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明？到底有不有标准？

从更深的层面上说，文明的本质也正体现为一种能更好地促进了人类的文化创造。

而其生长的又是几条相互交织的、纠缠不清的“根”，如经济的基础、政治的制度、伦理的传承等，尤其是人类对知识、艺术与精神世界的不懈的追求，都是其生长的重要的“土壤”。

而当这片动荡的前所未有的黑夜渐渐被一丝光明的曙色所所覆盖，人们的恐惧也逐渐被希望的曙光所所遮掩的那一刻，人的好奇心、创造的愿望便重新苏醒起来，从而往往正是文明的开始萌发的契机。

文明并非凭空而来，它的生长受诸多条件滋养，也可能被它们限制。

唯有地质的背景才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最初的、也是最为广阔的舞台。伴随冰河时期的周期性间歇阶段的到来，许多文明也就此诞生了，它们虽然能在冰川的暂时的消融中得以喘息，但却又要为再度的席卷而来的冰川的威胁所所不安地度日。

由此不难看出，洪水的肆虐与冰砾的滥觞，均能轻易地将初生的聚落一一摧毁，将人类的生存空间无奈地压缩到极其狭小的范围内。

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地在大自然的面前筑起一座座的城池和高楼大厦，仍然可能在一夜之间都被地震的无情之手抹平，终究还是让我们对大自然的无比的深深的尊敬和恐惧。

不仅如此，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也将会对其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酷热的天气又加上四处都有的肆虐的寄生生物的消耗，使得人们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去打理生活所需的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且还要为无数的寄生生物的消耗而白白的贡献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力，自然就难以将精力从此转移到更高的文化建设的层面上去，才使得热带地区的文化就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达到高度的文明的程度。

在如今的饱经沧桑、生死交迫的日子里，生存的艰辛与繁衍的不易几乎成为了一切人的共同的日常之苦，使得原本就相对淡泊的艺术与哲思更显得奢侈了。

然而，同为生命的滋润者——雨水的所赐，却使得人类的文明经常走向了极不均的两极：在某一片沃土的滋润下，可能孕育出一座座繁荣的城邦；而在另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却可能将曾经的辉煌，任其干涸成一片废墟，如古代的尼尼微和巴比伦所经历的那样。

但另一方面，地处偏僻的某些地区却因其所拥有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如肥沃的土壤、纵横的水道、优良的港湾等，更因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如古代的雅典、迦太基，或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与威尼斯等的特殊的文化地理环境的作用，也就更易接受到文明的滋养，从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

但比地理更能推动文明的是经济条件。即便一个民族拥有成熟的礼法、伦理，甚至某种技艺传统——如美洲原住民——但如果始终停留在狩猎阶段，便很难跨入文明的门槛。

以阿拉伯的贝都因人为例，他们勇敢、聪慧、高贵，却因始终漂泊、粮食无保障，而无法发展出持久的艺术、礼仪与城市文化。真正让文明扎根的，是农业。

农耕让人定居，为未来做计划，储粮备荒，从而获得反思与创造的时间。房屋、庙宇、学校随之出现；工具、牲畜、生产技术得以改进；寿命延长，伦理与传统也借此代代相传。所以说，文化启发了农耕，而文明催生了城市。

城市，既是礼仪与习俗沉淀之地，也是思想交流、商贸往来、艺术与科学萌发的中心。在这里，不同的头脑相互碰撞，激发前所未有的创造。文明在乡野播种，却在城市中绽放花朵。

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并不为某一特定种族所独有。它可能出现在任何一片大陆、任何肤色的人群中——无论是古埃及、中国、印度，还是巴比伦、意大利、英国，抑或是秘鲁与尤卡坦。并非伟大的种族创造文明，而是伟大的文明塑造了民族。

地理与经济催生出某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反过来模塑了人的类型。不是英国人创造了大不列颠文明，而是不列颠文明塑造了“英国人”。一个英国人即使身处遥远的异域，仍保持着文明礼仪，这不是因为他重建了文明，而是因为他早已被某种文化传统所浸润。

如果物质条件相似，不同民族也可能走向相近的文明之路，就像日本在十九至二十世纪重演了英国的工业历程。种族与文明的关联，更多体现在血缘交融与文化同化之中，最终逐渐形成具有共同特质的民族。

然而，所有这些地质、地理、生物或经济条件，都只是文明诞生的前提，而非文明本身。真正使文明成形、延续的，还有一些更为微妙的文化与心理因素。哪怕社会曾陷入混乱——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与罗马——也需某种政治秩序作为支撑。

人们不能终日生活在被迫“缴税或死亡”的恐惧中。语言作为心智沟通的媒介，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道德也需存在某种共识，即便有人违背，也知道何为准则。

这种道德往往通过家庭、教会与教育场所传递，引导人走向秩序、方向与信念。某种共同的信仰——不论是宗教还是乌托邦理想——也为伦理注入了崇高感，使短暂的生命被赋予意义。

最后，文明的延续离不开教育。无论是通过模仿、传授，还是借助父母、师长或神职人员，语言与知识、伦理与技艺、艺术与传统，都必须传递给新的一代。这正是人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桥梁。

一旦这些条件中任何一项开始瓦解，文明就可能走向衰亡。剧烈的地质变迁或气候转型、一场失控的瘟疫——如安东尼时期的罗马大瘟疫，或中世纪末的黑死病——都可带来致命打击。

农业因过度开发而退化，都会因依赖外部粮食而陷入危机，燃料与资源走向枯竭，商路改道而使某地边缘化……这些物质基础的动摇，都足以倾覆文明的大厦。

但也存在着文明的“内亡”，即由内部的腐朽逐渐使其走向衰落，如都市生活的日益加剧的外部压力与传统的价值观的逐渐的崩解等，必将使之陷入精神的迷茫与道德的沦丧；纵欲、享乐主义的思想的蔓延，必将削弱了整个民族的活力；由愚昧无知的领导与狭隘的门第观念等一系列的社会的不良的因素的阻碍了人才的流动；又由财富的极端的聚集引起了阶级的对抗与革命的动荡，最终必将导致了财政的崩溃与社会的分裂等一系列的危害。

唯有通过每一代人的不懈的珍惜、传承与不断的更新才能使文明的根基更加深厚、更加的辉煌。但一旦这一道循环的过程被某种外力所打断，文明的生存便将面临着最大的危机，甚至可能随之而消失。

但最终使人与兽大不相同的，却还是那一套关于“教育”——也就是文明的传承技艺的无形的枷锁。

而文明的真正生命力，就体现在一个民族能不能将自己的历史经历、精神追求、道德情感等无数的灵魂深处的东西通过自己的创造，化之为物，赋之以时间的延续，使之成为一道穿越了千年的长河般的精神的汪洋，成为一个民族的永恒的灵魂。

采用对历代的家族、文字以及各种文化的制度的积累所形成的精神财富的传承和滋养手段，才使其能将其传之千古。

唯有我们这一代人，最为光荣的使命就是在我们临走之时，将这一份我们所珍视的遗产一一收集、守护、并把它传给后来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