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中国人对自然之物的偏爱，早在先秦便有迹可循。《诗经》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虽写玉的雕琢，却藏着对“天地之材”的敬畏。
秦汉时，贵族案头摆着天然奇石，庭院里立着未经修饰的木柱，以自然本真为美，悄悄融入生活。
到了魏晋，文人将这份偏爱推向极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宅边的五棵柳树成了精神象征。王羲之与友人在兰亭“曲水流觞”，以自然山石为席、流水为酒器，连雅集都成了与天地对话的仪式。这时候的自然之物，不再只是摆件，更成了文人风骨的注脚。
唐宋是自然文房的“黄金时代”。文人开始把自然之美搬进案头：白居易爱竹，窗前种竹数竿，连笔搁都选天然竹节。苏轼尤爱奇石，案头“雪浪石”纹理如江涛，他写诗赞其“天工不见雷斧痕”。米芾更是“石痴”，见太湖石便下拜呼“石兄”，砚台也选天然石坯。也就是这时，树桩笔筒、鹅卵石水盂、树根笔架等自然文房，成了案头常客。
明清时，自然文房更趋精致却守着初心：文人选带瘤疤的紫檀做笔筒，用水冲玛瑙做镇纸，不追求繁复花纹，却让文房在如今拍卖市场上抢手——清代黄杨木树桩笔筒、明代太湖石笔搁，皆因这份“不施粉黛”高价成交。
就像我们视频里那方树桩笔筒：未经雕琢的皮壳裂着时光纹路，岁月磨出的玻璃质光浆温润透亮，树疤都是天然印记。它曾是古人案头的文房器物，如今更成了最鲜活的物证——证明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与偏爱，早已刻进千年时光里，藏在每一处与天地共生的纹理中。
记者 / 王龑君
编辑 / 孙冲
视频 / 成子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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