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先生讲：北大（历史系）是重质量，不重数量

本文转自“明清史研究”，原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作者李喜所，题作“郑先生对我学术研究的潜移默化”。

我虽然不是郑先生的研究生，也没有完整、系统地听过郑先生的课，但是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却深受过郑先生的影响。这种无意识的潜移默化，有时比有目的的灌输，更顺理成章，更存之久远。大师的难以估量的魅力，往往也在这里。

1970年，在“文革”仍然继续着的岁月里，我被留在历史系任教。郑先生刚刚被容许到我们的中国史组学习。虽说郑先生在前几年吃尽了苦头，但精神很好，和我们每个人都谈笑风生，组里的所有人都对他怀着由衷的敬意。那时，除了学习“革命道理”,就是讨论所谓的“教育改革”,想搞点业务，是要冒风险的。然而，谁都难以想到，郑先生已经在对一些有兴趣的历史问题暗暗收集资料了。1971年，因钓鱼岛问题，报上发表的政治性文章很多，但多带有大批判性质。组里的几位有见识的先生就建议我写一篇史料丰富、论述周详、说服力强的论文，以驳斥日本一些人的谬论。这使我非常为难。一则不知如何查找资料；二来也没写过真正的学术论文，不晓得从何处下笔。郑先生很了解我这时的心情，一方面将他一年来收集的几十篇有关钓鱼岛的资料，包括从《参考消息》剪下来的好多小文章，都提供给我；一方面教我如何利用工具书去查找资料，找到资料后如何分类、如何使用。短短的半个月，明清以来关于钓鱼岛的一大批资料都找到了。在开始写作时，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郑先生给我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至今记忆犹新。论文写出后，郑先生又指导我修改。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在郑先生的教诲下这样写出来的。由此，我才初步知道写论文的简单程序。这篇论文由于资料翔实、说服力强，反映非常好，许多单位请我去作报告。每次作报告回来，郑先生总是对我点头微笑。这微笑至今历历在目，它包含着长辈对晚辈的殷切希望和真诚的信任。

为了提高我们近代史教师对基本史料的把握能力，在李义佐和陈振江老师的请求下，郑先生又给我们讲近代史料学，每周两次。可是，“革命”的冲击，郑先生的课时讲时停，仅仅支持了不到一学期就停了。郑先生讲史料学旁征博引，融会贯通，有时一句话要讲一节课。魏源的《海国图志》序，不到一千字，郑先生讲了三个半天。让你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国内外的研究信息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同时有研究方法。回想起来，我们听课的时间虽然总共不到30个学时，但收获巨大。特别是对我来讲，初步奠定了晚清史料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线索，终身受益。

1975年冬，我们北方6所院校合编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在北京师范学院定稿，特邀请郑先生到北京帮我们终审一遍。我照顾郑先生的饮食起居，又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郑先生审稿，每看完一部分，总会在另一张纸上写下很多问题，让我查对。于是我几乎每天跑图书馆，核对史料。有时为一小段引文，好几天都找不到出处，真是急死人。查到后来，我特别烦，真不想干了。可是郑先生仍然坚持要查对。这样足足干了一个月，的确查出了不少错误。同时，我也收获颇丰，尤其对史料的严肃性有了较深的认识。每天下午，陪郑先生散步时，郑先生还告诉我何为“孤证”、何为“伪证”,如何辨伪、如何考证。这些教导，在我后来的史学研究中，都派上了用场。审稿结束后，一个星期天，郑先生问我想不想去北大看看，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迎着冬日的阳光，来到了北大。一进北大校园，郑先生显得十分兴奋，给我介绍北大的许多景点。接着，拜访了五六位他昔日的好友，最后到了邓广铭先生家里。当时，“文革”的余波还在，他们讲话特别谨慎，似乎只要能见到面就万幸了。从北大出来，郑先生显得心情有点沉重。不过，很快就过去了。我猜想，可能是旧地重游，往事、今事涌上心头，引发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在中关村的一家很干净的小饭馆里，郑先生请我吃饭。我借机问郑先生，北大老师最大的优点在什么地方?郑先生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说，一是他们基础厚，不轻易写文章，一旦发表论文，多是高质量。北大是重质量，不重数量。如果功底不厚，老师是不让写论文的。他讲他有一次上黄侃先生的课，黄先生对一位随意发表论文的学生给予严厉的批评，理由是这位学生还没有打好深厚的根基，劝戒他不要急于写论文。二是北大的老师各具特色，都有自己独到的拿手的地方。我想用今天的时髦话讲，就是各具学术个性。听了郑先生的话，我暗暗想，郑先生不愧是当年北大的秘书长，评论起北大来真是入木三分。我本想用秘书长来恭维郑先生几句，但灵机一动，又没敢说出口。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当过北大秘书长不是光荣，而是污点。回到北京师院后，我总觉得郑先生讲的北大老师的厚积薄发很有道理，又好像是针对我们这一代人讲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根基是太薄了。这也可能是当今总是在那里呼唤大师，但总是千呼万唤出不来的一个原因吧。

1981年，武汉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有幸和郑先生同车前往。在驶往南方的列车上，郑先生常和我聊天。事过境迁，好多话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谈到对这次论文的总体观感时，郑先生说，下了很大功夫，写的也不错，不过理论上还要多努力。到了武汉，我们住在当年中央开武昌会议的东湖宾馆，郑先生则住在宾馆内当年中央前几号首长住过的梅岭。会议的第三天晚上，湖北的领导要请郑先生吃饭，郑先生让俞辛焯先生和我作陪。我是头一次参加这样高级的宴会，而且来的人除了湖北的大人物外，还有胡绳、刘大年、李新等大名家，我举手投足中难免战战兢兢。郑先生则一一向客人介绍了俞先生和我。在那种场合，吃是吃不饱的，我只是认真听他们说话。当胡绳等人恭敬地问郑先生这次会议的论文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时，郑先生集中谈了理论和方法要加强。他们都极为赞赏。李新和刘大年先生还特别讲，“四人帮”刚倒，学术理论和方法上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和更新，郑先生的话无疑给史学界提出了努力的方向。此时，我想到郑先生在火车上讲的那番话，才觉得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从武汉回来后，我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学习要比以前重视多了。但遗憾的是，此后我再没有机会向郑先生请教了。因为这时的郑先生恢复了以前的一切职务，而且比“文革”前的名气更大了，也更忙了。我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了。

20多年过去了。再历史地理性地回想一下我所聆听到的郑先生这些关于学术研究的箴言，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生倡导的是准确的史料，最新的理论，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