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伟大的国家，需要伟大的世界史

人人都是世界史家

“世界”是物质的，也是观念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观念世界则是人类的永恒精神追求。正是在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交织中，“世界史”作为人们试图理解、解释外部事物的方式诞生了。如果将“世界史”理解为对外部世界的描述，那么广义的世界史是与人类伴随始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将司马迁的《史记》或希罗多德的《历史》视为单纯的区域史著作，不如将它们看作各自时代所能达成的“世界史”书写尝试。虽然作品的视野仍受限于作者所处时代，但正是这些记载构成了人类对“他者”世界最早的认知，反映出古人努力突破自身经验边界、理解更广阔的世界的愿望。只不过，这种愿望的表达方式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同时，空间的变化亦会改变事物的性质。研究德国史的德国本土学者，到了英国继续从事德国史研究：他就是外国史专家了。视角不同，定义就不同，在世界高度流动的今天，更是如此。我们不仅可以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而且也可以说“人人都是世界史家”。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史”。可以按照时间线索，把世界史分为神话历史、普世史、全球史等不同模式；可以从社会思潮出发，把世界史分为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影响下的世界史；可以从不同学科介人角度看，有文明史观的、世界体系的、依附理论的、女性主义的、经济学的世界史；世界史亦可分为思辨的世界史、实证的世界史，比较的世界史，以及专题的世界史、教材的世界史、通识的世界史；等等。总之，世界史试图提供一种比其他狭义历史更全面的过去研究，共同目标就是整合所有时间和空间，阐述人类发展的整体历程，寄托某种理想。正是通过这些叙述，人类逐步建构起对时间与空间的延展、起源与奇迹的发生、发展与命运的轨迹等这类宏大命题的基本理解，从而在历史的镜中看见自身的倒影。换言之，历史知识与历史观念本身始终处于流动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被重构与再诠释。历史不仅是记忆的容器，更是人类理解自身与他者关系的世界工具。

这些色彩斑斓的世界史闪耀着人类的智慧，激发人们的想象。当然，其中一些世界史也存在诸多偏见，甚至傲慢。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时特别小心，始终心存怀疑态度与批判眼光。比如西方中心论视野下的世界史就包括很多奇谈怪论。启蒙时代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就持有这类观念：“我很容易怀疑黑人和其他所有种类的人天生不如白人。除了白人，从来没有一个其他肤色的文明民族，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行动或思辨方面出类拔萃。他们没有巧妙的制造，没有艺术，没有科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段话都是一篇丑陋的种族主义文章，严重玷污了休谟的人格。这种偏见的源头在古代希腊。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戏剧《波斯人》被英国古典学家伊迪丝·霍尔（Edith Hall，1959-）描述为“东方主义档案中的第一份明确无误的档案，欧洲的想象力通过这种话语主宰了亚洲……将亚洲居民概念化为战败者、奢华者、情绪化者、残忍者，而且总是危险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役”思想，为后来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辩护提供了基础。按照英国历史学家古迪（Jack Goody，1919-2015）的话来说，希腊人的与众不同不仅是他们自己也是近代欧洲人确认的。先后担任过法国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后来担任两届总理的茹费理（Jules Ferry，1832-1893）坚持殖民扩张，他认为“……优等种族拥有一种权利，因为他们肩负一种责任。他们有责任去文明化劣等种族”。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还认为“非洲人的主体”没有历史，而是“在无数个世纪里，一直沉浸在野蛮状态中……（因此）非洲的心脏几乎没有跳动过”。非洲历史不可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历史。

诸如此类的言论其实充斥于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历史书写中，既不符合历史，也与现实格格不入，必须加以批判。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兴起的故事主线存在一个影响巨大的隐喻，尽管它很少被明确指出，那就是世界发展唯一可能的方式。由于欧洲人自古以来所享有的历史优势——也许自罗马帝国的衰落，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或者根据欧洲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这种解释暗示着西方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它也许会经历一些曲折和起伏，时有停滞，但西方迟早会超越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

这些毫无道理的说法，在黑格尔那里到达了顶峰。黑格尔认为，在东方世界，各民族还不知道精神或者人作为人本来是自由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样一种自由只能是情欲的放纵、粗暴、麻木不仁，只能是自然变故或者心血来潮因此，这个人只能是专制暴君，其本身决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只有希腊人才意识到自由，所以他们是自由的。但是：他们（还有罗马人）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知道人人都是自由的。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不知道这一点。由于这个原故，希腊人不仅占有奴隶，全靠奴隶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保存他们美好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本身也多少只是一种偶然的、粗拙的、短促的和偏狭的精华。只有日耳曼民族从基督教中才意识到，人作为人是自由的，而精神的自由乃是他最独特的本性。黑格尔的叙事框架在公共领域的无意识中至今仍有生命力，且危害极大。但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批判。一方面，西方内部思想界在反思。从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到后殖民、后现代，一直有人反思这些迂腐的观念。许多欧洲人也认为印第安人象征着自由。一位殖民地官员写道:“易洛魁人拥有一种十分纯粹的自由观，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高人一等的观念和做法，从他们的领土上驱逐了一切形式的奴役。”

另一方面，亚非拉学者也在反思。虽然欧洲的精英着手制造优秀的殖民地土著；他们选择一些青年，用烙铁在他们的额上印上西方文化的原则，往他们大打哈欠的嘴里塞进一些黏糊糊的豪言壮语，他们的牙粘住了……在非洲和亚洲某些地方，一些人张口就是“帕台农……博爱!”，这是黄金时代。但黄金时代结束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非洲学者迪奥普认为，欧洲学者对非洲资料的科学兴趣本质上是分析性的。他们往往从外部观察事物，常常不愿进行综合……或多或少带有偏见的微观分析，并不断将综合的阶段无限期地推迟……如果非洲人类学家也坚持用“放大镜”来研究欧洲各人种，他也完全可以像他的欧洲同行对待非洲那样，任意地将各种面貌归类为不同的种族和亚种族，从而无体止地细分。他也同样可以成功地将欧洲的集体现实溶解在一片无意义的事实迷雾之中。这意味着在哲学意义上、在长时段内，人类的智慧与贡献都是平等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空内贡献不同而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罢了。马凯硕认为，21世纪将标志着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西方目前犯下的重大战略错误，就是拒绝接受这一现实。西方需要学会如何在一个他们不再是头号霸主的世界中采取战略性行动。随着这些社会思潮的变化，世界史书写也在发生变化，各种“新史学”轮番登场，呈现出多面与多向的趋势。

无论如何，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罗列叠加，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主流叙事，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发展史，不是不包括自身的外国史……世界史必须是“站在月球上观察世界的立场，把我们这个行星看作一个整体”。世界史是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是比较与互动的世界史，是批判过往人类罪恶的历史，是人类道德净化的历史。诚如本特利所说：世界史“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研究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全部历史，当然更不意味着要同时研究它们。它所指的是一种明确在不同社会之间进行经验比较、研究不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或分析超越个别社会的大尺度历史模式与进程的历史研究。这类世界史探讨的是那些无视国家、政治、地理或文化边界线的历史进程，而这些进程却在跨区域、洲际、半球乃至全球范围内影响了人类事务。这些进程包括气候变化、生物传播、传染病与接触性疾病的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转移、帝国扩张运动、跨文化贸易、思想与理念的传播，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展。这些进程交织在一起，对世界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印记。但以民族国家和个别社会为分析单位的传统历史研究框架，难以胜任对这些进程的探讨。这些主题需要的是大尺度的比较性、跨文化、系统性的分析方法”。

近几十年来，世界史在理论方法、书写实践层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全球史方面的著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学术史与理论方法方面，有诸如美国历史学家曼宁的《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构建》、德国历史学家斯图蒂（Benedikt Stuchtey）和福克斯（Eckhardt Fuchs）的《1800-2000年间的世界史书写》、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的《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等等。这些著作梳理了近代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世界史学术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构建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提供了借鉴。

在世界史书写实践方面，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体现在全球史方面，可谓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如果说全球史早期代表性人物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在突破西方中心论方面起着开拓的作用，那么美国的“加州学派”所强调的去中心化，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某种清算。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是这一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他认为“1750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同”，造成“大分流”的原因不在于文化、制度或理性思维的“西方特质”，而在于两个关键外部因素:“由于幸运的煤矿地理位置带来的优势”和殖民地:“没有煤，也没有殖民地，这两者都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而如果没有它们带来的资源约束的缓解，单靠其他欧洲的技术创新，也无法创造出一个有限土地不再是持续人均增长障碍的新世界。”这种观点不仅挑战了“欧洲中心”的现代化叙述，也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贝利（C. A. Bayly，1945-2015）、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等人的全球史理论形成互补。奥斯特哈默审视“漫长的19世纪”中推动全球变革的强大而复杂的力量，重新评估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路径，强调各地对现代世界的多样贡献。探讨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关注城市的重要性，展示了19世纪如何从一个民族国家走向另一个民族国家。对于任何读者而言，奥氏的《世界的演变》都是一部全球史思想巨著，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史学研究高度。卜正民从荷兰画家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的几幅作品出发，运用“物的历史”，通过画中的日常物品，如一顶毛皮帽、一面镜子、一张瓷盘、一根烟斗等“无声之物”切入全球视野，追溯这些物品背后的贸易路径与全球联系，延展出一段17世纪全球日常生活和思想互联的历史。这是一部艺术性与历史性高度融合的全球史作品。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书影

与此同时，亚非拉地区的历史学家在全球史研究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打破了长期以来由欧美学界主导的“西方中心”写作模式。比如非洲尼日利亚学者法洛拉（Toyin Falola，1953-）被认为是当代非洲史研究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是全球史、帝国史、非洲知识体系构建领域的重要推动者。法洛拉认为，尽管非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西方大学中并未被正式承认，但非裔美国人中扎根于自身社区、以提升黑人身份认同和历史意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以能够提升黑人自豪感的方式讲述非洲的历史。在1500年至1950年期间，帝国史观主导了非洲史的书写，直到去殖民化进程带来了新的非洲史观。出生于印度的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所倡导的“连接的历史”则致力于打破“文明孤岛”与“欧洲中心”的历史书写范式。拉丁美洲思想家杜塞尔（Enrique Dussel，1934-2023）的《美洲的发明》（1992）亦强烈批判欧洲中心史观，提出“边缘视角的世界史”的观念等。

除了上述极具个体性的学术专著外，还出现了一系列众多学者合著的大型世界史，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撰写国家对世界认知程度的高低与学术话语权的掌握程度。这种有组织的联合写作起源于阿克顿的“剑桥近代史”，并影响至今。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人类文明史》（第1版，6卷，1952-1966；第2版，7卷，1980-2008）、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3卷，1955-1965）、法国的《文明通史》（7卷，1957-1961）、德国的《普罗皮连世界历史》（第1版，10卷，1960-1965；第2版，12卷，1970-1980）、西班牙的《萨尔瓦特世界史丛书》（24卷，1966年起）、日本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1版，31卷，岩波书店，1969-1971；第2版，29卷，1997-2000；第3版，24卷，2021-2023）、英国的《剑桥世界史》（7卷，2015）以及德国和美国联合编写的由人江昭、奥斯特哈默主编、同时推出德文版、英文版的《世界史》（6卷，2012-2017）等等。这些宏大巨著都是当代世界史研究的力作，不仅可以让人获得世界史知识，而且通过比较阅读可以知道人们是如何塑造对“世界”的认知的。可见，世界史的学术史是一个值得挖掘的领域。

此外，面向大众的通识性世界史著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个领域亦出现不少优秀著作。牛津大学出版社近年来推出的“新牛津世界史”就值得特别关注。近年来，世界史逐渐从“帝国”“民族国家”或“西方中心”的框架中挣脱出来，走向跨区域、跨学科、比较与互动的视角，以期找出有意义的、全球性的方法来审视人类发展的历史。这是一套创新的丛书，为读者提供了翔实、生动、最新的世界史和人类史，是对“旧”世界史的重大变革。“新世界史”强调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联系和互动，涉及民族、地方和进程。“新世界史”比较多地展现了“全球史”的观念与方法。一方面，从交流互鉴的角度看待世界；另一方面，吸收了不同知识领域对世界史的洞察、理解，从而修正了一些陈规陋见。已经出版的《世界历史上的东南亚》《世界历史上的印度洋》《世界历史上的中亚》等，其文体与体裁大体处于学术与通识之间，吸收最新的前沿成果，因而广受好评，特别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以上几种世界史的类型都是我们这套丛书的选材范围，希望经过不断积累，夯实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基础，亦为大众阅读提供较好的选本。

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过去，更在于为现实提供理解世界的坐标，为未来提供想象的空间。框架为我们打开视野，比较则教会我们尊重差异，拥有宏大的理想则会在奔赴未来的途中产生包容之心。世界为我们提供一种理解自我、他人和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这种联系包含了对差异的欣赏。这正是世界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说:“所有历史都有成为世界史的倾向。社会学理论指出，世界是‘所有环境的环境’，是历史中发生之事及我们对其叙述的终极可能语境。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这种超越地方性的趋势愈加显著。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很少涉及远距离的密集接触，而20世纪的历史则必须直面一个基本事实：全球联系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交织的网络——正如约翰·麦克尼尔与威廉·麦克尼尔所说的‘人类之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重此类网络的集合。”这意味着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概念。从人类起源开始，人类就受到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驱使，为了在日益复杂的人类文明中生存下去而不断扩张。

世界史具有难以界定、不断流动的特质，正因为如此，世界史书写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引人入胜的领域。世界史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将是人类智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一日发生就可以解释，但时代精神一直决定着历史书写的方式。这正是本丛书的出发点与根本关怀所在。众人拾柴火焰高，愿我们一起努力把这套丛书做好。伟大的国家，需要伟大的世界史。

作者 |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出处 | “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微信公众号，2025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