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健林在 2016 年提出 “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赚一个亿” 时,中国房地产正处在高杠杆扩张的狂欢顶点。
8年后,因为被强制执行1.86亿元,不足两个“小目标”,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费(被报道后限高措施很快取消)。
另一个楼市“天花板”巨头万科,因为有大股东深铁集团撑着——为万科累计提供238.8亿元股东借款——虽然没有倒下,但日子难过:上半年的净亏损从去年同期98亿元扩大至119.5亿元,有息负债超过3600亿元。
万达、万科的困境,不只是企业个体的沉浮,更宣告了狂奔二十年的房地产高杠杆时代,正式落幕。
万达对赌失败始末
王健林的遭遇,要从2016年万达商业从港股私有化退市时签下的对赌协议说起:若两年内无法在A股上市,须按8%年化回购300亿元战略投资。结果A股大门紧闭,2018年对赌触发,腾讯、苏宁、融创等340亿元接盘旧债,但条件是再对赌——2023年底前珠海商管必须完成港股IPO,否则再按8%赎回380亿元。
2021—2023年,珠海万达商管四度递表,四次失效。2023年底,上市宣告无果,380亿元赎回义务瞬间到期。太盟投资集团率先发起仲裁并申请股权冻结,苏宁、融创等紧随其后。短短半年,王健林名下累计被冻结股权超80亿元,大连合兴、万达体育、万达电影等核心平台悉数入榜。
对赌失败叠加行业冰封,万达只能“卖卖卖”求生:2024年起,累计出售至少48座万达广场,接盘方多为新华、阳光、太保等险资,交易对价普遍七折以下;
2023年底,把万达电影51%股权转让给儒意投资,失去核心现金流平台;
2024年3月,引入太盟、阿布扎比投资局等600亿元战投,成立新平台“新达盟”,代价是王健林持股从78.8%稀释至40%,丧失绝对控制权。
万达曾宣称“不再搞地产”,要向“轻资产”转型,但商业模式依旧重度依赖租金和资产增值。当购物中心空置率飙升、租金下滑,轻资产故事难以为继。600亿元战投只能暂时“拆弹”,却换不回二级市场通道,也止不住租金收益下滑。两个“小目标”的限高令,不过是冰山一角:截至2025年中期,万达总有息负债仍高达3000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超1200亿元,而账面现金仅600亿元,缺口肉眼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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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高杠杆后遗症
2018年秋天,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首次喊出“活下去”,行业一片哗然。彼时万科净负债率仅30%,被视为稳健典范。但过去十年,万科并未真正降杠杆,而是把负债从表内挪到表外:永续债、合作开发、REITs、保理、商票……“马甲”繁多。2024年,行业销售腰斩,表外负债回流,万科一次性计提减值450亿元,创出A股房企历史最大亏损。
自 2025 年初至 7 月,深铁已六次向万科注入资金,累计提供借款超 218 亿元,利率均低于市场水平,其中多笔借款利率仅 2.34%,较市场利率低 1-1.5 个百分点,每年可为万科节省利息超 10 亿元。
2025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万科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结算面积和收入同比分别下降39.3%和33.7%,直接影响了营收规模:营业收入下降26.23%,销售回款下降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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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时代落幕
过去20年,中国房企共同信仰“三高”。
高周转:拿地后四个月开工、六个月开盘、九个月现金流回正;
高负债:总负债率动辄85%,表外杠杆层出不穷;
高估值:资本市场给销售规模溢价,PE、EV/EBITDA远高于国际同行。
万达的商业地产版本,则是“以售养租”:靠住宅、写字楼高周转销售反哺购物中心重资产。万科2014年就测算出“全国房子已够住”,却仍在2015—2017年加杠杆冲规模,本质也是路径依赖。
2020年“三道红线”出台,2021年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预售资金全额监管、拿地金额不得超过销售额40%……政策组合拳击碎高周转链条。2022年起,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连跌三年,2025年预计仅9亿平方米,回到2010年水平。
2022年全国人口首次负增长,2023、2024年连续减少;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超96%,人均居住面积42平方米,需求天花板显现。房价“只涨不跌”神话破灭后,居民端提前还贷、房企端“负债最小化”成为理性选择,与1990年代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路径惊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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