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她，你才真的读懂了爱尔兰｜一曲被上帝扼住咽喉吟唱的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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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再多一点感情的吧，绅士先生，我在心里央求他。”（p.139）

对于那些痴迷于智识和哲思的当代都市读者来说，埃德纳·奥布莱恩的《乡下女孩》可能显得有些平淡。很多人会把它归类为现代文明早期呼唤女性觉醒、萌发反抗意识的初声，但这样显然会流于笼统的概括，而忽视了读者最应该关注的奥布莱恩所呈现出来的爱尔兰岛上独特而诡谲的凯尔特精神内核与情感脉动。

这虽然是一个女性出走/成长的故事，但是倘若用当下的女性主义视角而忽视了爱尔兰特殊的文化语境则更容易使对其的“认识”囿于愤怒和压抑的情绪陷阱，而忽视了爱尔兰文化背后牧神与天主教所构筑的精神底色与其二元对立引发的漩涡对20世纪爱尔兰人的精神塑造。

如果更进一步，读者能将其放在爱尔兰的文学语境中，就会发现奥布莱恩能够与乔伊斯、叶芝等作家产生强烈的映照关系，从而给予我们在世界文学史中极为重要但实则少见的20世纪“爱尔兰女性”的侧写，甚至像如今处在世界文坛“前沿”的科尔姆·托宾以及更为年轻一些的萨莉·鲁尼，尤其是后者，其笔下都传承着这一母题与书写使命。

对于爱尔兰文学史并不熟悉的读者大概可以如此理解20世纪爱尔兰作家的一个重要母题，既怀念一个在精神和肉体上正逐步消亡，源于自然又备受压抑的爱尔兰。而更吊诡的是，诸如乔伊斯、贝克特都是试图以一种更灵性，又或是诗意的极端对立面（更细碎日常方式）去革新陈旧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学，而其源头都来自于厌弃他们，或者被他们厌弃的与他们同时代的具象的爱尔兰。

由此一个现实、实体的爱尔兰与一个精神源头、被这些作家回忆、怀恋和想象的爱尔兰被分离出来，与此同时也互相龃龉和影响。

“你长大了会当修女吗？”妈妈问我。她愿意让我当修女，当修女比结婚好。干什么都比结婚好，这是她的观点（p.97）。

在《乡下女孩》中目前所呈现的“早早离开”的母亲角色给予了读者一个爱尔兰乡村女性出路的表象。而在以两个乡村少女的成长经历为叙事核心的故事中，读者可以清晰的发现，凯特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条不符合彼时社会道德框架的路：与绅士先生的爱情生活。注意，这有别于婚姻。

在离开令人窒息的修道院后，凯特显然更沉浸于浪漫的追寻，而芭芭则迫切地陷于世故之中，执着于更具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的情感寄托。

不同于”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埃莱娜与莱拉这种能基于精神共识而互相依恋、嫉妒以及折磨的女性友谊呈现，芭芭与凯特则更像是生于同一片自然土壤下节奏截然不同的旋律。

“可是，我们要的是年轻男人。我们要浪漫，要爱情，要这种东西……在我的想象中，那应该是雨中的傍晚，我站在路灯下，发丝狂乱地散落下来，双唇做好准备等待这一个奇迹之吻，一个吻。一个吻就够了”（p.212)

有趣的是凯特最后依恋的绅士先生并不是一个年轻人，相反原来的农场帮工希基反倒是个相对年轻人。如果冒着误读的风险，我们不妨可以将绅士先生视为与现实的家庭（在彼时通常是充满暴力）有一定距离的美好、富饶且广袤（胸襟宽广恰与暴躁对立）的乡村想象。他比纯粹到粗野的自然代表（希基）更温柔，比长筒袜厂商哈利（这样的肮脏富裕且臃肿的都市想象）则显然更富诗意。

相比于乔伊斯笔下更具都市气息的都柏林式的爱尔兰。奥布莱恩的想象则是更具自然意味的爱尔兰西部乡村。

小说中反复出现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草地、小径、河流与风吹过田野的低语。这些元素不仅是环境背景，而是带有某种隐秘的象征意味，甚至连这种观察本身都带着深深的精神印记。在基督教化之前，爱尔兰有着浓厚的自然崇拜传统，树林与泉水常被视作神灵的栖居地。奥布莱恩笔下少女们的青春欲望，正与这一自然语境相呼应：它是不可抑制的生长，是一种牧神式的狂喜，如果放在宗教语境下，文本无时无刻不彰显着带着古老异教文化的余音。

凯特与芭芭的悸动与幻想，仿佛是对牧神笛声的无意识回应。她们向往亲密、渴望身体的接触，既是个体的青春体验，也是自然本能的回声。在小说的叙事里，显然自然不再是纯粹的田园风光，而是抵抗宗教禁欲体系的潜在力量，代表一种生机勃发、自由流动的生命冲动。

“她还有胸，修道院里别的女孩可不敢有这东西”（p.105）。

“对你来说当然不太糟糕，又奖了塑像，又会巴结修女“（p.145）。

与自然相对立的，是无处不在的宗教控制。小说展现了天主教在乡村社会中的渗透：从家庭伦理到学校教育，从母亲的训诫到牧师的布道，欲望总是与罪孽相连，身体总是与羞耻捆绑。少女们尚未真正体验过爱情，却已被“忏悔”“克制”“服从”这样的隐形话语反复塑形。

不过如果单纯认识到彼此的对抗实则狭隘。因为独特的历史因素，天主教同样也是爱尔兰人生成其民族身份，有别于其出格的“新教邻居”的民族身份印记。青春期的觉醒在宗教话语中被诠释为堕落，渴望与爱恋在社会评价中被等同于耻辱。可读者不应该忽视这样一点，在宗教性质的寓所下获得庇护和知识同样也是一条成长路径。

由此，我们除了意识到奥布莱恩所写的因此承受双重压迫的女性（一方面，她们是自然生命力最直接的承载者；另一方面，她们又是宗教话语最严格的对象）之外，同样也要留意到，其与民族身份不可分割的精神链接和可能的成长通路。

这种矛盾性同样体现在凯特、芭芭与她们充满暴力但是又藕断丝连的父亲关系上：在遭受虐待而远离的同时，她们又不得不将其视作精神原乡的一部分，正如久经囹圄而深陷皮肉最深处的情感镣铐。

由此，奥布莱恩笔下的爱尔兰既是牧神吹奏牧笛的绿野，又是神出于庇佑之名布设的囚笼，而她的这部小说恰如一首被神扼住喉咙而吟唱出来的牧歌。这显然也与奥布莱恩在小说中所捕捉到的细节，包括细小物件的观察是一一对应的，毕竟被神扼住喉咙的情形下，牧歌神韵总是碎散在日常的细节之中。

这也使得奥布莱恩对于爱尔兰以及爱尔兰人的描摹与叶芝、乔伊斯的相比，除了有着深层次的共通之处，同样也有着极为罕见的特殊性、独立性以及超越性。

作者：栩

编校：阿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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