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含女量100%的字典，到底在说啥？

她、娘、妇、娇、婉、媚、娴、嫖、㜟、娖、嫐、媇……《汉语大字典》中，以“女”为部首的汉字，共收录955个。

有些字过于日常，以至于我们对其中隐藏的歧视习以为常；另一些字生僻到连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却在语言的河流里留下了充满力量的注脚。

2022年，在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上，视觉传达设计-东方视觉工作室的王洋洋和两名同学“从她开始”，将这些女字旁汉字编纂为一部“含女量”100%的新字典；继而“从她说起”，追溯了中国近代史上八个领域的女性故事，汇集成八张专题报纸。

自此，王洋洋的生活便与这955个汉字紧密相连。毕业后，她启动了“从女也”项目，将《她》艺术展带向更多城市；她还与《时尚芭莎》合作，为九位不同行业的女性创造全新的女字旁汉字。最近，她的著作《女字旁》正式出版。

每个女字旁汉字的背后，都有一段迷人、复杂，甚至带着暴力的历史。通过重新解读这些汉字，王洋洋不断追问：“她”是谁？“她”从何处来？又是谁，在历史的深处书写并定义了“她”？

厌女的汉字，就像一根刺

《女字旁》的诞生，源于王洋洋与两位同学的毕业设计。

起初，三人组以“转世花木兰”为题，梳理了各个朝代花木兰文本的演变。他们发现，每个朝代对花木兰故事的表述有所不同，而这些改写，无一例外，都基于男性视角。例如，宋朝理学盛行，花木兰文本更强调“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用以突出女性的隐忍与守节。

但当他们想把浩如烟海的文本转化为具体的视觉语言时，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直到有一天，王洋洋在图书馆偶然翻阅《汉语大字典》，注意到“女”部的汉字，大多带有“柔弱”“顺从”的释义。汉字中是否也存在某种性别偏见？灵光一闪间，她决定以女字旁汉字为视觉载体，原本飘渺的概念，突然有了坚实的根基。

三人组将汉字中居于不同位置的女字旁提取出来，形成后来“从女也”主视觉海报上大大小小、错落有致的“女”字。居左和居右的，形态上较为细长；位于底部的，则较为扁平。“就像现实中的女性，或高或矮、或胖或瘦，形态、处境、身份更不相同。”王洋洋说。

王洋洋在“从女也”主视觉海报前进行讲解。（图/受访者提供）

他们又迅速统计了《汉语大字典》中995个以“女”为部首的汉字，其中褒义字占30.8%、贬义字占18.6%、中性字占19.16%、专有名词占26.77%、其他则占4.49%。

出乎王洋洋意料的是，这些字中，带有贬义色彩的实际上不足两成，远不如她印象中多。“可为什么我们更容易记住那些负面意义的字？”她认为，这些字词就像语言里的小刺，藏在日常生活的角落中，“虽然不大，但碰一下就会让人觉得难受”。

而占三成的褒义字，对女性来说也并非全然是赞美。例如“婉”“媚”“娴”等，在传统语境里常被用来称赞女性。可如果女性只能活在如此单一的期待之下，实则是一种看似温柔的桎梏。

有一些原本寓意美好的字，则在语言的流变中逐渐被遮蔽。考据过程中，王洋洋时不时会惊叹：“原来这个字是这个意思！”譬如，她第一次发现，“嫖”的本义是“勇健轻捷”，唐代诗人李元纮就曾写下“征马噪金珂，嫖姚向北河”这样的诗句。

与大部分夸赞女性外在仪态之美的女字旁汉字不同，“嫖”罕见地展现了力量与气概。可惜，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只知道它的负面意思。

带着种种思考，王洋洋在毕设现场放置了一块大型触摸屏，邀请参观者点击屏幕，将自己认为表达赞美的字向上移，将表达偏见的字往下拽。

随着点击量的变化，文字在屏幕上放大、缩小，一个字可能刚刚被推到最高处，几分钟后又被拉下来。变化最明显的当属“媛”字，它的位置忽上忽下，由此，王洋洋发现，“很多时候，汉字的褒贬之意只有一线之隔”。

王洋洋记得，那阵子网上流传着“某某媛”的说法。据《说文解字》，“媛”是对“美好女性”的雅称，如今却被恶意曲解，用来嘲讽特定女性群体——穿瑜伽裤玩飞盘的是“飞盘媛”、在寺庙拍照的是“佛媛”、住院时化妆的是“病媛”。

语言本身并不厌女。语言学家缪丽尔·舒尔茨（Muriel Schulz）在回顾语言的使用历史时观察到，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后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贬损，一段时间之后就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

而试图收复这些被污名化的字词，主动重新定，再利用它们的内涵，建立更加平等的语言体系，注定是一场艰难而漫长的跋涉。

女字新说

“女有推倒大山之力”——这是《女字旁》一书对“妇”字的全新解读。

这个想法最初来自三人毕设小组中唯一的男生。繁体的“婦”，右边是一个“帚”字，代表“持帚洒扫”，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形象。而简体的“妇”，右边的“彐”是“帚”的简化形式，在视觉上像一座倾覆的大山，让人想起张桂梅、邓迎香、殷玉珍这些女性，她们在命运重山中劈山前行、以身移山。

像这样的“女字新说”，《女字旁》里还有60多处。在图书装帧上，王洋洋特意选择了传统的“筒子折”这一夹层结构。从书页边缘的虚线撕开，就能看到内层所隐藏的“新叙事”。

于是，“娇”不只是“柔嫩美丽”，而被赋予了新的想象：女性可以乔木般高大壮硕，自在坚定，野蛮生长。“婵”也恢复了“女力士”的本意：女性拥有独立的思想和行动，不再是依赖他人的角色。“姓”则意味着血缘的纽带，是母系社会的烙印，见证生命的传承与接力。

越来越多女性开始用“英雌”代替“英雄”。（图/受访者提供）

生于2000年的王洋洋，有一个比她小6岁的妹妹。她回忆道：“父母对我们的爱，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没有缺失过。但他们的思想比较传统，尤其是我爸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没能生个儿子。”

“洋洋”这个名字是父母在她出生后翻字典选的，希望她长大后能“洋气”一些。按照他们的设想，如果二胎生儿子，就取名为“王博洋”。可妹妹的到来，让这份期待落了空。妹妹小时候性格淘气，家里人会开玩笑说，怕是老天把性别弄错了。

从小到大，姐妹俩几乎从不正式谈论这个话题，但王洋洋能感觉到这份错位的期待对妹妹的影响。作为长姐，王洋洋在内心也一直跟那个并不存在的弟弟较劲：儿子到底有什么好？她时常想，儿子能做的，女儿照样也能做。

《女字旁》新书特展上的女字旁汉字新解。（图/受访者提供）

毕业后，王洋洋和男友一起创业，开了一间设计工作室。她之前就不解，为什么总默认男性是“老板”，而非得称呼女性为“老板娘”。有一次，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老板”，男朋友是“老板郎”。没想到，男友觉得无所谓，反倒是她爸爸强烈反对，说“这可不行”，让王洋洋哭笑不得。

如今回看，选择“她”作为毕设主题，就像从小埋在王洋洋心底的一颗种子发了芽，让她终于有机会通过创作“释放一下”。

这份表达，也让姐妹间无声的默契有了回响。2023年，《她》艺术展第一次在校外落地，虽然只有28平方米的一面墙，却得到了满满的共鸣。展览结束后，王洋洋将观众的每一份留言都保存了下来。有人写下这样一句话：“你的降临不是父母为了生下男孩的意外，而是上帝觉得世界拥有你会变得更美好。”她立刻拍下来，发给妹妹。

《她》艺术展上，观众的留言。（图/受访者提供）

她的故事，从她说起

王洋洋最喜欢的女字旁汉字，毫无疑问，是“她”。“她”是一切的起点，也是“从女也”项目的核心所在。

《说文解字》中，常用“从女”来标注女字旁的字形结构，比如对“嫣”的解释：“从女，焉声。”

从字形上看，“从女也”就是“从她”——“三从”的旧道德已被抛弃，现代女性应更多地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从女也”还能进一步拆解为“人人女也”，意味着“这个作品里面的所有故事、所有内容都是围绕女性展开的”。

从“她”说起，从“她”开始。王洋洋说，近代以前，中文语境里一直没有区分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文言文用“之”，白话文刚兴起时则统一用“他”。直到中国开始接触西方语言，如何翻译英语中的“she”成了难题。“该妇”“他女”“伊”等多种表达相继出现，却始终未能统一。

《女字旁》新书特展上展示的众多女字旁汉字。（图/受访者提供）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教授刘半农提出，用“她”来专指女性，并写下了传诵一时的白话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在那个社会求变、思潮澎湃的年代，“她”成了追求男女平等的象征符号。1921年，“她”字的使用频率已经超越“伊”，茅盾、冰心、郑振铎等知名作家也纷纷在作品中使用这一说法，“她”作为女性第三人称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她”字的诞生有着曲折而多彩的过去，而在百年后的今天，“她”的存在与意义，依然面临新的挑战。

王洋洋记得，《女字旁》的出版信息一经发布，后台就收到了不少质疑。“更多的是直接辱骂，说要抵制这本书，好像我们讨论女性议题就是想挑起性别对立。”

面对一些更为中肯的讨论——比如“女字新说”是不是一种“过度解读”，王洋洋也在不断反思。筹备展览、创作《女字旁》的过程中，她一次次地确认，文字的魅力不止于字典的权威解释，也在于联想与生成。汉字的生命力，正在于它能在传统框架之外生长出新的观看方式。语言不仅仅属于学者，更属于每一个使用它、感受它的普通人。

“对语言中的性别偏见进行观察和分析，也是一种‘文化体检’。”王洋洋说，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极其必要。

首场展览那天，有人用黑色记号笔在橙色的字典封面写了一个大大的“他”字。不过，等到王洋洋发现时，又有人用锐利的笔锋，重重地把“他”的单人旁改成了女字旁。在收复语言的路上，她已不再孤独。

《她》艺术展现场，一对母女在参观。（图/受访者提供）

作者 | 里里

编辑 | 桃子酱

题图 | 《她》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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