未来最需要的创造性人才。

数学家纳什，在美国一所大学里长期养病，校方也不要求他发表论文和上课，给他充分的闲暇。经过多年研究，纳什提出了著名的 “纳什均衡理论”，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英国数学家维尔斯在剑桥大学长期秘密研究费马大定理，校方也不干涉他。经过 7 年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1993 年终于攻克了这个数学家们 300 多年都没解决的难题，轰动了全世界。各种传媒纷纷报道，并称之为 “世纪性的成就”，科学家们把这个成果推选为 1993 年世界科技十大成就之一。

1893 年，日本著名思想家、明治维新之父福泽谕吉，在题为 “人生的乐事” 的演讲中，吐露了一个长久的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设立一个研究所，挑选五至十名学者，让他们衣食无忧，能够终生在研究所里专心研究学问。他们想研究什么学问，则完全不干涉，任凭他们自己自由决定。他说到做到，后来他两次自己出钱，为日本著名的细菌学大师北里柴三郎建立研究所和医院，还怕北里柴三郎因杂务缠身无暇专心于研究，特地派了一名门生去负责医院的经营管理。北里柴三郎在这样自由、闲暇的环境里，研究出了多项成果。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了：宽容、自由、闲暇的环境和氛围，最能产生创意，最有利于涌现出创造性人才。因此，营造这样的环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