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石柱：槐树下的岁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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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老家宅后的那户刘姓人家总是门庭若市。他们家的男主人老刘在县里的供销社上班，在七十年代末的乡村，这可是一份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那时候物资匮乏，供销社几乎垄断了农村的商品供应，大人小孩都喜欢逛供销社，因为日常所需的柴米油盐、针头线脑乃至化肥农药，都得凭票证到供销社购买。老刘作为供销社的职工，掌握着紧俏物资的分配权，自然成了乡亲们争相巴结的对象。

从我记事起，无论多晚，东边胡同里总传来乡亲们去老刘家走访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刘哥，我家娃快找对象了，回来帮我想法弄点新布料。”“快种麦子了，我要两袋化肥，钱先放您这儿，可别忘了。”……这样的央求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老刘总是笑眯眯地应承，谁家婚丧嫁娶需要烟酒糖茶，谁想托他买块手表、自行车票，他都尽量帮忙。久而久之，老刘在村里的地位水涨船高。大到红白喜事的主持，小到邻里纠纷的调解，总少不了请他出头露面，可谓风光无限。

1979年，老刘到了退休年龄，他的独子小刘“顶班”进了供销社。这在当时的村里引起不小的轰动——“龙生龙，凤生凤”，老刘家的好福气延续到了下一代。

母亲一边在院里洗衣服，一边对父亲感慨：“咱家七个孩子，啥时候柱子（我的小名）上学有出息了，也能去供销社上班，那多有面子！”父亲停下手中修理农具的活计，若有所思地说：“话是这么说，可谁知道以后会咋样？人家不都说花无百日红么！”母亲白了他一眼：“你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上个月还多亏小刘给咱家买了袋化肥呢！反正小柱以后能进供销社我就满足了……”这番对话飘进屋里，正捧着课本的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父亲和母亲，到底谁说得对呢？

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似乎印证了母亲的想法。小刘接班后，依然是乡亲们追捧的对象。我家门前有棵三百多年树龄的老槐树，树冠如伞，是村里最热闹的公共场合。每到傍晚下班时分，总有三三两两的乡亲早早聚在槐树下，翘首等待小刘骑车归来。远处土路上传来“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人群便一阵骚动：“听，是小刘下班回来了！”果然，小刘骑着那辆二八式自行车出现在村口，后座上往往还绑着几个鼓鼓囊囊的化肥袋。人们一拥而上，递烟的递烟，寒暄的寒暄，就像迎接凯旋的英雄。没等小刘停稳车，王大爷抢先一步：“大侄子，我托你买的那两包尿素……”张婶也挤上来说：“小同志，上次说的的确良布料，有信儿了吗？”小刘跳下车子，笑着一一回应：“王大爷您放心，我跟主任说好了，明天就给您留两袋化肥。”“张婶，布票我还在跑，下周应该能批下来。”人群中发出一片欣慰的叹息，有人递上旱烟卷非要塞给小刘抽，他百般推辞不过，便点上抽了两口，烟雾中露出腼腆的笑。槐树下的这一幕，几乎天天上演，成为我童年记忆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199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县里当了一名乡村教师。父亲得知消息时，高兴得直拍大腿：“咱高家也出了个教书先生！”在他眼里，教师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天地君亲师”，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道理。然而母亲却满脸的不高兴，私下里直抹眼泪。我心里明白，她不是不满意我的工作，而是打心底里还惦记着她的“供销社梦”。

那时候，乡村教师的待遇确实清苦。我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不到90块钱，即便如此，我还是特意省出50元给母亲买了一台小台式电风扇。当我把风扇拿回家时，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可那笑容里多少带着几分酸涩——在她看来，儿子放着“吃香的”供销社工作不找，偏要去当“穷教书的”，实在有些想不开。

事实也印证了母亲的担忧。九十年代初，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远不如从前。记得我第一次回村时，几个乡亲围过来关切地问：“小柱在城里干啥工作呀？”当我回答“在乡下当老师”时，他们的眼神里明显闪过一丝失望，有人甚至脱口而出：“当老师啊？那工资不高吧？”语气里带着几分同情。我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还……还行”。从那以后，我尽量减少回村的次数，实在要回去也挑村里人少的时候。我怕乡亲们问起我的工作和收入，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更怕面对他们那种“老师穷酸”的眼神。

与此同时，时代的大潮正悄然改变着乡村。这些变化，小刘比谁都感受得真切。1996年的一天，我骑车路过县城北郊的陇海铁路道口，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小刘！他穿着朴素的工装，正走进一家铝制品厂的大门。我心头一震：“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供销社的铁饭碗没了？”后来回老家一问，才知道小刘所在的基层供销社进行改革，他和许多同事一起下岗分流，经人介绍到这家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这个消息在村里也不胫而走，大家议论纷纷：“没想到小刘这么年轻就下岗了，真是世事难料啊！”

再见到小刘时，是在我家门前的老槐树下。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他蹲在树底下抽着闷烟，神情落寞。我走过去打了声招呼，他抬头看见是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是你啊……回来了？”我在他身旁坐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沉默了片刻，小刘开口了：“谁能想到变化这么快呢？好好一个铁饭碗，说没就没了……”话语里满是无奈和惆怅。我安慰他道：“现在改革开放，机会多的是，你还年轻，说不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呢。”他苦笑着摇摇头：“唉，我文化不高，除了在供销社那点业务，别的啥也不会。这把年纪去工厂当工人，每月拿那点死工资，哪能跟以前比啊……”说罢，他狠狠吸了口烟。

老刘家的院子，也早已没了昔日的喧嚣。曾经每晚挤满乡亲的院子，时常大门紧闭。偶尔有邻居路过，也只是匆匆瞥一眼那扇门，摇摇头叹口气。这一变化，正如父亲当年那句“花无百日红”的预言，令人不胜唏嘘。

与老刘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教育行业的境遇却慢慢有了起色。教师待遇逐步提高。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对教师的看法在改变。我回村时，乡亲们不再只关心我挣多少钱，而是问：“小柱老师，我家娃明年上初中，您给指点指点该准备啥？”“我家那小子调皮，您帮我劝劝他好好读书。”我明显感觉到，大家眼神里多了几分尊重。

母亲的态度也转变了。她逢人便说：“我家小柱当老师，一个月挣得比我当年想的还多，而且受人尊敬！”言语间满是自豪。这让我想起她当年对供销社的执念，不禁有些好笑。时代真是变了，曾经被她视为“没出息”的教师职业，如今倒成了“香饽饽”。村里不少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考师范当老师，觉得这工作稳定体面。

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从当年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教师。而小刘也到了退休的年纪，听说他后来从铝制品厂下岗后，自己在镇上开了家小杂货店，日子过得不温不火。

老家门前的那棵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默默见证着岁月的轮回。站在老槐树下，我常常会想起父亲当年的那句话：“花无百日红。”这句话里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任何事物都有兴衰起伏，没有永远不变的辉煌。供销社的兴衰如此，教师地位的变化亦如此。唯有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学习进步，个人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或许是老槐树给我们这代人上的最深刻的一课。

夕阳的余晖洒在老槐树的枝桠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传来放学的孩子们的嬉闹声，那是村里新建的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我欣慰地笑了。

老槐树默默无语，只是随风摆动着枝叶，仿佛在诉说一个永恒的真理：岁月流转，万物皆变，唯有人间的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简介：高石柱，笔名索水笔翁，河南省荥阳人，退休教师。爱好文学，笔耕不辍，近年屡有拙作发表在《郑州文学》《大河文学》《中原作家》《今日作家》《郑州日报》《当代乡土作家》等刊物及《学习强国》、新华法治网、雷锋志愿服务宣传网、中国都市报都市报道、荥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及荥阳融媒体等网络平台。