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常用的铂类药物，你真的了解吗？

一文纵览铂类药物发展历程及研究进展！

铂类药物开发于20世纪60年代，自1978年第一代铂类抗肿瘤药物顺铂在美国获批进入至今，铂类新药研究开发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铂类药物因其独特的抗癌机制和广泛的抗癌谱被广泛用于肺癌、膀胱癌、卵巢癌、宫颈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头颈部肿瘤等常见恶性肿瘤的治疗。随着医药学的研究进展，铂类药物的作用机制被更加深入的研究发现。在不久的将来，针对潜在的疗效和耐药性的相关机制，副作用保护以及免疫调节的研究有望进一步应用于临床。

铂类药物大家族都有哪几大类？铂类药物的发现和应用的历程是怎样的？有哪些作用机制？目前研发的新进展都有哪些？下面我们分别进行介绍。

铂类药物大家族的前世今生

■第一代铂类

顺铂又名顺氯氨铂。意大利化学家Michele Peyrone在1844年首次报道了顺铂的合成，但顺铂的生物学活性是在1965年首次被证实的。不久，顺铂的抗肿瘤作用得到证实，并于197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顺铂用于治疗睾丸癌。随后顺铂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作为肺癌、卵巢癌、头颈部肿瘤、胃癌等多种肿瘤的一线治疗药物在临床上广泛应用。铂类化合物随后也成为其他类型癌症化疗方案的主要成分，铂类制剂成为了开发癌症治疗的里程牌。

顺铂的优点是：抗癌活性高，交叉耐药性少，有利用联合用药。但是顺铂的肾毒性较大，易发生恶心呕吐。昂丹司琼的出现减轻了顺铂引起的恶心呕吐，使顺铂在癌症化疗中的地位更加巩固。

图1 顺铂的化学结构

■第二代铂类

卡铂于80年代开发，于1986年在美国上市，结构上以环丁烷二羧酸取代顺铂分子上的两个氯离子，增加了化合物的水溶性，其水溶性是顺铂的16倍，与顺铂具有交叉耐药性。

卡铂的优点是：除造血系统毒性外，其他毒副作用均低于顺铂，疗效和顺铂相似。因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迅速被市场认可。

图2 卡铂的化学结构

奈达铂于1995年6月在日本首次获准上市。奈达铂对头颈部肿瘤、食管癌的有效率均优于顺铂。奈达铂结构上以乙醇酸取代顺铂分子上的两个氯离子，在水中的溶解度大约是顺铂的10倍，且改变了药物在肾脏的分布，其肾毒性和胃肠道副反应较顺铂有所降低。其剂量限制性毒性为骨髓抑制所致血小板减少，对顺铂耐药者使用奈达铂仍有效。

图3 奈达铂的化学结构

■第三代铂类

奥沙利铂于2002年获得美国FDA批准。奥沙利铂保持了顺铂的顺式结构，引入疏水性二氨基环己烷配体，阻止了修复蛋白与DNA的结合，因此奥沙利铂成为第一个抵抗肿瘤细胞耐药性的铂类药物。

奥沙利铂对胃肠道、肝、肾和骨髓的毒性较顺铂和卡铂明显减轻，耐受性良好。

奥沙利铂是第一个对结肠癌有显著疗效的铂类药物，临床上常与5-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甲酰四氢叶酸钙联合使用。

此外奥沙利铂对非小细胞肺癌、胃癌、胰腺癌、胆管细胞癌、卵巢癌、恶性淋巴瘤、食管癌、肝癌和头颈部肿瘤等也有较好的疗效。

图4 奥沙利铂的化学结构

表1 铂类药物对比

铂类药物是怎样对抗癌症的

铂类抗癌药物属于细胞周期非特异性药物，在早期的铂类药物研究中，DNA被确定为主要的细胞靶点。目前在癌症治疗中流行的三种铂类药物——顺铂、卡铂和奥沙利铂，都通过产生单加合物和DNA交联来损害正常的DNA功能。它们通常被认为与烷基化剂接近。其亲电性导致与DNA分子的亲核残基发生反应，从而介导肿瘤细胞坏死或凋亡。

许多癌症都有缺陷DNA修复，这一特征也导致了继发性耐药。耐药机制是铂类化合物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药物积累、药物流出、阻止药物与其靶点相互作用的因素、消除靶点损伤的途径，以及参与细胞对损伤反应的因素和途径已经在临床前模型中被广泛讨论。

此外，全基因组功能筛选方法揭示了对铂类药物吸收的新发现。大约有一半的顺铂和卡铂可通过广泛表达的体积调节负离子通道（VRAC）进入细胞。因此，这一异质通道可能是一种有用的生物标志物。

另外，以铂为基础的治疗方法在未来可能会通过优化免疫治疗的组合、副作用的管理和纳米传递设备的使用而得到改进。在未来的几年里，铂类药物可能仍然是癌症治疗标准的基石。

图5 铂类药物的作用机理

新开发的多种铂类制剂

DNA损伤反应（DDR）的差异为药物敏感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解释。大多数癌症在进化过程中失去了一个关键的DDR通路。因此，缺乏适当DNA修复的肿瘤细胞会死亡。而身体的正常细胞仍能应对这种损伤。例如：铂类药物引起的DNA交联。

在不同的DDR机制中，同源重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HR)通路尤其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介导了对细胞剧毒的双链断裂的无错误修复。

由于HR缺陷肿瘤对DNA交联剂高度敏感，基于高剂量卡铂的化疗方案能治愈BRCA1或BRCA2相关的转移性乳腺癌。这样的强化治疗方案对年轻人和体质强健的人是合适的，但同时也有争议。

新一代铂化合物可能副作用更少，且有足够的DNA交联活性杀死HR-缺陷肿瘤。

图6 铂类化合物及其制剂

基于作用机制开发的铂类药物，与临床现有的药物不同：包括多核铂剂、单功能衍生制剂和铂类(IV)前药。这些铂类制剂与传统的铂制剂有许多不同。多核铂剂，如三铂，具有一种独特的长效作用机制，与分子产生配位和静电相互作用生成磷酸钳，环状结构。

另一种进一步优化的方法是改善药物输送。使用纳米递送颗粒和纳米配方或肿瘤靶向聚合物。脂质体顺铂配方，如脂铂：将铂基剂封装入脂质体可提高生物利用度，降低毒性。

其他的临床前研究方法旨在改善释放效率、释放剖面和储存稳定性的肿瘤组织靶向脂质体胶囊。例如，膀胱患癌大鼠，聚乙二醇脂质体结构增加了肿瘤对药物的接触时间减少毒性。

铂类家族未来何去何从

对铂类化合物的敏感性或抗性的新机制的发现，为药物研发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并可进一步应用于临床。铂类化合物是相当古老的药物，对其过早下定论是不合理的。

然而，新的临床前和临床观察，特别是关于潜在的疗效和耐药性的临床相关机制，对副作用的保护以及免疫调节作用都正在进行。铂类药物与DNA以外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进一步研究可能揭示新的机制。新的临床前模型已经建立，这可用来保护患者免受顺铂引起的副作用。将化疗（包括基于铂类的治疗）的疗效与微生物联系起来的研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窗口，证据表明细菌通过调节微环境来控制对治疗的反应。对铂类化合物活性分子特征和预期获益患者特征的定义，包括对伴随治疗（抗生素和对微生物群的影响，糖皮质激素等）的了解，将有助于优化基于铂类抗肿瘤治疗。

参考资料：

[1]Rottenberg Sven,Disler Carmen,Perego Paola. The rediscovery of platinum-based cancer therapy.[J]. Nature reviews. Cancer,2021,21(1).

[2]Kelland, L. The resurgence of platinum-based cancer chemotherapy. Nat. Rev. Cancer 7, 573–584 (2007).

时代开启

1949年，FDA批准首款化疗药物氮芥类药物上市，标志着化疗时代的开启。

1998年，FDA批准HER2靶点抗体曲妥珠单抗上市；

2001年，小分子BCR-ABL抑制剂伊马替尼上市，标志着靶向治疗时代的到来。

2013年，CTLA-4抗体Yervoy上市；

2014年，PD-1抗体欧狄沃（Opdivo）的上市，拉开了免疫治疗的大幕。

1、第一代的化疗药物

1943年氮芥被用于治疗淋巴瘤成为近代肿瘤化疗的开端，成为第一个里程碑。

1948年氨甲蝶呤出现，1955年长春花碱类用于临床。

1957年环磷酰胺和氟尿嘧啶用于临床，成为第二个里程牌。

2、第二代的化疗药物

1967年阿霉素出现，1969年顺铂被发现，并于1970年代进入临床，成为第三个里程碑。

3、第三代的化疗药物

1966年依托泊苷出现，1982年紫杉醇进入临床。

吉西他滨、多西他赛、伊利替康、奥沙利铂相继进入临床。

时间轴

中华博医会（1886.10.6）

中华医学会（1915.2.5）；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1965.2.23）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1969.12.11）

中国抗癌协会（1984.4.28）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1997.4.28）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2015.8.21成为一级协会）

中国胸部肿瘤协作组（2007.10）

长三角肺癌协作组（2019.12.22）

时间轴

中国肿瘤学科发展大事记

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同时，建立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

1959年：中国第一个肿瘤内科创立。

1960年：肿瘤新药临床研发工作开始开展。

1962年：中国肿瘤新药研究登上国际肿瘤学大会舞台。

1997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成立。

1998年：国外肿瘤新药开始在中国报批上市。

2005年：北京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成立。

2015年：CSCO成为国家一级学会。

2017年：我国正式加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

创新药物改革

201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在这一年，一扫之前医药领域的沉疴，出台了中国创新药史上最重要的44号文即《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再到2016年新药定义的改变，2017年6月份正式成为ICH成员，短短三年间的药政改革所带来的监管侧的改变，确实为药企创造了良好的研发环境。

1940年后开始出现的细胞毒性化疗药物。1943年耶鲁大学的Gilman将氮芥用于治疗淋巴瘤取得了短暂的疗效。1948年Farber用抗叶酸剂甲氨蝶呤治疗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揭开了现代癌症化疗的序幕。

Science

ScienceThe biological action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the B-Chloroethyl Amines and Sulfides（1946）

JAMA

JAMANitrogen mustard therapy: Use of methylbis(-chloroethyl)amino hydrochloride for Hodgkin's disease, lymphosarcoma, leukemia, and certain allied and miscellaneous disorders（1946）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Temporary remissions in acute leukemia in children produced by folic acid antagonist, 4-aminopteroyl-glutamic acid（1948）

1946年 Gilmanh和Philips尝试用氮芥治疗淋巴瘤，并取得惊人的疗效，被认为是近代肿瘤化疗药物治疗的开端。

Science

ScienceThe biological action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the B-Chloroethyl Amines and Sulfides（1946）

直至1995年，北美肺癌研究小组（LCSG）公布的随机对照试验（LCSG821）的结果显示，与肺叶切除术相比，局部肺切除（肺段切除和楔形切除）患者的复发率增加了三倍，肺癌相关死亡率增加了50%，肺叶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优于亚肺叶，自此确立了肺叶切除术作为早期NSCLC外科治疗的标准术式。

Ann Thorac Surg

Ann Thorac SurgRandomized trial of lobectomy versus limited resection for T1N0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Lung Cancer Study Group（1995）

肿瘤的TNM分期系统最早由法国肿瘤研究所的学者在1943-1952年间提出并完善，在其提出TNM分期系统时曾一度被认为太简单，但自1968年国际抗癌联盟出版了第1版的TNM肿瘤分期至今，肿瘤的TNM分期已经更新至第9版，现仍被广泛使用。

1926年：Barnard首次描述了小细胞肺癌，称之为不寻常的纵隔燕麦细胞肉瘤。

1959年：Azzopardi提供了小细胞肺癌的光学显微镜描述，并将其与其他类型的肺癌区分开来。

1973年：发现小细胞肺癌细胞比其它类型肺癌的恶性细胞更早通过淋巴和血管扩散，这使得外科切除成为次要治疗手段，而放射治疗和化疗成为主要治疗方式。

1980年代：定义了目前使用基于铂的组合化疗方案。多项研究表明，与胸部放疗同时进行的铂类化疗可以提高有限阶段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率，而包含依托泊苷的铂类组合化疗在广泛阶段疾病中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率。

2019年：研究表明，在依托泊苷/铂类（EP）化疗中加入抗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免疫疗法可以提高生存率，部分患者3年后仍存活。

这些时间点的事件标志着小细胞肺癌在诊断、治疗和生物学理解方面的重要进展。从最初的手术切除到化疗和放疗的转变，再到免疫疗法的引入，这些进展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和更好的生存机会。

化疗时代

1995年 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地位确立

BMJ

BMJChemotherap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etaanalysis using updated data on individual patients from 52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s（1995）

2000年 ECOG1594研究显示三代化疗药物提供患者生存期突破6个月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Comparison of four chemotherapy regimens for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2000）

2008年 鳞癌、非鳞癌“分而治之”

J Clin Oncol

J Clin OncolPhase Ⅲ study comparing cisplatin plus gemcitabine with cisplatin plus pemetrexed in chemotherapy-naive patients with advanced-stag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2008）

2013年 “维持治疗”的概念诞生

Lancet Oncol

Lancet OncolMaintenance therapy with pemetrexed plus best supportive care versus placebo plus best supportive care after induction therapy with pemetrexed plus cisplatin for advanced non-squamous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PARAMOUNT): a double-blind, phase 3,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2013）

癌在中国（和它的治疗情形）（吴桓兴，1950）

A preliminary clinical report on the efficacy of N-Formyl sarcolysin in the treatment of some malignant diseases（1964）

北京协和医院于1941年3月14日对1例支气管鳞状细胞癌患者进行了我国第1例左全肺切除术，此次手术拉开了我国肺癌手术学的序幕。

人类吸烟的历史已经有500多年了。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还顺便发现了当地印第安人吸烟。到了16世纪中叶，烟草迅速传遍世界各地。19世纪中期，卷烟出现了。1887年，英国出现了卷烟机，卷烟生产因此飞速发展。

烟草传到中国，大概是在16世纪末的明朝万历年间。最早翻译成“淡巴枯”（tobacco），后来直接改成了烟草。到了明朝崇祯末年，吸烟已经非常普遍了。到了清朝，吸烟更是风靡一时，客人来先敬烟，后敬茶，成了当时的习俗。上世纪20年代，吸烟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到了50年代，吸烟更是风靡全球。

20世纪40年代末，吸烟人数占了美国男性的80%，香烟进入了黄金时代。与此同时，肺癌的发病率暴增。1900年，肺癌在全部癌症中少于1%，1945年已经达到了20%，并且还在持续稳步的上升。但想要把吸烟和肺癌正式挂钩，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并不是所有抽烟者都会患癌，有一部分不吸烟的人也会患上肺癌。更何况同一时期的变量也不只是香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子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空气污染、1918到19的大流感，还有新晋白油路上的扬尘，都被怀疑是导致肺癌的原因。

1950年9月， 多尔和希尔意义深远的《吸烟与肺癌》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而在几个月前，圣·路易斯的温德尔和格雷厄姆已经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

JAMA

圣·路易斯的温德尔和格雷厄姆的研究论文

BMJ

多尔和希尔的研究论文

III期不可切除NSCLC四个阶段

Ⅲ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患者情况多样，回顾Ⅲ期不可切除NSCLC的治疗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为1980年代的单纯放疗，而后基于CALGB 8433进入序贯放化疗时代，RTOG 9410奠定了同步放化疗的基石地位，而后研究者们又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尝试，但疗效改善有限。直至PACIFIC研究的出现，改写了这部分人群治疗格局和生存结局

早期肺癌手术方式的改变

早期肺癌外科治疗的术式演进（1930-1990s）

1933年4月5日，Evarts A. Graham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全肺切除术，向全世界表明充分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拉开了肺癌外科发展的序幕。

受此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肿瘤的大小及位置，全肺切除术一直是肺癌标准手术术式。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即便全肺切除手术的技术日益精进，患者术后出现呼吸衰竭及死亡的风险依然居高不下。

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肺癌手术中更小切除范围的探索一直在持续进行，关于早期外周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最佳术式的争论也在继续——局限性肺切除还是肺叶切除。

1962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数据显示，与全肺切除术相比，肺叶切除患者不仅在生存率上无显著差异，而且还能显著减少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

1972年，Bonfils-Roberts和Clageett等人相继提出肺段切除术作为肺癌妥协性手术的适应证，并首次进行了肺癌的肺段切除手术。

直至1995年，北美肺癌研究小组（LCSG）公布的随机对照试验（LCSG821）的结果显示，与肺叶切除术相比，局部肺切除（肺段切除和楔形切除）患者的复发率增加了三倍，肺癌相关死亡率增加了50%，肺叶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优于亚肺叶，自此确立了肺叶切除术作为早期NSCLC外科治疗的标准术式。

早期肺癌外科治疗的术式变迁（2000s-至今)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影像筛查技术的提高和健康体检意识的增强，包括磨玻璃结节在内的早期肺癌的诊断比例不断提高，这些早期肺癌往往病灶较小，且没有淋巴结转移，越来越多学者逐渐将目光投向切除范围更小的亚肺叶切除术，认为局限性肺叶切除术尤其是肺段切除术用于治疗T1a期NSCLC可以取得与肺叶切除相当的肿瘤学疗效，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肺功能。

随后有大量学者开展了多项关于亚肺叶切除术的研究。如日本Okada教授于2006年开展的三个学术中心回顾性研究，美国的CALGB140503研究，以及日本临床肿瘤研究组先后开展的系列研究（JCOG0802/WJOG4607L等），均提示早期肺癌的亚肺叶切除疗效确切，预后不差于肺叶切除。历经大量回顾性和III期RCT研究后，亚肺叶切除的效果获得了肯定。

中国胸腔镜外科发展阶段

一、萌芽阶段（1992—1994）

1992年11月18日，在美国外科医师Michael Mack的指导下，王俊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成功开展了我国第一例电视胸腔镜手术，标志着中国胸腔镜外科的诞生。

二、成长阶段（1995—2005）

这一时期，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胸腔镜手术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我国胸腔镜手术的技术普及和人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成熟阶段（2006-至今）

电视胸腔镜全面应用于肺癌和食管癌等胸外科核心手术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

使用化学疗法治疗癌症始于20世纪初，是继手术、放疗、内分泌治疗后第四种治疗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计划催生了四个相关药物，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疗效果，推动了肿瘤治疗药物的开发和体系建立。经过50年代的悲观岁月，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联合化疗治疗急性儿童白血病和晚期霍奇金病克服了对药物治疗晚期癌症能力的普遍悲观情绪；以乳腺癌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为代表的研究，使化疗发生革命性变化；应用肿瘤的分子异常来筛选潜在的新药和靶向治疗，加之20世纪末开始的靶向与化疗药物偶联的ADC药物，使肿瘤化疗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Science

ScienceThe biological action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the B-Chloroethyl Amines and Sulfides（1946）

JAMA

JAMANitrogen mustard therapy: Use of methylbis(-chloroethyl)amino hydrochloride for Hodgkin's disease, lymphosarcoma, leukemia, and certain allied and miscellaneous disorders（1946）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Temporary remissions in acute leukemia in children produced by folic acid antagonist, 4-aminopteroyl-glutamic acid（1948）

Nature

NatureFluorinated pyrimidines, a new class of tumour-inhibitory compounds（1957）

JAMA

JAMAEffects of combined drug therapy on metastatic cancer of the testis（1960）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L-Phenylalanine mustard (L-PAM) in the management of primary breast cancer. A report of early findings（1975）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as an adjuvant treatment in operable breast cancer（1976）

N Engl J Med

N Engl J MedAdjuvant cyclophosphamide, methotrexate, and fluorouracil in node-positive breast cancer: the results of 20 years of follow-up（1995）

BMJ

BMJ30 years' follow up of randomised studies of adjuvant CMF in operable breast cancer: cohort study（2005）

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四种肿瘤化疗药物的出现或发展：化学武器芥子气与氮芥、营养学研究与叶酸拮抗剂、抗生素研究与放线菌素D及抗疟原虫研究与6巯基嘌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1955年十年间，人们发现了具有潜在癌症治疗价值的化学制剂。1943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用氮芥（nitrogen mustard）治疗淋巴瘤，揭开了现代化疗治疗癌症的序幕。1947年，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病理学家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用叶酸类似物氨基蝶呤首次缓解了儿童白血病，从而证明了全身治疗的有效性。然而，与放疗一样，化疗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伤害身体的正常组织。50年代初，一组完全不同的药物ACTH和糖皮质激素问世，并在儿童急性白血病中显示出明显疗效。然而，这些早期的药物仅有短暂缓解，几乎无法治愈肿瘤。加之对肿瘤发生和药物作用机制认知的缺乏、药物研发资金的巨大投入超出了制药公司的承受能力。化疗的研发热情随之消退，甚至20世纪50年代对肿瘤化疗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50年代末，5-FU的出现、李敏求对绒癌的治愈希望、尤其是以1955年癌症化疗国家服务中心（CCNSC）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与组织框架的建立与发展，使肿瘤化疗重见曙光。

医学肿瘤学，较其他医学专业，开端更加艰难。这种混乱的主要来源是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的普遍态度，即如果你不能以某种方式去除局部癌症，癌症就是死刑。事实上，这种态度并不奇怪。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除了尽可能让他们感到舒适，并让他们轻松地进入未来世界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然而，这种态度产生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阻碍了寻找新疗法的尝试。即“晚期癌症是无法治愈的；如果无法治愈，为什么还要治疗呢？而且癌症确实是不治之症”。事实上，这种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大有市场。因此，确定信念，并找到全身治疗治愈癌症的证据，否则这个领域不会有任何进展。另一个与之相应的是肿瘤科医生的地位。60年代开始，以国家层面建立的决心、肿瘤科医生的坚持努力、新的药物，尤其是药物联合应用在儿童白血病、淋巴瘤研究出现的曙光，终将“治愈”的理念从概念成为可能。

一些重要的治疗概念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这些包括基因工程和基因治疗，如单克隆抗体技术治疗癌症；多种非特异性生物制剂的临床应用和动物实验为人类肿瘤免疫治疗奠定了科学基础；1988年法国巴黎圣路易斯医院Eliane Gluckman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Hal Broxmeyer合作，成功实施了世界首例脐带血移植，用于治疗范可尼贫血。如今，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已从治疗白血病发展到治疗自闭症、脑损伤及其他免疫系统缺陷等。1982年，美国完成了世界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标志着人工心脏领域的新阶段。

软组织肿瘤可分为12大类和100多种亚型，良性与恶性的发病比例大约为10：1，最常见的恶性软组织肿瘤亚型是脂肪肉瘤、平滑肌肉瘤及未分化多形性肉瘤等。

软组织肉瘤最常见的部位是肢体，约占50%，其次是腹膜后和躯干（40%）、头颈部（10%）。STS分为12大类，50多种亚型。常见的亚型包括脂肪肉瘤（liposarcoma，LPS）、平滑肌肉瘤（leiomyosarcoma，LMS）、未分化多形性肉瘤（undifferentiated pleomorphic sarcoma，UPS）和滑膜肉瘤（synovial sarcoma，SS）等。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是横纹肌肉瘤（rhabdomyosarcoma，RMS）和尤文肉瘤（Ewing sarcoma）等。

世界肿瘤发展史

中国肿瘤发展史

孙燕，管忠震

世界肺癌发展史

中国肺癌发展史

廖美琳

国际临床试验发展史

中国临床试验发展史

癌症治疗前十医院

美国Top10

No1. MD安德森癌症中心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No2.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o3. 妙佑医疗国际 Mayo Clinic

No4.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 UCLA Medical Center

No5.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No6.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宾州长老会医院 Hospitals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enn Presbyterian

No7.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 UCSF Health-UCSF Medical Center

No8. 希望之城国际癌症研究与治疗中心 City of Hope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No9.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Johns Hopkins Hospital

No10.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Cleveland Clinic

新中国成立最早的五所肿瘤医院：
①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954年1月，上海镭锭治疗院划归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定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2000年更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②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即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日坛医院，1963年增设肿瘤研究所，1983 年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国家癌症中心依托单位，国家标志性肿瘤专科医院。
③浙江省肿瘤医院：始建于1963年10月，2019年5月挂牌“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临床医学院”。
④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成立于1964年3月，是全国规模最大、学术力量最雄厚的肿瘤学基地之一。
⑤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1952年金显宅教授在天津市立人民医院建立新中国第一个肿瘤科，1971年成为肿瘤专科医院，1987年定名天津市肿瘤医院。1997年成为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 一、伟业初创（1957—1965） ★

这是中国第一家肿瘤医院从创建到大格局形成的时期。因此，在学科与科室建立发展过程中，属于奠基、首创、领先的工作，以及杰出的学科带头人等表述清楚，确定在中国当代抗癌史上的历史地位。

开院时肿瘤外科、放射科、妇瘤科、病理科、细胞学室、检验科以及后来的肿瘤内科等主力科室分别介绍，其中放射科、内科是重点。

创建肿瘤研究所，担负起全国肿瘤防治的历史重任，研究所工作起点是林县食管癌防治。

★ 二、峥嵘岁月（1966—1976）★

“文革”十年，医院和研究所遭受巨大的破坏，但是已经形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经住了疾风暴雨的考验。在万马齐喑的“文革”时期，一枝独秀大放异彩：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河南林县食管癌、江苏启东肝癌、云南个旧肺癌等地的癌症现场研究成绩斐然。周总理批示新址建院。

★ 三、蓄势待发（1976—1983）★

“文革”结束，进入拨乱反正阶段。院所大力开展整顿，恢复工作秩序，修订规章制度。对青年医师、护士等技术人员进行复训，同时多个学科开始招收研究生；恢复考核和晋升制度；加强外语培训，逐年派人出国学习，开阔眼界缩短距离。与此同时，开始了与发达国家的高级别互访；肿瘤学会、肿瘤杂志相继在院所建立和创刊。这一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构成了蓄势待发之势。

★ 四、龙潭新貌（1983—2000）★

1983年龙潭湖的医院门诊、病房和研究所大楼落成，院所发展空间翻了几番，翌年底开放病床超过500张，员工超过1500人。在临床方面，正式成立头颈、胸部、腹部、泌尿肿瘤外科和ICU等重要科室，被卫生部授予“三级甲等医院”；在科研方面，建立起国家级分子肿瘤学重点实验室。又在山西襄垣县与河北磁县建立子宫癌、食管癌研究现场。此阶段科研成果甚丰，其中食管癌现场防治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

★ 五、乘风破浪（2000—2018）★

新世纪新风貌。院所在规模装备上有较大发展，国家队的地位进一步凸显：肿瘤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细胞生物学、麻醉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的成员单位；建立起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建立癌发生及预防分子机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2011年，国家癌症中心获得批复。新世纪以来，院所共取得若干重大科研成果，其中“食管癌规范化治疗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推广”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近年来，赫捷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詹启敏、林东昕当选工程院院士。2017年医院实现新的跨越，住院综合楼奠基开工。在南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正式运营，实现了“一院两区”的格局。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医院将牢记办院宗旨，不忘初心，乘风破浪，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