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艺术理念的胜利

2025年秋季的上海，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五部精品话剧如同一股清流，悄然浸润这座城市的文艺脉络。

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没有虚张声势的营销炒作，“2025国话·上海演出季”以其沉静而自信的姿态，在演艺大世界核心区域中国大戏院完成了16场近乎全满的演出。其中《北京法源寺》作为一部已演出十年的“老戏”，依然散发着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它早已超越一部话剧的范畴，成为一场持续进行的历史叙事实验。

当年轻人以“细糠”“国宴”等极富互联网特征的词汇称赞这些“国家队”的重磅演出时，他们或许尚未完全意识到，《北京法源寺》所呈现的，远不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剧，而是一次对传统历史叙事的彻底解构与重建。这部由田沁鑫编剧并导演的作品，以北京城南那座千年古刹为舞台，将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剧浓缩于短短数日的寺庙时空内，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叙事美学。

古刹中唤醒历史幽灵，叙事中完成历史祛魅

《北京法源寺》首演于2015年，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剧。舞台上的法源寺不再仅仅是北京城南的那座千年古刹，而成为一个连接古今的异度空间。光绪、慈禧、康有为、谭嗣同，这些历史教科书上的黑白影像，在这里获得了彩色的生命。

该剧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空间观念。戏剧不再遵循线性的时间逻辑，而是通过法源寺这一永恒的空间，将不同时空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交织在一起。历史人物不再是被教科书固化的符号，而是在寺庙这个特殊的场域中，展开了跨越生死的对话。

导演兼编剧田沁鑫将戊戌变法的宏大叙事浓缩于法源寺这一方天地，让不同时空的历史人物在此相遇、对话、碰撞。当光绪皇帝与谭嗣同跨越生死界限进行灵魂对话，当康有为的变法理想在佛寺的钟声中回荡，一切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生命体验。这种叙事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认知方式。

在《北京法源寺》中，历史没有唯一的真相，只有多维度的解读。观众不再是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地思考者。这种参与感，正是该剧历经十年依然能打动观众的关键。

如果说《北京法源寺》是田沁鑫历史剧叙事革命的起点，今年年初来沪上演的新作《苏堤春晓》则沿着这条探索之路又成为新里程碑。两部作品一脉相承，却又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田沁鑫独特的历史剧美学。

《苏堤春晓》以苏轼为主角，延续了《北京法源寺》打破时空界限的叙事方式，在手法上更为大胆纯熟。苏轼的文学创作、政治遭遇与个人情感被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创造出一种诗意的历史体验。田沁鑫的历史剧之所以能持续吸引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关键在于它们提供了传统历史叙事无法给予的东西——历史的参与感。

在这两部作品中，历史不再是封存在玻璃柜中的文物，而是可触摸、可质疑、可对话的活体。这种叙事方式满足了当代观众对历史的探索欲望和独立思考的需求。

今天戏剧演出市场如走马灯般忙碌，却又相对缺乏精品的数量。观众反而更加渴望有深度、有质感的精神食粮。年轻人用“细糠”“国宴”这样的网络词汇来表达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赞赏，本质上是对当前文化市场上大量视觉和精神快餐之作的反拨。

为历史人物“卸妆”的表演艺术家们

在《北京法源寺》的叙事迷宫中，奚美娟的表演如同一盏明灯，指引着观众穿越历史的迷雾。她饰演的慈禧太后能够让观众最快速地感知到该剧的每个人物都不简单，都不再是那个被简单标签化的“顽固派”。

奚美娟的表演美学与《北京法源寺》的整体叙事哲学高度契合。她不着痕迹地游走于不同的情感层次之间，展现了慈禧作为一个身处权力顶峰却内心孤独的老妇人的形象。历经十年的打磨，她的“慈禧”愈发纯熟，每一次登台都能为角色注入新的理解：她在这次演出中处理慈禧与光绪的对手戏时，不仅眼神中有统治者的审慎、长辈的关切，还有那语气里既有不容置疑的威严，又有一闪而过的柔软。

“康有为叛变，图谋于我！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这句台词，笔者2017年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第一次观看此戏时，为奚美娟老师呈现的不怒自威，而感受到话剧演员台词的震慑魅力。今日再看，奚老师将该句处理得更为低沉，情感层次更饱满，那是带着一个母亲为儿子背叛而痛心所发出的愤怒，而她作为统治者的威严和母亲的自尊，又必须极力掩盖这哭腔。这一高难度的处理，将迷雾重重历史里那个神秘的慈禧、将诸多影视剧中妖魔化标签化的慈禧，通通“卸妆”，还原了一个灵魂真实的人。

作为一部厚重的群像戏，其魅力远不止于一人。周杰饰演的光绪帝，精准捕捉了其身为帝王的贵气与身为傀儡的憋闷，在维新理想与残酷现实间的挣扎令人动容。康有为的慷慨激昂、梁启超的少年锐气、袁世凯的奸猾猥琐，正是这群优秀演员彼此成就的集体能量，支撑起了这部戏宏大而精密的叙事架构，让历史的回响变得真切可感。贾一平的谭嗣同、赵寰宇的康有为、吴彼的袁世凯等，均塑造得血肉丰满，共同织就了一幅晚清社会的“众生相”。

正是这群优秀演员彼此成就的集体能量，支撑起了这部戏宏大而精密的叙事架构，让历史的回响变得真切可感。

“国家队”的理性之美在上海绽放

同样是“一票难求”，同样靠作品本身的质量赢得观众，与去年上海国际艺术节北京人艺来沪展演相比，这次国话的上海演出季展现出的是另一番“轰动”。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更为低调、更为理性，也更为自信。

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国家话剧院自身艺术理念的成熟，也体现了上海观众审美能力的提升。他们不需要依靠华丽的宣传和响亮的名头来判断作品价值，而是能够直接与作品的艺术内核进行对话。

国话此次带来的五部作品《北京法源寺》《大宅门》《四世同堂》《鼓楼那些事》《直播开国大典》，此外还有CNT高清展演《苏堤春晓》《青蛇》《抗战中的文艺》等9部作品，几乎都是近年新创或大幅修订的作品，展现了鲜明的当代意识和创新精神。

特别是已演出近十年的《北京法源寺》，经过不断打磨，艺术上更为纯熟；而《苏堤春晓》则代表了历史剧创作的新探索。这种持续创新的艺术态度，恰恰是“国家队”应有的担当。这种“低调理性”的艺术态度，恰恰由《北京法源寺》所代表的叙事精神而呈现出来——不追求表面的轰动效应，而是沉潜于艺术本体的探索与创新。

当市场上的许多戏剧作品还在依赖明星效应和营销噱头时，《北京法源寺》却以其扎实的文本、创新的叙事和精湛的表演，证明了内容本身的强大吸引力。

真正高质量的艺术创作无需过度包装，自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国话此次上海之行的成功，不仅是一场演出的成功，更是一种艺术理念的胜利——坚守话剧作为严肃艺术的形式尊严。

当《北京法源寺》片尾曲《春歌》中的一句“来世仗剑天涯”在上海的夜空下散去，它留下的不仅是一场美学的洗礼，更是一个鲜明的信号：在文化消费日益碎片化的时代，深刻的思考与精湛的艺术，依然是连接不同地域、不同代际观众最坚固的桥梁。这或许正是“国家队”在喧嚣市场中，为我们守护的最珍贵的理性之光。

（程姣姣，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程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