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封面新闻记者 王一理 刘可欣
9月27日上午，以“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5三星堆论坛在四川德阳举行。论坛期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七项三星堆遗址多学科研究最新成果，进一步明确祭祀坑埋藏年代为商代晚期，首次发布青铜器铸造中独特的“芯骨—条形芯撑”技术，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了有力实证。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马永超 会场报告照片
当天下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马永超以三星堆遗址为依据，论述了成都平原先秦稻作形态演变及其本地化适应。此外，马永超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作为长期致力于长江流域先秦社会复杂化进程、农业化过程研究的学者，他从农作物形态演变出发，将目光聚焦于背后的经济发展。
独具特色的三星堆稻作模式
“我们主要是通过三星堆遗址真武宫地点以往其他遗址的一些植物考古的分析开展了比较研究，揭示成都平原在先秦时空下的生业经济变化，这项研究也凸显出三星堆时期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特殊性。”
马永超表示，三星堆文化时期所依赖的经济模式或者稻作农业形态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集约化的湿地农业，就像史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样。”在他看来，三星堆先民通过对水稻品种、田间管理、耕作制度等方面的改造，形成了一套独具成都平原特色的“三星堆稻作模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稻扇型植硅体
诚然，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这片土地并不缺少水资源，但对于治水能力有限的史前古蜀先民而言，如遇水患则是一场巨大的考验。因此，在古河道纵横之下，水患与水利却是并存的。
而三星堆辉煌的青铜文明又必然需要强大的农业经济作为支撑。“正因为掌握了水利技术，那么对于水田的开发是非常有利的，以至于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形成了一种集约化的湿地农业。”马永超告诉记者，这种湿地能够在单位面积内有较高的产量，“如果供养同样的人口，湿地稻作农业所需要的耕地的面积是旱地稻作农业的1/4，它的高产就代表了能在单位很有限的面积里面供养出更多的人口。”他说。
“但是这种高度集约化的湿地调度能力体系的源头，并不在我们成都平原，而是在我们今天湖南、湖北和江浙一带，也就是所谓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至于中间有一段比较长空间的间隔，马永超称，虽然当下没有足够多的证据能够完全解释，但当中文化的交流至少能从如今青铜器的斑驳光影中窥见一二。
研究人员工作照
惊艳时光的古蜀智慧
三星堆遗址商代早期的古蜀先民确立了以集约化湿地稻作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形态，由此支撑的高密度人口为三星堆文明迅速崛起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与动力。而今，马永超在研究中也多次被古蜀先民的智慧所惊艳。“我觉得古蜀人民是非常聪明的。”
相对于长江中下游而言，虽然蜀地发展稻作农业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古蜀先民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偏好，做出本地化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新石器时代晚期时，他们就会找偏高的地方居住、种地，当时人和人之间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古蜀先民过着一种非常悠然自得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靠天吃饭”。”
“到了青铜时代早期，随着大量人口聚集在三星堆遗址周围，聪明的古蜀先民马上意识到原有的耕作模式不足以支撑那么多人生活，不能够支撑文化的延续，所以很快做出调整，大规模建造水利、开辟水田，发展集约化的湿地稻作农业，这也使得古蜀文明很快恢复元气，而且还更上一个台阶。”
采访中，马永超特别提到了湿地稻作农业的延续。“从两汉之际开始，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常常把水田做成陶质模型用于陪葬，从这些水田冥器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的田块有大有小，有的排列整齐，有的毫无规律，甚至能做出梯田。梯田的出现说明，古代先民已经可以因地制宜开辟水田，甚至引水上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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